许知远：梁启超他始终在我的头脑里面，我有空就会去面对他
梁启超正盯着我看，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衬衫僵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这该是他 30 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距离许知远在电脑上打下关于梁启超的第一段话，已经过去十年整。随着这套书从最初的三卷本扩充为五卷，许知远仍在拍摄《十三邀》、录制播客“游荡集”的间隙对抗逐渐消散的雄心，坚持这项“业余者的尝试”。
时间行至梁启超的三十岁。维新失败，他不得不开启流亡海外、为变革筹措资金的一段岁月。期间，他的思想也因为新的经验发生着各种变化。个中因果，需要大量的史料铺陈，许知远在梳理过程中，也完成了第一卷的修订。以更流畅的行文勾勒作为青年变革者的梁启超，在登台之初时代的轮廓。
作为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的开篇，这本《梁启超·维新》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
2019年的采访中，许知远说，选择梁启超发端于一种朦胧的直觉力和亲切感。
“刚开始可能雄心勃勃，有很多憧憬，想通过梁启超这个人去反映时代的一种变化。我读过大量西方传记，他们将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众多风云人物、事件结合，像一部史诗，因此我也想通过这部书树立某种中文传记书写的方式和视角。”
相处十年，随着与梁启超越来越“亲近”，他反而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当下感，尤其是梁启超也需要面对一个极速变化着的时代，需要应对新技术和旧传统。而以他为代表，很多孤立的个体需要找寻同道，都可以对此刻我们的生活产生相当直接的鼓舞作用。
“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像一个手工匠人一样去雕刻那个时代与其中个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历史从未消失，它永远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
修订比想象的更折磨人。
我犹记完成第一卷时的欣喜，它不仅是对梁启超最初岁月的叙述，还试图还原一个时代的色彩、声音与情绪，理解一个士大夫群体的希望与挫败。
重读时，我汗颜不止，意识到自己的雄心与能力间的失衡。我太想把一个时代装入书中，以至于人物常被淹没，还引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向，似乎个人只是时代精神的映射，其内在动机、独特性反而模糊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试图描绘一个思想者，却对其思想脉络了解不足。若不能分析学术风气、八股训练对于个人心灵的禁锢，怎能展现出冲破它的勇气与畅快！
我也对权力与学术间的纠缠缺少洞察，不管古文今文还是汉学宋学之争(1)，皆与权力合法性直接相关，它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之一。
对于官僚机制的运转，我也缺乏确切感受。这个体制看似严密却充满漏洞。一个小小的、万木草堂(2)式的组织，就能迸发出如此力量，掀起滔天巨浪。
前排左起:梁启超、胡庸、吴嘉瑞
后排左起:汪康年、孙宝瑄、宋恕
最右者:谭嗣同
“六人或盘腿或坐椅，双手加膝或交叠，或许是尚不习惯面对镜头，他们的表情都木讷、惘然，丝毫看不出酒桌上的热烈与兴奋。只有谭嗣同合掌而立，比他人更富姿态感，似乎有本能的镜头意识。”
意识到弊端，并不意味着能修正。我似乎能看到八年前自己的莽撞，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很多时刻，全凭直觉来应对繁多材料，建立起某种生硬逻辑。偶尔，你也会惊异于这种直觉的准确性。
事实上，梁启超正是直觉型的思想者。他以二十三岁之龄出任《时务报》主笔，从孔子改制到明治维新，从春秋大义到福尔摩斯(3），无所不谈，笔触甚至比他的思考更快。他依赖即兴与直觉，头脑中的理念或许庞芜、凌乱，笔下却铿锵有力。他也受惠于上海的印刷革命，它重组了知识体系，催生出新的共同话语，这个年轻的主笔脱颖而出。
这一卷覆盖了梁启超最初的二十五年，从1873年出生于华南的茶坑村，到1898年卷入百日维新。在很大程度上，他以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宣传者的面貌出现。这段时间，他的个人资料并不充分，也因此其时代背景，尤其是康有为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我记得自己对于康有为的摇摆心理。他从一个大名鼎鼎的变法者，似乎变为一个盲目自大者、一个厚颜无耻的自我推销者、一个权力迷恋者，甚至毁掉变法的躁进者。但逐渐地，敬意又重新生出。面对一个恐惧与麻木蔓延的体制，他汇聚了一群维新同仁，带来一股新风，当舞台出现时，他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上。他对青年人的魅力更令人赞叹，他将万木草堂塑造为一台学术生产与政治影响力的机器，学生们聚聚散散，却始终以某种方式联结。这种力量还将延续到海外，造就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商业、文化网络。
这群广东师徒也胆大妄为。他们并非日后宣称的渐进的维新一派，只要时机适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孙文结成同盟，推翻清政府统治。也因此，当维新受挫，围园锢后的计划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版的叙述更为流畅，我尽量将古文白话化，删减了一些烦冗的引用，但一个缺陷仍旧显著。1888 年第一次上清帝书以来，康有为在十年间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从《公羊春秋》到议会民主(4），杂糅又充满大胆的想象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的思想不过是这套理论的阐述与延伸。但如何清晰、生动地描述这套理论，我尚未找到更恰当的笔触。
这一卷的修订，常伴随着威士忌与查克·贝利(5）的歌声，后者常被视作摇滚乐的开创者之一，一首Roll over Beethoven尤得我心。我猜，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如彼时思想界的摇滚乐，带来巨大的感官震撼。查克·贝利令贝多芬翻滚起来，康有为则让孔子摇摆，变为他的变法思想的支持者。万木草堂就像一支乐队，在这一卷中，倘康有为是艺术总监、词曲作者，梁启超就正逐渐获得主唱的角色。
2024年11月11日
内容编辑：左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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