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灵兽，具有祥瑞与避邪的寓意，可治水患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宴会既是盛大的社交活动，也是彰显家族荣耀和地位的重要场合。
夜幕降临，一座府邸内灯火通明，屋里摆放着一排排精致的桌案，每张桌案下都铺着华美的席子。在这个时代，没有椅凳之类的高足坐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
随着宾客来临，宴会厅内逐渐热闹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步入宴会厅，并由小辈引至主位。长者缓缓坐于精心铺陈的席子上，膝盖微微弯曲，臀部轻触脚跟，这种庄重的坐姿被称为“跽坐”，是当时的一种礼仪。一名机灵的小辈立马上前，双手恭敬地呈上一件精美的凭几，长者接过凭几将其放置在身侧，然后轻轻地将手臂和肘部倚靠在上面。凭几的设计巧妙，不仅提供了支撑，还体现出一种尊贵和优雅的舒适感。
凭几又称“几”，是古代人们席地而坐时常用的家具。它的起源与跪坐的礼仪密切相关，人们为了缓解久坐的疲劳，便创造了这种可以倚靠的家具。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战国时期的朱绘黑漆凭几，其主体材质是木头，通体以黑漆为底，装饰有朱漆花纹，造型古朴典雅，线条优美流畅。春秋战国时期，精致的艺术审美在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显得愈加突出。常见家居陈设及用具也朝着优雅奢华、精雕细刻的风格发展，就连用来压平席子的小小席镇，也制作得精美无比。
凭几既是实用家具，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春秋战国时期，凭几的材质和装饰往往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密切相关，例如玉质的凭几一般专供君王使用。
凭几还是敬老文化的象征。当长者准备入座之时，年少者需恭敬地手持凭几，以供长者倚靠，此举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长幼尊卑的严格礼仪；对于那些年满七十、告老还乡的大夫，朝廷往往会赐予凭几，以此作为对他们功成身退、荣归故里的崇高敬意与祝福。这种习俗在汉代以后依旧盛行，成为中国古代敬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以后，受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高足坐具逐渐兴盛起来。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凭几也就随之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与其有关的文化一直传承至今，例如我们常说的“席位”“上席”等词，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有趣的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在部分亚洲国家依然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传统。例如，在日本，跪坐的习惯便被保留了下来，形成了独特的榻榻米文化；韩国同样也保留了这种古老的习俗，这在韩国的传统礼仪教育中尤为明显。
时至今日，当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或椅子上，享受着现代家具带来的便利时，也不妨回望历史，从那些古老的家具与习俗中，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
犀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灵兽，具有祥瑞与避邪的寓意，可治水患，因此在许多地方都有“石犀镇水”的古老习俗。
这件西汉时期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便采用了犀牛造型。整体来看，它体态敦实、气质浑厚，给人一种不可撼动的力量。再看细部，四蹄粗壮有力，双眼炯炯有神，仿佛顷刻间会原地加速、奔腾而去。它那发达的骨骼肌肉上布满了如流云般的“错金银”细密花纹，这些花纹如同犀牛厚重外皮上的毫毛和褶皱一般，既突出了犀皮的粗糙厚重，又有很强的装饰性。
“错金银”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器装饰工艺，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工匠先将金、银锻制成丝或片，再镶嵌在金属表面预留的凹槽内，随后用错石错平、磨光，形成文字或纹饰，从而产生一种线条更鲜明、艺术形象更生动的效果。
遥想当时，工匠将金、银丝镶嵌在犀牛健美的身躯上，形成精致的云纹肌理，加之金、银、铜三者交相辉映，更增添了这件犀牛尊的华美质感。
除了华贵的纹饰，它的设计结构更是充满了巧思。作为古代的盛酒器，背部的“背囊”其实是它的盖子。仔细查看，你会发现在犀牛嘴中还隐藏着一节短短的流管。试想一下，在古代的一场宴会上，轻轻提起犀尊的尾部，美酒便沿着流管缓缓流出，像是山涧流淌的一条清澈的小溪，为宴会增添了几分雅致与乐趣。
这件汉代犀牛尊如此栩栩如生，不禁令人慨叹和遐想：如果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匠人没有见过自然界中真实的犀牛，他们又怎会塑造出形象如此逼真的犀尊的呢？
犀牛是热带、亚热带动物，也曾在这片古老的东亚大陆上自由奔跑过，只是后来逐渐消失了。商周以前，这片土地的气温比现代要高，降水也更为丰沛，因而适宜犀牛生存。古籍中提及今天的豫南、鄂中地区，有一片叫作云梦泽的湿地，生活着大量的犀牛和麋鹿等野生动物。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珠江、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也曾发现犀牛的骨骼化石和遗迹。有人推测，西汉时铸造青铜犀尊的匠人曾在长安附近的皇家林苑中见到过南方地区进贡的犀牛，所以能够将它做得如此传神！然而后来气候渐趋寒冷干燥，导致适宜犀牛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犀牛也就慢慢消失了。
除了气候因素，人们对犀牛的垂青也造成了它的绝迹。远古时期，犀牛曾是先民的食物来源之一。犀牛角也一度成为君王重要的赏赐物。春秋战国之际征战频繁，人们曾将厚重的犀牛皮做成犀甲保护军士。“犀甲”一时成为各国武士艳羡的装备。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描述楚国军队的战争场面时曾说：“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再加上犀牛繁殖率低，难以人工驯养，导致关中地区的犀牛遭遇生存危机，在西汉晚期前后，便已消失殆尽，实在是令人惋惜。
文明有脉动，万物有灵犀。如今，这只惟妙惟肖的青铜“犀牛”，静静伫立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悄然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它的存在，更是唤起了今人对于生态文明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
在法国凡尔赛宫，有一座举世闻名的“镜厅”，墙壁上镶嵌的483块镜片组成了17面巨大的镜子，将大厅映照得金碧辉煌。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在此之前也曾有镜子的“盛宴”。
唐高宗时期，掌管皇家工艺制造和宫廷建筑事务的官员裴匪舒为皇帝建造了一座“镜殿”，四壁挂满铜镜，金光闪闪。落成之时，唐高宗带大臣刘仁轨去视察，刘仁轨看了看被吓得快步走出，还对高宗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也不能有两个君王。刚才看到四面墙上有好多个天子，简直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一语惊醒众人，高宗即刻下令，撤去铜镜，以免不祥。
唐代以铜镜装饰建筑，也会利用其背面丰富的纹饰。比如，文宗开成年间，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就曾悬挂着不计其数的“宝装之镜”，镜背饰以螺钿、玉石、珠宝等，展现了唐代工匠的卓越技艺。
玉石和珠宝大家都不陌生，那“螺钿”是什么呢？
螺钿是将贝类动物的壳加工成各种造型，镶嵌在器物表面上的薄片装饰。这种工艺在我国很早就有，在唐代格外盛行，这面花鸟人物螺钿青铜镜便是一件杰作，通过将南海的夜光贝切割、打磨、雕刻成相应图像，组成文人雅士在山林间宴饮奏乐的画面。其中植物的花心部位原本镶嵌的是来自云南的琥珀，螺钿片之间的空隙里残留着的碧蓝色的矿石碎粉，是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虽历经千年岁月，但这面铜镜昔日的华美仍可想见。
螺钿器物不仅风靡唐朝，还随遣唐使漂洋过海，去往日本。如今，日本奈良正仓院仍然收藏着平螺钿背八角镜、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等多件唐代螺钿器物，工艺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与螺钿镜并驾齐驱的还有金银平脱镜，它是唐代特种工艺镜的另一代表。这种工艺需要先将金银锤打成薄片并切割成各种图案，再用胶或漆将这些图案粘贴在器物表面，然后加几层漆覆盖住金银花纹，最后细细打磨，让金银花纹显露出来，与漆面平齐，这就是“平脱”。
唐代特种工艺镜的繁荣，实则反映了镜子在当时社会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唐代，镜子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被赋予了多重内涵：它是民间传说中驱邪避凶的“照妖镜”，也是“破镜重圆”幸福美满的见证者；它还是“千秋节”寄托君臣上下同心美好愿望的赠礼，更是自我审视与反省的象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千古名言，便是唐太宗将忠心耿耿的大臣魏征比作一面镜子时，所抒发的感慨。
琳琅满目的唐代铜镜，映照过唐人的容颜，见证过唐人的悲欢，历经千年流传至今，依然映射出那个时代的灿烂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