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同意的假面

“我挺喜欢女儿，为了她的利益，我不愿意续娶，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账房；这样，我就弄了一处俗语所说的小公馆，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简直是天仙似的美人儿，老实说，我爱她爱得魂都没有了。所以，太太，我把乡下的姨母接出来，跟小媳妇儿一块住，监督她，使她在这个……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安分守己。小乖乖很有音乐天才，我替她请了教师，给她受教育。(总得有点事儿给她解解闷啊。)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恩人，兼带……推开天窗说亮话，情人；做了件好事，得了个情妇，不是一举两得吗?”

当巴尔扎克在《贝姨》中写下克勒凡这段令人齿冷的自白，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笔下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虚伪与贪婪，在近两百年后，还以另一种形式在法国社会上演。2020年，法国当代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出版了自传体纪实作品《同意》（《三联生活周刊对作者的采访》）。这本书没有刻意雕琢的小说情节，通篇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创伤复盘：十四岁正值青春期、对文学满怀赤诚与憧憬的瓦内莎，结识了彼时年逾五十、在法国文坛坐拥极高声望的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此后数年里，她被这位文坛前辈步步引诱、精神操控、全方位裹挟，深陷一段完全失衡的亲密关系中，直至成年后剥离滤镜，才彻底认清这段关系里，所谓的灵魂相知不过是精英阶层对未成年人的强权掠夺，所谓的禁忌爱恋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肆意剥削。这部毫无修饰的纪实作品，撕开了法国文化精英圈层的虚伪遮羞布，彻底打破了法国社会延续百年的沉默。

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贝姨》中15岁的女工，还是《同意》中14岁的瓦内莎，核心问题在于整个社会如何定性这种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会用文化话术为剥削遮羞，法律是否敢于直面权力差的本质，而非纠结于“自愿”的假象。

在《贝姨》文首引用语的下一页，克勒凡以攀比的口吻，将与未成年少女的关系视作上流社会的谈资：

“你那个老妖精的丈夫照顾珍妮·卡迪讷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根据书中描写，法国资产阶级将包养年轻底层女性视作彰显财富与地位的“风雅之举”，介于婚姻与公开卖淫之间的“小公馆”，成为金钱与权力合法交易未成年女性身体与自由的灰色场域。这些文字带着巴尔扎克的艺术夸张，同时也是19世纪法国社会肌理的真实裸露——彼时的法国，在未成年人性保护层面，呈现出法律空白、文化纵容与阶级合谋的三重溃败。直到1832年，法国才首次将性同意年龄划定为11岁，1863年提升至13岁，2021年，将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判断年龄定为15岁。这样的法律底线放在现代社会难以想象，却在当时被法国社会主流坦然接受。核心原因在于，法国社会从未将这种成年人利用阶级、财富优势对未成年人的掌控，视作需要严惩的罪恶，反而用“恩情”“宠爱”的话术，将其美化成一种“双赢”的关系，这是法国最核心的病灶，也是它与其他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法国社会这种扭曲的逻辑并未随着19世纪的落幕而消散，反而在“自由”“浪漫”“文艺”的包装下，延续了近两百年，从《贝姨》里的克勒凡一类的上流社会男性，到《同意》中的男作家马茨内夫，180年间共享着同一套权力剥削的底层逻辑。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鸿沟，他将自己塑造成女孩的供养者、教育者与掌控者，用“父亲、恩人、情人”的三重身份，消解剥削的罪恶，把占有粉饰成恩赐，甚至堂而皇之地将这种关系称作“一举两得”；而马茨内夫在两人文化权威与年龄阅历悬殊的基础上，凭借文坛精英的文化声望与社会话语权，对十四岁的瓦内莎以“文学启蒙”“灵魂知己”的名义，将这场权力碾压包装成超越世俗的禁忌爱恋，甚至在作品中公开炫耀这段关系，将自己塑造成“拯救少女灵魂”的大师。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两人都获得了所属圈层的默许甚至纵容。法国社会长久以来将极端个人自由奉为圭臬，却刻意回避了一个核心事实：未成年人根本不具备完全自主选择的能力，所谓的“自愿”，不过是权力压迫下的被动顺从。从19世纪到21世纪，法国的性同意年龄从11岁上调至15岁，始终没有触及核心——法律长期以来的核心依旧是“是否存在暴力胁迫”，而非“未成年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同意能力”，这意味着，只要强者能将关系包装成“你情我愿”，就难以被定罪。这种法律设计，加之“自由”“浪漫”的文化叙事，成为了最华丽的遮羞布，让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剥削在法国社会公开地、体面地延续了近两百年。即便2021年法国正式确立“15岁以下无有效同意”的原则（法国通过立法将与15岁以下儿童发生性行为定为强奸，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也难以彻底根除这种根植于文化深处的扭曲认知——毕竟，这种将剥削美化成浪漫的话术，已经在法国社会渗透了太久。

文化层面的扭曲与纵容，也体现在两部作品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上——巴尔扎克创作《贝姨》的19世纪中期，他的作品被法国社会奉为经典、广为追捧。没有人因书中的包养情节而质疑社会的道德底线，更没有人因此呼吁法律与文化的变革。而近两百年后，瓦内莎的《同意》一经出版，便在法国掀起轩然大波。这部直白控诉权力剥削的自传体作品，让法国社会不得不直面自己延续百年的顽疾——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对精英的包庇、法律的滞后，开始质疑“浪漫”话术背后的罪恶，这场舆论风暴最终推动了2021年法国性同意法律的改革。鲜明对比的背后，是法国社会历经近两百年的缓慢觉醒，更是人们对“权力剥削”认知的深刻转变：只是这份觉醒，来得太过迟缓。

放眼世界文学与文明发展史，这种将成年强者对未成年者的权力占有，包装成深情守护、风雅情事的叙事，不是法国独有。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的日本平安时代，距今已有千年之久，创作年代远早于《贝姨》。《源氏物语》书中主人公光源氏18岁时偶遇紫姬，女孩不过10岁，尚且是懵懂无知、心智未开的幼童，光源氏顺势将其带回身边亲自教养，按照自身的喜好打磨她的性情、规训她的言行，将她彻底塑造成完全贴合自己心意的伴侣，当紫姬年满14岁，光源氏终于将这位养女变成了自己的情人。这一转变在《源氏物语》中的描写颇具深意："虽觉她尚显稚嫩，但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便在某夜趁其不备成就了好事。"这段被后世日式美学反复渲染、奉为旷世深情的情节，内核与克勒凡圈养15岁女工、马茨内夫操控14岁瓦内莎毫无二致，皆是成年强者利用绝对优势，对无反抗能力、无自主选择权的幼童，进行全方位的掌控、规训与私欲掠夺。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推崇温婉内敛的物哀美学，用细腻柔婉的文字彻底消解了权力剥削的残酷性。千年之前的日本平安朝、十九世纪的法国巴黎、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坛，时空跨度极大、文化语境迥异，却上演着同一场权力对弱者的掠夺。这种罪恶也就不单单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是权力失衡下的普世顽疾。

回到《贝姨》与《同意》这两部作品，一种跨越百年的呼应是权力无底线掠夺的写照——只要存在成年与未成年、有钱与没钱、有名与无名的权力差，只要社会愿意为强者的恶行开脱，这种罪恶就会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以不同的面貌重演。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为权力剥削辩护的文化话术以及为强者开脱的社会默许：权力对弱势者的威胁是永恒的，必须摒弃美化罪恶的文化叙事，筑牢绝不妥协的法律底线，打破精英阶层的特权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