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写西读”之《同时》

苏珊•桑塔格与中国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大约只在于两个事实，一是她的父母上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的北方从事皮草生意，二是被常年错看成《城市画报》副总编辑桑格格的化身而引起惊诧。除此之外，出于对“小众精英知识分子”的追求，以及出版商的蛊惑，桑塔格的著作，比如《恩主》、《反对阐释》、《疾病与隐喻》等，在国内“知识分子们”的书架上落灰的几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而很多摄影爱好者跑去书店买了《论摄影》之后，才不无失望地发现，这本书讲的并不是直接的构图、色彩和PS，作为“工具书”来讲，写得相当失败。

但以现实的经验看，一个被大多数人不了解（至少在国内是如此）的知识分子，反而更有利于其保持住纯粹性，“被过度阐释”和“明星化”（桑塔格如果在中国，会忍不住上《百家讲坛》吗？），是摧毁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好方法，简直比用棒球棒猛击他们的脑袋更有效。也许，桑塔格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在她的名字刚被我们熟悉之后，她便离开了我们（这句话用来表达仰慕），2004年12月28日，她的离开之日，在中国几无波澜，而在4年以后，她的遗作《同时》在国内出版，这段时间，用来使我们看清桑塔格的背影，是否足够？

再一次叙述桑塔格的生平和她的荣耀并无必要，对于一位作家、诗人、随笔作者、哲学家、社会活动者、女权主义者、思想者、暴力与强权的坚定反对者、人文主义者、正统欧派知识分子、母亲、良师诤友等等，生平的坎坷（比如她与各种癌症长达30年的抗争）和身外的荣耀只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缕撩起枯黄落叶的微风。正如戴维.里夫（非虚构类作家，政治分析家，桑塔格的儿子）所说：“现在，她已加入死者。现在，她已变成她自己的仰慕者。尽管我希望——这希望之强烈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不是这样。读者，该交给你了。”我们如果能通过对苏珊•桑塔格离去背影的眺望和对曾经闪现在她双眸中的闪光的继续凝望，来获得一些我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及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的谨慎乐观，那么，即使我们立刻将她的名字从记忆里清除，并忘记她浓密长发下的冷静脸庞，也算是使她真正获得不朽的最好方式之一了。

“她是美国人，她谴责美国政府；她是学者，她反叛学院；她是文化研究者，她反对过度阐释；她是女性，她从不强调性别。她超越了一切自身的身份和处境，这使她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美国社会的一个牛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语）也许，这段话将会造成的印象，是使我们错以为桑塔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但如果想得更加深入一些，也不难以两个简单的词语归结其中的内在统一，那便是：严肃、独立。相比某些反政府主义者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桑塔格对美国政府的谴责，更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人文关怀理念，理性、人本与非暴力，始终是她坚持的严肃观点。收录于本书的三篇关于9.11的评论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以上观点。无论是事件后立即的反应，还是数周后的文章，或是一年以后的纪念，她所持的，都是与美国政府“唱反调”的观点，并没有将此事件孤立地理解成仇恨或是复仇，而是借此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展开了淋漓尽致地批评，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在当时的美国遭致强烈的批评，但作为独立而成熟的思想者，桑塔格显然没有软弱的空隙去考虑这些。传统欧洲式知识分子桀骜而固执的传统，在桑塔格身上得到了延续。

“她能在同一个晚上去都市剧院看戏，然后再去利滋饭店吃夜宵。之后，凌晨2点到一个夜总会去听一帮知识分子的闲谈。第二天，她能依旧神精抖擞地再去会见不同的一拨人。她是一个好奇心永不满足，对世界充满兴趣的女人。”儿子对桑塔格的回忆同时也在大多数人对她的回忆里得到印证。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桑塔格，那将是“热忱”。作为组成本书的三大板块之一，对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等非著名作家非著名杰作的推荐性评论，被桑塔格本人称为“传播福音的冲动”。“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最本质的严肃思考和独立人格，仅仅作为一个人来讲，严肃与独立都是必须具备的品质之一，而在如今，在我们的经验里，这两样东西，却似乎在所谓的“学者”身上成为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这似乎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沉重的笑话。

在传播最广的两张苏珊•桑塔格的肖像中，其中由“史上身价最高的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在桑塔格那间“位于曼哈顿西侧一座大楼顶层，能直接俯瞰哈德逊河的水面”的公寓里拍摄的那张使人印象深刻，作为“密友”，安妮与桑塔格之间的传闻凸显了存在于她们身上的女权色彩。而在桑塔格的客厅里，则摆放着一台崭新的哈雷摩托车，这种男性的旷达和女性的温柔的完美组合，在本书的封面——两张肖像的另一张——上得到了更加完美的体现。在那里，桑塔格的目光望向深邃的远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以及一个人应该怎样走完自己的一生，经过凝视与细想之后，也许，我们会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