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一个熊廷弼，就丢整个辽东？真正的答案，比冤杀忠臣更扎心！
天启五年八月，北京西市。刽子手一刀下去，只砍及脖颈一半，随即以刀为锯，反复切割。
被斩首示众的人叫熊廷弼，罪名是“丢失广宁、败坏辽东”，外加“贿赂东林党以求脱死”。更残忍的是，首级还要传示九边。
民间后来有传闻，说传首九边的头颅竟不翼而飞，刑场上只留下一只藤枕。
传闻真假早已难考，正史不载，可人们愿意相信——因为熊廷弼死得太冤，冤到后世有人忍不住假设：若他一直镇守辽东，后金铁蹄是否就踏不进来？
可这个假设真的成立吗？要回答它，得先看熊廷弼是个什么样的人。
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湖广江夏人，初任保定府推官，后擢升御史。史书记载，他身长七尺，有胆识，知兵事，能文能武，但性刚负气，好谩骂，不肯屈居人下，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朝士多厌恶之”。
做御史时，熊廷弼与刘国缙、姚宗文“意气相得”，后因“辽人治辽”、募兵逃亡、推荐补官等事结怨。一个把力气都用在事上的人，在晚明官场里，等于亲手把把柄递到别人手里。
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巡按辽东。他在辽“兴屯田，足军食，修城堡，固边防”，又“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把散乱的辽东军务硬生生拉回到正轨。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惨败。杨镐丧师，廷议起用熊廷弼代杨镐经略辽东。
等到熊廷弼抵达辽阳时，城内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熊廷弼雷厉风行，严肃军纪，斩逃将、惩贪官，奏免铁岭总兵官李如桢；又亲自巡视城防，督造战车，冶炼枪炮，修缮城池，招集流民，积极备战。随后他又奏请调兵十八万，分驻抚顺等各处险要关口，“由是人心始安”。
可他虽能治军，却治不了朝堂上被他得罪过的人。
姚宗文、顾造等人接连发难，攻击他“废群策而独雄智”，甚至说“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
这些弹劾是否属实，本应经过核实，但天启帝朱由校于兵事本无深究，又不了解辽东实况，偏听一面之词，接到奏疏只让人快速念了一遍，便于当天下诏指责熊廷弼。
熊廷弼愤而上疏自辩：“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交还尚方宝剑，力请解甲归田。朝中参与商议的大臣和科道官“全不知兵”，竟然奏请允准他去职。泰昌元年九月，朱由校正式免去其辽东经略职务，令“听候处分”。
他罢职后，朝廷派朱童蒙到辽东调查。天启元年闰二月，朱童蒙奏报熊廷弼守辽有功、深得辽民拥护。天启帝由此已知熊廷弼可用，但真正下诏起复，是在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廷臣交章追论之后。熊廷弼入京受命，已是天启元年六月。
一去一回，熊廷弼的性格没变，恨他的人没变，唯一变了的，是辽东的局面——更烂了。
天启元年六月初一，熊廷弼入京，疏陈治辽方略：广宁用步骑对垒三岔河，阻遏敌军、牵制主力；天津、登州、莱州设水师，乘虚入南卫，动摇敌方军心；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专事权。
熊廷弼的核心是一个“守”字。在当时明弱金强的现实下，这几乎是唯一理性的选择。朱由校批准方略，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
可他的搭档王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口口声声只要六万兵就能“一举荡平”，还寄望后金降人内应、蒙古出兵相助。
兵部尚书张鹤鸣公开偏袒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甚至授意王化贞不必受熊廷弼节制。内阁首辅叶向高因为是王化贞的老师，也倒向王化贞。
熊廷弼上疏说：“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可问题在于，看清楚了又能怎样？他手里没有兵，没有饷。所谓“经略”，渐渐只剩空名。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逼近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之计，尽发广宁兵交其率领往援西平，熊廷弼亦檄调总兵刘渠等赴援。
正月二十二日，明军在平阳桥与后金军交战。孙得功等未战先逃，镇武、阎阳等处明军闻风大溃，刘渠等战死，全军覆没。孙得功暗中降金，又散布后金已抵广宁的谣言，城中大乱。
王化贞放弃广宁，狼狈奔逃，在大凌河边与熊廷弼相遇，痛哭流涕。熊廷弼冷笑挖苦：“你当初不是说用六万之众便可一举荡平敌军吗？今日何如？”
王化贞请求议守宁远、前屯，熊廷弼却说：“为时已晚矣，如今唯一能做的是尽快护送流民入关。”两日后，孙得功率叛将迎后金入广宁，辽西四十余城闻风而降，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彻底崩溃，退守山海关，京师戒严。
广宁失守后，朱由校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随后二人俱下狱论死。
熊廷弼在狱中曾托汪文言以四万两银子贿内廷太监魏忠贤以求缓刑，既而反悔。魏忠贤没拿到银子，大为不满，并欲借此除尽东林党，一再奏请速杀熊廷弼。
阉党诬称杨涟等“六君子”收受熊廷弼贿银。既然杀了“六君子”，就必须杀死熊廷弼，才能死无对证。
阉党成员冯铨又借《辽东传》面呈朱由校，说“此书是熊廷弼所作，希图脱罪”。不管此书是否真出熊廷弼之手，冯铨的用意不在辨伪，而在坐实其罪。朱由校大怒，令速议处决。
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熊廷弼被处决。他从容沐浴更衣，胸前挂着小布袋，里面是辩冤疏。他大声说：“我是大臣，必当拜旨，岂能草草从事！”
提牢主事张时雍说囚犯哪能上书，他反讥：“看来倒是你没有读过《李斯传》，这是赵高说的话！”然后挺立不跪，引颈就戮。
熊廷弼死后，阉党仍诬其侵盗军资十七万两、家资百万，下旨追赃。熊家倾家荡产，长子熊兆珪自刎，女儿熊瑚吐血而亡。
后世史论中有人概括熊廷弼之死，大意是“熊不死于法，而死于局”。
当然，熊廷弼不是完人。他性格刚愎，与同僚关系紧张，也曾有过行贿求缓的念头，虽然后来放弃。但这些局限，不足以解释辽东何以一败再败。
在明末的这个局里，有党争，有阁臣偏袒，有募兵调兵的无能，有皇帝偏听。辽东的溃败，不是丢在一个熊廷弼手里，而是丢在一个容不下熊廷弼的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