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这口锅，为什么魏忠贤和东林党都背不动？
天启五年正月初一，大朝仪。朱由校坐在御座上，看着丹陛之下起落跪拜的群臣，心里大概浮起过一种 “圣明伟大” 的自我确认。
他想起东林党人 “盘根错节、党同伐异”，皇祖、皇父皆受其欺蒙，而自己竟轻而易举便将其清除。
朝堂为此空出一大半，他并不觉得可惜，反倒觉得清爽—— 不禁暗想：天生了朕这样圣明的皇帝，又赐给朕忠贞能干的魏忠贤作为辅弼，上天护佑真是周全。
满殿山呼万岁，没有人告诉他：被赶走的那些人，日后会被昭雪追赠；而此刻站在他身侧的这个人，死后会被磔尸枭首。
而且朱由校不会知道，这场朝堂斗争，在后世会演化成一场绵延数百年的历史争辩。
明朝亡于谁？这个问题被问了三百多年，至今没有标准答案，倒是攒下了一堆候选人。
一种说法把账记在阉党头上：魏忠贤专权乱政、遍植党羽、残害忠良，天启一朝被他搅得乌烟瘴气，大明似乎就是断送在这类人手里。
另一种说法把账记在东林党头上：东林诸人讲学结社、党同伐异、空谈误国，崇祯一朝君臣相疑、事事掣肘，根子似乎都在他们身上。
两种说法各有一半道理，也各带一半意气，于是问题被简化成了一道选择题：这口锅，究竟该魏忠贤背，还是东林党背？
可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这两拨人后来被反复摆到 “谁该为明朝负责” 的位置上，但他们各自的分量，都撑不起那个亡国的结论。
要弄清这两笔账是怎么算错的，得先从 “东林党” 说起。
东林原是一个书院的名字。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上疏逆旨被罢官，回无锡后与弟弟顾允成倡议修复宋代杨时创建的东林书院。
万历三十二年书院落成，顾宪成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聚众讲学。这些人多是因不满万历朝腐朽政治而被罢官的士大夫，人品大多正直廉洁，言论激进，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野士人闻风响应，在朝官员也多遥相应和，时人称为“东林党”。
但“清流”二字远不足以说明它的全部。在《错位天子与帝国困局：明熹宗朱由校传》中，作者高寿仙、林金树指出，东林党由此逐渐从‘谈经论道’的学术团体，发展成为讽议朝政、批评当局、与朝廷分庭抗礼、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治团体。
他们确有政治抱负，反对矿监税使无度掠夺，要求减轻江南重赋。但“清”是相对于阉宦的“浊”而言，不等于政治判断的正确。
在“争国本”中，东林党人拥立朱常洛，出发点不是朱常洛这个人，而是“长幼有序”，是维护祖宗家法。若郑贵妃所生的是皇长子，他们同样会争取册立。这种立场并无进步性，本质是维护一套固有、僵化的秩序。
东林党真正和魏忠贤正面撞上，是在天启四年。五月下旬，朱由校因一件小事对魏忠贤生气，令他出宫闭门思过。消息传到外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觉得这是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好机会。
尽管这个机会不太令人满意，可毕竟有机可乘。杨涟与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商量。左光斗极表赞同，魏大中也认为可行。
但东林内部并非没有清醒声音。御史李应昇认为，杨涟身为顾命大臣，不宜轻动，倘若一击不中，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先由他出面上疏。
御史黄尊素想得更远，极不赞成，对魏大中说：“若想清君侧，必须有内援，杨公有没有呢？若此疏已发，击而不中，我们恐怕要无噍类矣！”
翰林院侍读缪昌期也认为冒失，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只争呼吸间，一击不中，国家随之。现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朝廷无主持之大臣，成功的希望很渺茫。”
可杨涟顾及不了这些。他为人刚猛，早有与魏忠贤拼死之念。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他将奏疏送进宫里，一口气罗列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然而朱由校次日传旨免朝，杨涟怕被东厂特务探知，按常规将奏疏投进会极门——这反倒像亲自把消息透露给魏忠贤。
自魏忠贤秉政后，每日申时后由会极门投进的实封文书，先送文书房，值班太监令有关宦官拆看并草拟批语，再送乾清宫由王体乾、李永贞等人审阅，遇重大事件立刻禀报魏忠贤。杨涟的疏，就这样“按流程”摆到了魏忠贤桌上。
魏忠贤命身边宦官念给他听。待念完，他脸色已成猪肝色，将奏疏摔在地上。但他没有坐以待毙，先向次辅韩爌求援，被断然拒绝。
于是他转向皇帝。朱由校登基前没有读过书，不识一字。登基后虽读了一点，但也识不了几个字，他很少亲自批阅章奏，通常由近侍宦官念给他听。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念诵，结果故意避重就轻，将关键语句和要害情节通通略过。客氏知事情严重，站在一旁不时插话歪曲解读。
朱由校懵然不辨，只觉得杨涟小题大做。魏忠贤又哭哭啼啼赶到乾清宫，跪在御榻前磕头流泪，诉说冤屈，甚至假意请求罢免提督东厂职务。
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等人在一旁不断盛赞魏忠贤功劳，单纯而愚昧的朱由校被打动了，觉得魏忠贤不过是个善于凑趣、忠心耿耿的奴仆，杨涟却要把他置于死地。一道上谕发出，说魏忠贤听闻弹劾后“不一置辩，更见小心”，不允辞职。
更致命的一刀，其实是杨涟自己递出去的。
他在疏中详列魏忠贤残害后妃诸事，本意想触动皇上，但在君主专制时代，臣子随便谈论后宫之事，容易授人以柄。黄尊素看到疏文后顿足叹息：“疏内多摭拾宫嫔风影之事，正好贻人口实。”
果然，圣旨避重就轻，绝口不提魏忠贤擅政违制诸罪，只揪住宫闱之事切责杨涟，还判定杨涟意在孤立皇帝，警告他人不得效尤。
首辅叶向高奉行“调停”，但他既不想得罪倒魏诸臣，也不想得罪魏忠贤，建议让魏忠贤“归私第，远势避嫌”。这在魏忠贤看来，比杨涟更阴险。调停失败，皇帝对叶向高也流露责备之意。
天启五年，魏忠贤等人密谋，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将他们逮捕下镇抚司诏狱，史称“六君子之狱”。
六人受“械、镣、拶、夹棍”等酷刑，三日一追比，杨涟、左光斗等五人相继死于诏狱，遗体溃烂生蛆；顾大章在刑部会审后仍被遣返诏狱，自尽而死。
天启七年，朱由校死，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被贬逐凤阳，途中自缢。崇祯以“逆案”清算阉党，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但党争并没有结束，东林党人与阉党余孽的缠斗一直延续到南明。
其实阉党与东林党的对立，并不是简单的“邪不压正”。在《错位天子与帝国困局：明熹宗朱由校》一书中，作者高寿仙、林金树指一针见血地指出：“宫（内廷宦官）与府（外廷政府）之间的矛盾，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皇权绝对权威发生动摇的深刻反映。”
朱由校即位后一度大力起用东林党人，形成“群贤满朝，盛极一时”的局面，但他立足点仍在客、魏一边，唯客、魏之言是听。他起用东林党，根本原因是朝廷缺乏人才，别无选择，不是出于真心实意。
东林党与阉党，两者看起来势如水火，其实都没有走出皇权统摄的禁锢。皇帝用哪一边、丢哪一边，取决于他此刻更需要谁，而不是谁更“清”或谁更“忠”。
明朝亡国的账，算到魏忠贤头上太轻，算到东林党头上太偏。真正该被追问的，是那个绝对皇权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