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英雄

如何向全世界的人分享幸福？

世界上总有些胸怀天下的人。通过他们，当初看起来属于一时一地的现象被拓展到全世界。

比尔•盖茨在1975年的春天创办微软公司时的理想就是让每一个家庭、每一张桌子上都能有一台使用微软程序的电脑，而不仅仅是自己玩编程就满足了。

很可能出乎当初所有人预料的是，那个理想竟在2009年全球纪念微软办公软件（Microsoft Office）推出20周年的时候就实现大半了。

这样的理想有很多，每一个家庭都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住，都有自来水，都有抽水马桶，都有电和电灯，都有电视，都有自行车，都有汽车，都有宽带，每一个人都有手机，不一而足。世界历史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基于这样的理想不断展开的。

然而这一切都还是生活的工具，还有的理想是关于生活内容的，比如书报、杂志、电视、互联网上传播的东西，关于如何生活，如何做正确的事，如何获得幸福。

比盖茨早四百多年也有一个叫威廉（昵称是比尔）的人，他的理想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自己能够读懂的《圣经》，在他看来，那本书中的话是创造天地和人类的上帝给人的启示，是给予人真正自由和幸福的活水源头。

这位全名叫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英国人似乎没有盖茨那样幸运，他的理想到了今日才可以说实现了大半，虽然全世界的主要语言已大多有了《圣经》的译本，《圣经》到目前也是被公认为全世界发行数量最大的书，然而在全球大约六千多种语言中还有至少两千种没有《圣经》译本，尽管涉及的人数只有全球人口的2%。

丁道尔在1536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的理想在他自己的国家还远未实现。不仅如此，他在42岁时就离世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他的理想不被他的同胞所容，他生前已经将《圣经》的大部分根据原文翻译为他所在的15-16世纪的英语，也就是现代英语的雏形。

那时，无论是罗马教皇还是欧洲各国政府差不多都不允许人私自用各地的民间语言翻译《圣经》，只有经过当局批准的拉丁文《圣经》才是合法的，理由是防止人私自解释而歪曲了原意。

在丁道尔之前，并非没有人将《圣经》翻译成除了拉丁文之外的文字。《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公元（公元前后之分是基于旧约和新约之分）前6世纪，希伯来人在巴比伦流亡的时候，《旧约圣经》已经开始翻译成当时在西亚地区通行的亚兰文，而《新约圣经》在4世纪时翻译为欧洲日耳曼人使用的哥特语，14世纪末也有了从拉丁文译成英语的《圣经》。

但是，直到丁道尔的时代，《圣经》才开始大规模的在民众中传播，千百年来，人们对其中究竟说了什么尽管不是全然不知，也差不多支离破碎，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情况极为普遍。

这个蔓延的过程首先发生在西欧，后来在北美，然后是世界各地。这个拓展的轨迹恰恰也是现代自由社会在全球逐渐生长扩张的路径。

自从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瓦解之后——统治东南欧和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帝国则一直延续到15世纪奉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基督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制衡大体为西欧和中欧构造出了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颇为不同的社会格局，政府的行为受到了制约，比如，即使是皇帝和国王已经在原则上不能像在其他社会那样拥有三宫六院，而是一夫一妻，因为这是《圣经》中上帝对人婚姻生活的祝福和规定，而上帝兴起的教会是这方面的见证和监督。

奉献与风险

然而问题是，教会也是由人构成的组织，它并不是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本身。教会内部的腐败实质上跟政府或任何组织的腐败没有区别。

罗马教会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否认了上帝乃教会真正唯一的领袖，虽然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否认。教皇的设立和地位便没有《圣经》的依据，而它在《圣经》传播上所持有的立场是另一个明证。

在丁道尔之前的几百年就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反对罗马教皇的独裁，但是直到16世纪，才开始有大规模的教会改革运动。当然，改革并不是把教会改变成新的组织，而是依据《圣经》原有对教会的规定将教会重新顺服于上帝而非教皇的主权之下，将《圣经》按照合乎《圣经》本身的要求自由地传到世界各地。

使得这个过程发动起来的因素可能有很多，但活字印刷术在15世纪的流行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之前的书籍大多是手抄本，跟公众的人数相比，任何书籍的发行量都很少。

然而，活字印刷术并非到那时才发明出来，发明和推广之间往往会有让人难以忍受的时间差。

比德国人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早四个世纪的北宋人毕昇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活字印刷的鼻祖，但无论是毕昇还是任何早于古登堡的开拓者们都没有引发书籍的大规模流通，甚至比古登堡晚半个世纪尝试金属活字的明朝人华燧——这个名字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也很少被提及——也没有。

尽管罗马教会的腐败，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分治仍然为古登堡这样的商人提供了比较独立的发展空间。古登堡的父母（既是商人也为教会工作）曾经参与过一起反对地方权贵的抗议活动而被迫迁徙到其它市镇生活，但因为有继承的产业而不至于无家可归，古登堡本人也因为有放贷人的风险投资才能做起活字印刷的生意。
不仅如此，古登堡显然比他在东方的同行拥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客户群体，这些人不像毕昇和华燧们的客户仅仅是政府官员和一些喜爱看书的文人，而是需要印制大量《圣经》的罗马教会，尽管这个组织不允许其它文字的《圣经》自由流通。

古登堡在1455年印制的大约一百八十本拉丁文《圣经》被普遍认为是信息时代到来的前兆，在这之后的五十年间，九百万本书从欧洲各地的印刷厂装订出来，这个数量差不多等于此前全球一千年的书籍产量。

与后来的盖茨相比，古登堡没有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他后来被风险投资商控告滥用资金，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古登堡几乎破产，但他对印刷业的贡献仍然在生前得到承认，晚年被授予绅士头衔，享有养老薪金。

丁道尔似乎更加不走运，虽然比古登堡晚将近一百年，虽然他受到过商人们和教会朋友的帮助一度成功躲过了罗马教会和各国政府的通缉，由他翻译而由印刷厂生产出来的几千本英语《新约圣经》最终还是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当然，也带来了后人不得不要纪念他的充分理由。

1535年，丁道尔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被去他家中拜访的一位英国同胞出卖。他在狱中度过了十八个月之后，以异端罪被处死。

那是153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被勒死和火烧前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拒绝放弃自己对于翻译圣经的观点，他曾经说自己深信他翻译过的《圣经》中神对人的应许是完全真实的，有神的话语滋养的灵魂怎能再绝望呢？那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用不着害怕。

目击者留下的记载显示，几乎每个人都在感叹受刑者的忍耐，而他呼喊出的那句祷告词更长久在历史的天空回荡：“主啊！愿你打开英王的眼睛。”

无论英王的眼睛是否被打开过，七十五年后，丁道尔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的英语《圣经》成为著名的1611年詹姆士王《圣经》的蓝本，除了因他被杀而未来及翻译的《旧约圣经》的后半部分，这个版本的90%都来自于丁道尔一人的工作。

也就是这个版本的《圣经》跟几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名也叫威廉）的作品被公认为现代英语的奠基之作。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英国有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英国造就了莎士比亚，但《圣经》造就了英国。”

而至于英语对世界的影响，那多是众人都熟悉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