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老先生可谓文学巨擘，
但《二马》是我认真看过的他的第一本书。
拙笔写不好书评，就记录一些感想吧。
去年在杭州有幸听场舒乙先生的讲座。
竟然搜到一篇有关文章：http://www.hangzhou.com.cn/20080505/ca1504349.htm
舒乙先生谈到了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
谈到了老舍先生的作品，
特别是他随身携带，已经翻烂的那本《二马》。
先生当时朗声念了其中一段话，
大意是英国人如何看不起中国人。
原文是：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
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看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
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先生高声说，几十年前的话，
如今还是针砭时弊，铿锵有力！
《二马》描述的故事很简单，
一对中国的父子分别爱上英国的母女；
其中的背景和冲突却很曲深与明显：
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喜欢煮老鼠吃，在茶中饭中“放毒”;
在中国人心里，英国人永远不会与之平等！
书中提到英国媒体如何歪曲对中国的报道，
难道这一幕如今不是仍在愈演愈烈吗？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作品当然也对战争和各国人民的心态变化作了细致分析：
“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觔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中，有的心宽量大，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在这种波浪中，他们得到许多许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见短，极力的逆着这个潮浪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紧紧的捉住。这两队人滚来滚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没心去管谁；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惨剧。”
《二马》中的老马虽然迂腐得让人摇头，
他的顽固中透着可爱，对温都太太的爱情让人觉得好笑而感动；
马威是新青年的代表，
难能可贵的是对玛力的懵懂之情并没有使他沉沦，
相反他从失意中抗争，从挫折中奋进，从努力中抗衡！
在图书馆看过冰心先生一本书，
其中讲到老舍如何与其三岁小儿爬在地上，
寻找玩具；
讲到老舍如何来家讨茶讨烟；
讲到如此热爱生活的可爱之人，
无奈何自沉太平湖！！！
以下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
记述老舍与冰心一家的交情，
共飨。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作过一首嵌名诗：“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素园指作家韦素园，其他三人均为原名。这是一种游戏诗，但也极富深情、深意。
冰心是被宋美龄以“同窗学友”的名义亲自邀请到重庆来的，本有政府安排的住宅。冰心工作一段后，觉得不适应，就千方百计地辞了职，继续从事自由写作。就在歌乐山的半山腰购买了一座土坯房，也就是“老舍”。虽然是平民住宅，但环境甚美，严严实实地被松树林包围着，树林中依稀夹着一些竹子，称得上“素园陈瘦竹”。这处“素园”浓阴蔽日，密林挡风，冬暖夏凉，还可远眺嘉陵江，冰心很喜欢，就把这幢房子命名为“潜庐”。
与冰心大不一样，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勤奋创作外，老舍还要联络各方，组织各种活动，并上前线采访和慰问将士。仅1939年下半年就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两万多里。
为了工作，也为了友情，老舍经常来冰心的“潜庐”，喝了酒后就躺在走廊上的帆布床上休息，惬意极了。在极其繁重而且充满激烈斗争的领导抗战文艺的岁月里这种时光更为难得，老舍自然要“谢”冰心了。
冰心难忘这段愉快的日子，她在1987年12月写的《又想起了老舍先生》中说：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对上述情景有更具体的记述：
平时，冰心管教孩子甚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按粒数的，比如，每次每人只能吃5粒，老舍一到，全放开了，“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但孩子们还是要问母亲：“我们能吃多少?”冰心说：“两个!”这时，老舍就插话了：“不行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有一次，孩子们居然与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品来。孩子们问，为什么您的书中好人都姓李?老舍则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做好人，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但《二马》是我认真看过的他的第一本书。
拙笔写不好书评，就记录一些感想吧。
去年在杭州有幸听场舒乙先生的讲座。
竟然搜到一篇有关文章：http://www.hangzhou.com.cn/20080505/ca1504349.htm
舒乙先生谈到了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
谈到了老舍先生的作品，
特别是他随身携带，已经翻烂的那本《二马》。
先生当时朗声念了其中一段话，
大意是英国人如何看不起中国人。
原文是：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
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你们该睁看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
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
——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先生高声说，几十年前的话，
如今还是针砭时弊，铿锵有力！
《二马》描述的故事很简单，
一对中国的父子分别爱上英国的母女；
其中的背景和冲突却很曲深与明显：
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喜欢煮老鼠吃，在茶中饭中“放毒”;
在中国人心里，英国人永远不会与之平等！
书中提到英国媒体如何歪曲对中国的报道，
难道这一幕如今不是仍在愈演愈烈吗？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作品当然也对战争和各国人民的心态变化作了细致分析：
“欧洲大战的结果，不但是摇动各国人民的经济基础，也摇动了人们的思想：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重新加一番解释。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觔斗；几乎有连根拔去的样子。普通的人们在这种波浪中，有的心宽量大，随着这个波浪游下去，在这种波浪中，他们得到许多许多的自由；有的心窄见短，极力的逆着这个潮浪往回走，要把在浪中浮着的那些破残的旧东西，捉住，紧紧的捉住。这两队人滚来滚去，谁也不了解谁，谁也没心去管谁；只是彼此猜疑，痛恨；甚至于父子兄弟间也演成无可调和的惨剧。”
《二马》中的老马虽然迂腐得让人摇头，
他的顽固中透着可爱，对温都太太的爱情让人觉得好笑而感动；
马威是新青年的代表，
难能可贵的是对玛力的懵懂之情并没有使他沉沦，
相反他从失意中抗争，从挫折中奋进，从努力中抗衡！
在图书馆看过冰心先生一本书，
其中讲到老舍如何与其三岁小儿爬在地上，
寻找玩具；
讲到老舍如何来家讨茶讨烟；
讲到如此热爱生活的可爱之人，
无奈何自沉太平湖！！！
以下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
记述老舍与冰心一家的交情，
共飨。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作过一首嵌名诗：“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素园指作家韦素园，其他三人均为原名。这是一种游戏诗，但也极富深情、深意。
冰心是被宋美龄以“同窗学友”的名义亲自邀请到重庆来的，本有政府安排的住宅。冰心工作一段后，觉得不适应，就千方百计地辞了职，继续从事自由写作。就在歌乐山的半山腰购买了一座土坯房，也就是“老舍”。虽然是平民住宅，但环境甚美，严严实实地被松树林包围着，树林中依稀夹着一些竹子，称得上“素园陈瘦竹”。这处“素园”浓阴蔽日，密林挡风，冬暖夏凉，还可远眺嘉陵江，冰心很喜欢，就把这幢房子命名为“潜庐”。
与冰心大不一样，老舍是抗战文学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勤奋创作外，老舍还要联络各方，组织各种活动，并上前线采访和慰问将士。仅1939年下半年就先后到了五个战区，行程两万多里。
为了工作，也为了友情，老舍经常来冰心的“潜庐”，喝了酒后就躺在走廊上的帆布床上休息，惬意极了。在极其繁重而且充满激烈斗争的领导抗战文艺的岁月里这种时光更为难得，老舍自然要“谢”冰心了。
冰心难忘这段愉快的日子，她在1987年12月写的《又想起了老舍先生》中说：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对上述情景有更具体的记述：
平时，冰心管教孩子甚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按粒数的，比如，每次每人只能吃5粒，老舍一到，全放开了，“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但孩子们还是要问母亲：“我们能吃多少?”冰心说：“两个!”这时，老舍就插话了：“不行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有一次，孩子们居然与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品来。孩子们问，为什么您的书中好人都姓李?老舍则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做好人，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