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王蒙给沈昌文的书作序时谈到了编辑的“有无”。有，固然好理解：有追求、有操守、有容量、有热情、有大的思路、有服务精神、敬业精神。无，则多少让人自愧弗如：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无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
    惟其“有无兼备”才能让好稿子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正因为如此，一个太认真的学者却往往做不成一个好的出版者，正如当年叱咤风云的甘阳。他太“有”——有定见、有派系、有烙印、有渊源、有预期、有风格、有个性、有自信。他们是孤胆英雄、独来独往的小马哥，而不是沉潜自若、运筹帷幄的带头大哥。
    这话用来说沈昌文，实在恰如其分。
    但用来说赵家璧，又稍嫌不够。
    说来惭愧，读大学之前都没有听说过《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仨字更是闻所未闻。直到现代文学史上，老师谈到了这一套蔡元培作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阿英共同编选的现代版昭明文选，我不得不对它背后的编纂者心生敬意。
    前些天在图书馆见着这本书，顺手借来翻翻。
    这是各处文章凑为一集的书，倒很能读出赵家璧的特征。
    他首先是一个很“有”的人。
    开篇长文为徐志摩逝世时悼念所作。作为徐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他深受其浪漫气质的影响。徐志摩所追求的poetic time和consciousness of the beauty of form，在他的文中已经演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情调，文笔细腻雅致也决不是简单的悼亡伤怀能催生的了的。
    之后自承醉心于美国文学，自得其乐地编出了《现代欧美作家》《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还亲自操刀上阵译出了一本《月亮下去了》。
    整部书读下来，文字爽朗干净、韵律节奏多少有些新月派的味道，他已然是一位比较成熟的著者。
    而这样一位很“有”的著者却能以一己之力，网罗下民国文坛一时之选，编纂而成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他所必备的“无”的气度则可以想见了。只有放得下架子、抛得开成见、忍得住异议，才能用一个统一的书名囊括下胡适与鲁迅、茅盾与周作人这些文笔或者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风流人物啊。
    相对而言，我读沈昌文先生的《阁楼人语》和范用先生的《我爱穆源》便觉得他们自己写文章也是冲淡平和的编辑味道，没有突出的“有”，那份“无”的味道就来得自然。但论人格的张力就远不及赵家璧了。（当然，沈范两位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此处并无贬损之意）

    要论“有”，赵老爷子还是个很有性格的人。
    纪念徐志摩先生吧，却偏要用这样一个开头：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中华民国，正是万事‘豁了边’，这混乱的局面，到近几天来，已渐渐上升于峰点。”（p1）
    而在“文革”以后，老爷子花费了很多心思重建起中国的出版业，但也常常给文章捎上一个尾巴：“再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比比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我们这里早已换了人间。”（p131）或者是：“这样的工作方法，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才能够做到。”（p79）
     实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但我忽然有看到老爷子在1931年的书里写下这么句话：
    “有人要写一部《现代中国作家》，我就劝他不必动笔，因为在今日中国的文坛上，每个会写几行字会讲一个故事的人，都自命为作家。因之要替这许多“作家”写部书，根本就是一件伟大工程。而同时，你就不能带一些自己批评的目光去衡量他们，因为你一衡量，所存的够上可成为作家者，就只可怜的存了二三位而已。”（p96）
    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文坛，不正是绝妙么？
    倒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