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国史大纲，现代化与现代性

最近得闲，且又心智沉静，花了一周读完了十年前拗得的钱穆老爷子的《国史大纲》，忍不住想说两句自己以为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记得李泽厚曾经在八十年代提过一个命题，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命题说中了中国200多年现代历程的纠结之处，而这个双重变奏，也几乎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美杜莎的魔咒。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大概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晚清，那时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一大批官绅阶层的革新任务开始走上求索现代化的路程，但是晚清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很快便被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所取代，中国第一次与理性的现代变革失之交臂。第二次，大约在一战时期，虽然那时候北洋军阀内战不断，但是北洋政府依然是由恪守中国传统统治操守的一干人等组成，尚未学会怎样控制舆论，或者说尚且只会很笨拙的应对现代舆论，所以那段时期成为中国近百年来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一时间启蒙运动复苏，但为时不久，便被巴黎和会之后的五四运动所打断，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救亡图存成了主旋律，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之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各自开始了对救亡的实践。第三次大的启蒙运动，是在文革之后的大概10年间，文革刚刚结束，党的机关知道要恢复民主，恢复人们的自由，但上不了解这个度怎样掌握，于是乎西方的启蒙思想再度进入中华大地，迷茫困惑的年轻人们开始思索中国以后需要一条怎么样的现代之路，但是无奈的是，在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的前提下，20年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孰是孰非再去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但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启蒙运动确是实实在在的失败和消失了，而且消失的那么彻底。
 
所幸的是，这20年间，有责任感的人们并未停止思索。随着整体国力的日臻强盛，我们不再过自己饿着肚子却仍为着世界上其余2/3生活在万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下的人们操心的生活，我们也不再面临世界大战迟早要打，晚打不入早打的外围局势。百年来第一次，中国人可以在没有外侮内乱的条件下发展，现代性的诉求便再一次，并一次又一次的被提了出来。从第一次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纠葛就一直缠绕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从启蒙导向救亡，让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现代性与现代化划上等号。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强国，成了我们唯一的追求，然而由此带来的，就是思维上并没有比160多年前的东亚病夫进步了多少。当自由与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仍然被煞有介事的讨论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凉的情形。
 
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公民契约的社会，公民必须享有应有的自由与民主，虽然实现的形式可能千奇百怪。在迈向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公民需要得到适当的现代性的培训，比如一些公共事务决策的参与，以及一些思维问题的讨论。这个培训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直到我们80后这一代，由于大部分青少年时期国家尚在起飞阶段，所以都有很强的救亡心理。所以应该通过一些舆论导向或者话题的讨论，来把注意力从物质扭转到精神层面上来。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真正的科学观与理性的思维。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心思缜密的东亚人，却不太善于真正的科学论证而善于意会；而大大咧咧的西方人，却建立了一整套严谨的科学论证体系。记得前一阵看了一Discovery讲金字塔的专题，让我震动的不是讲述的内容，而是讲述的方式，全片对被采访的一个法国教授所提出的三个观点逐一论证，有的通过建模仿真，有的通过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有两个不行一个不可行。欧美的青少年们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反之国内的科教节目又有多少能够企及这种水准的。
 
在现今的形势下，现代性的实现，第一需要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推动。这个阶层应该是由真正具有独立批判精神并且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组成，而不是那些为了院士名额争破头的人。而且应该和资产阶层联合组成一个强大的知产阶层，作为由下到上或者由上至下推动变革的一个强大的中枢。第二，就是需要这个中间的知产阶层与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达成一个有束缚力的契约。现今的中国，主要维系的也是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契约，即统治阶层为知识分子提供物质财产来源，知识阶层不对统治阶层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这种契约必将被一个新的契约所代替，即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应该被允许来占有改革以来所获得的成果，但作为交换，知产阶层将获得推动政治文化改革的权力。把王公贵族变成上议院，或者说赎买改革权力，只是这个新的契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成。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性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西方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圆明园文物被拍卖和和甘地文物被拍卖在西方引起的反应是如此的不同。我不希望CHINA的现代性好似孤星入命一般，永远迷离于时代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