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余音绕梁，也是莫名其妙
中国的学者里，我痴迷的有那么三五人，龙榆生先生是其一，能与龙先生并列的还有一个吕思勉。然后下来也许还能有王利器，再有蒙文通……想想，就好开名人大会了。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名人，说来都是生疏的名字。他们这等人没有入得了时兴的大作，也没有犯得上批判的忌讳。是历史课本的书眉页脚上手写的铅笔字，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消失。总会记得，因为不忍心。再譬如会做古小说钩沉的鲁迅，擅写西南马帮的艾芜，或者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明清章回小说融会的李劼人（他还做过遗老风格的成都市市长，有一院漂亮的芭蕉树），因为没有一心要捧红他们的当代红人，所以也就渐渐地淡出。淡出也没什么不好，电影里淡出的镜头是诗情画意的表示，总比一味阴冷的长镜头要好，譬如季羡林，仿佛一出漫无结束的长篇悲情电视剧，乏味到后来连广告也没人愿意来插播了。
又或者捧也是捧不红的吧。连张爱玲也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众看官三弃海上花”，所以私淑只是私淑，谁心里都有一根隐秘的弦，弹拨得响也只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可是我之知道龙榆生却是因为当代的一个红人。说来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晓得分别好坏，也曾迷恋过汪晖：汪在文章里忆及扬州师院的青涩年代，有一个章石承先生是他的导师，且似乎王小盾也与那章先生有些师承的关系——看看，都是现今炙手可热的人物。却说章石承正是龙榆生先生的弟子。汪的文章里隐约也提到了龙先生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不说明白，只说那龙先生身后连名字也不敢示人，墓碑上只刻着“九江龙七”。那九江也不是他祖籍，是夫人的乡里。沦落到这田地，且是文人，总难免叫人同生身世之感。汪文中也述及在龙先生墓前矗立神伤——文人，但凡被卷上了风头浪尖，多少也排遣不去些忧惧，因此那时节的汪一定是有些真心的。所以，汪晖是可以原谅的，顺带着我也原谅了自己的曾受蛊惑。
龙榆生的词学现在也不大出名。我常常读的这本唐宋名家词选，选词手法好，注释简而不约。且虽他自己填的多是婉约一派，却也大是推崇豪放派的作品。这样说来说去我也觉得似乎不妥，没有说服力。只是那流传最广的宋词三百首，一无章法，二无注解，选词的疆村是大名士大遗老，当时的风流人物穷途末路，老来无所依，批词的砚是授给了三十不到的龙榆生。先先后后多幅授砚图是一时代的佳话。也是一时代最末的佳话吧。师承这件事情，早已经不见重视了。
总是发牢骚是不好的，做人要有审美的态度。要不是这本词选，大约我也不会认真读到白居易那几首忆江南，真有词味的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连带着想起岳飞的“特特寻芳上翠微”，虽是诗，却也脱不了词味。词比诗更有叙事性，一阕词里绵延不去的是一个情事。只是欲说还休。诗是从古诗十九首，一直是抒情，对宏大的人生主题发议论，或者心有余恨。但诗经却又不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对人哀哀地诉求，反复唱着那句“忘记你我做不到”；又譬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是无以为报，以身相许的表白，古今传奇里随手都是的段子。
词又是最讲体面的，诗可以打油，曲到了今天人多只晓得那“铜豌豆”的无赖。词最多是词牌里有下里巴人的遗迹，也不多只是“丑奴儿”“鸭头绿”，连“菩萨蛮”也因为“杨柳小蛮腰”而不陋也不俗了。且说到词牌，也是最感伤的，凡是离乱的时世，却要唱“定风波”，凡是同心而离居的，却定要填一阕“点绛唇”。但有时候却又现实得不怜惜自己，我最爱是《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是等着人问“尚能饭否”却等不到了，只好半夜里仗着酒胆想象魔兽世界，接受老泪纵横的结局才是聪明吧，总比“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却还只遇到冷眼要可靠。
再有“相见欢”和“永遇乐”，我喜欢是前者，因为更口语一些，又因为后面那个总容易联想到“长乐未央”，不是好兆头。语言有就是巫术，要小心不要给自己给生活念了咒语。但对于强悍的人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不是我要听生活的，是生活要听我的。那么只要相见就一定是欢欣鼓舞，惟有见也见不到是最糟糕。
龙榆生先生是喜欢李煜的，这其实也是废话，因为只要按着规矩来，读词就应喜欢他。以前觉得浪淘沙好，因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有自觉的改正与调整的意思，有终于还是与现实相遇的解脱。只是昨天看到朋友文章要让一个曲子送到不可知的某处，祈愿“阴阳畅达，关津勿阻”，不见踪迹的故人与这清明的节气，总还是人生无常的局限。这局限也就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就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没有局限，大概也就无所谓相见欢了吧。
拉拉杂杂说了些废话，其实是想在诗歌里找一个出口，奈何却找不到。既然在生活里面，那就是出不去的，况且，出去做什么呢？还在这世界上的人，有无限的感伤的可能性，对着具体生动的生活，或者变幻莫测不可认识的规则。诗也好，词也好，唐也好，宋也好，它们有各自的表达和突围，我只是想知道，哪里才能找到那个表达。而表达的需求总是不断滋生变化的，有时候甚至不是表达，只是一不小心，某根弦就被弹拨响了。是余音绕梁，也是莫名其妙。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名人，说来都是生疏的名字。他们这等人没有入得了时兴的大作，也没有犯得上批判的忌讳。是历史课本的书眉页脚上手写的铅笔字，到再版的时候就会消失。总会记得，因为不忍心。再譬如会做古小说钩沉的鲁迅，擅写西南马帮的艾芜，或者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明清章回小说融会的李劼人（他还做过遗老风格的成都市市长，有一院漂亮的芭蕉树），因为没有一心要捧红他们的当代红人，所以也就渐渐地淡出。淡出也没什么不好，电影里淡出的镜头是诗情画意的表示，总比一味阴冷的长镜头要好，譬如季羡林，仿佛一出漫无结束的长篇悲情电视剧，乏味到后来连广告也没人愿意来插播了。
又或者捧也是捧不红的吧。连张爱玲也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众看官三弃海上花”，所以私淑只是私淑，谁心里都有一根隐秘的弦，弹拨得响也只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可是我之知道龙榆生却是因为当代的一个红人。说来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晓得分别好坏，也曾迷恋过汪晖：汪在文章里忆及扬州师院的青涩年代，有一个章石承先生是他的导师，且似乎王小盾也与那章先生有些师承的关系——看看，都是现今炙手可热的人物。却说章石承正是龙榆生先生的弟子。汪的文章里隐约也提到了龙先生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却不说明白，只说那龙先生身后连名字也不敢示人，墓碑上只刻着“九江龙七”。那九江也不是他祖籍，是夫人的乡里。沦落到这田地，且是文人，总难免叫人同生身世之感。汪文中也述及在龙先生墓前矗立神伤——文人，但凡被卷上了风头浪尖，多少也排遣不去些忧惧，因此那时节的汪一定是有些真心的。所以，汪晖是可以原谅的，顺带着我也原谅了自己的曾受蛊惑。
龙榆生的词学现在也不大出名。我常常读的这本唐宋名家词选，选词手法好，注释简而不约。且虽他自己填的多是婉约一派，却也大是推崇豪放派的作品。这样说来说去我也觉得似乎不妥，没有说服力。只是那流传最广的宋词三百首，一无章法，二无注解，选词的疆村是大名士大遗老，当时的风流人物穷途末路，老来无所依，批词的砚是授给了三十不到的龙榆生。先先后后多幅授砚图是一时代的佳话。也是一时代最末的佳话吧。师承这件事情，早已经不见重视了。
总是发牢骚是不好的，做人要有审美的态度。要不是这本词选，大约我也不会认真读到白居易那几首忆江南，真有词味的是“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连带着想起岳飞的“特特寻芳上翠微”，虽是诗，却也脱不了词味。词比诗更有叙事性，一阕词里绵延不去的是一个情事。只是欲说还休。诗是从古诗十九首，一直是抒情，对宏大的人生主题发议论，或者心有余恨。但诗经却又不同，“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是对人哀哀地诉求，反复唱着那句“忘记你我做不到”；又譬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是无以为报，以身相许的表白，古今传奇里随手都是的段子。
词又是最讲体面的，诗可以打油，曲到了今天人多只晓得那“铜豌豆”的无赖。词最多是词牌里有下里巴人的遗迹，也不多只是“丑奴儿”“鸭头绿”，连“菩萨蛮”也因为“杨柳小蛮腰”而不陋也不俗了。且说到词牌，也是最感伤的，凡是离乱的时世，却要唱“定风波”，凡是同心而离居的，却定要填一阕“点绛唇”。但有时候却又现实得不怜惜自己，我最爱是《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是等着人问“尚能饭否”却等不到了，只好半夜里仗着酒胆想象魔兽世界，接受老泪纵横的结局才是聪明吧，总比“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却还只遇到冷眼要可靠。
再有“相见欢”和“永遇乐”，我喜欢是前者，因为更口语一些，又因为后面那个总容易联想到“长乐未央”，不是好兆头。语言有就是巫术，要小心不要给自己给生活念了咒语。但对于强悍的人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不是我要听生活的，是生活要听我的。那么只要相见就一定是欢欣鼓舞，惟有见也见不到是最糟糕。
龙榆生先生是喜欢李煜的，这其实也是废话，因为只要按着规矩来，读词就应喜欢他。以前觉得浪淘沙好，因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有自觉的改正与调整的意思，有终于还是与现实相遇的解脱。只是昨天看到朋友文章要让一个曲子送到不可知的某处，祈愿“阴阳畅达，关津勿阻”，不见踪迹的故人与这清明的节气，总还是人生无常的局限。这局限也就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就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没有局限，大概也就无所谓相见欢了吧。
拉拉杂杂说了些废话，其实是想在诗歌里找一个出口，奈何却找不到。既然在生活里面，那就是出不去的，况且，出去做什么呢？还在这世界上的人，有无限的感伤的可能性，对着具体生动的生活，或者变幻莫测不可认识的规则。诗也好，词也好，唐也好，宋也好，它们有各自的表达和突围，我只是想知道，哪里才能找到那个表达。而表达的需求总是不断滋生变化的，有时候甚至不是表达，只是一不小心，某根弦就被弹拨响了。是余音绕梁，也是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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