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取的孩子：卡夫卡與猶太德語文學
（本文已發表於《書城》第三十二期 2009年1月號。）
「生活在一門非母語的語言當中的人當今有多少？那些不再使用或者尚未使用自己的語言的人，或者對自己非使用不可的多數族裔的語言知之甚少的人，當今又有多少？這是移民，尤其是移民的後代所面臨的一個問題。這是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一部少數文學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大家的問題：怎樣才能從自己的語言裡提取一部能夠深掘語言，促使它沿著一條簡潔的革命的道路前進的少數文學？怎樣才能變為自己語言當中的遊牧人、移民和吉卜賽人？卡夫卡的回答是：把嬰兒從搖籃裡偷走，在綳直的繩子上面起舞。」
──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迦塔利（Felix Guattari）[1]
一、不可能的文學
德勒兹和迦塔利為他們的卡夫卡（Franz Kafka）研究冠上這樣的副題：「為少數文學而作」（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他們並以該書的第三章〈什麼是少數文學？〉（“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專門討論「少數文學」（littérature mineure, minor literature）[2]這個概念。誠如博格（Ronald Bogues）所言，德勒兹和迦塔利「少數文學」的靈感來自於卡夫卡1911年12月25日的日記。在這篇日記中，卡夫卡開始思考「小眾文學」或「小文學」（kleine Literaturen, small literatures）的問題，並初步勾勒出他所謂的「小眾文學」的特徵梗概。（Bogues 2003: 92; Kafka 1964: 148-151）然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少數文學」概念，等同於卡夫卡在這篇日記中所提出的「小眾文學」概念。因為在討論「少數文學」問題時，德勒兹和迦塔利更多地倚重於，1921年6月和8月期間卡夫卡致布洛德（Max Brod）的一封信中有關猶太德語文學的討論。事實上，卡夫卡在這封信中的論點，構成了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少數文學」論的起點。他們在〈什麼是少數文學？〉首段，便以下述的文字，簡潔有力地勾勒出少數文學的第一個特點：
「少數文學不是用某種次要語言寫成的文學，而是一個少數族裔在一種主要語言內部締造的文學。可是，不管怎麼說，這種文學的頭一個特點是語言帶有一個顯著的脫離領土運動（deterritorialization）的系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拉格的猶太人所處的絕境使它們無法從事寫作，使他們的文學成為不可能實現的東西，卡夫卡對這一絕境有如下定義：無法不寫作，無法用德語寫作，無法以別種方式寫作。」（德勒兹、迦塔利2007：33-34；Deleuze & Guattari 2006: 16）
卡夫卡對布拉格猶太人的寫作絕境所下的絕妙定義，正好來自於上述那封致布洛德的信。在那封信的後半部份，卡夫卡評述了奧地利猶太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輕歌劇《文學或人們將看到的》（Literatur oder Man wird doch da sehn），並藉此引伸討論猶太德語文學和當時歐洲年輕一代猶太人的猶太屬性問題。卡夫卡認為，當時大多數猶太年輕作家，在他們的父親的含糊首肯下，嘗試藉著德語寫作擺脫他們的「猶太屬性」。然而，當這些年輕作家剛踏出第一步，前腳還未落在新的土地上時，他們卻絕望地發現，「他們的後腿仍然粘連在父親的猶太屬性上」。這種彷徨於無地的絕境，具體表現在猶太德語文學的這樣一個悖論式荒旦處境上：「儘管它表面上像是德語文學，但實際上成不了德語文學，這便是他們[3]的絕望的導火線。」在信中，卡夫卡甚至乾脆將這種可悲的「成不了德語文學的德語文學」，稱為「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因為當這些用德語寫作的年輕猶太作家拿起他們的筆桿時，他們面對著四種「不可能性」：「不寫之不可能、用德語寫之不可能、用其他語言寫之不可能。幾乎可以加上第四種不可能性，即寫之不可能」。（卡夫卡1996：7：419-421）然而，這樣一種「不可能的文學」又是如何具體形成的呢？
二、語言的孤島
在《帷幕》（The Curtain）的第二部份〈世界文學〉（“Die Weltliteratur”）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嘲弄道：「由於法國人不習慣區分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我經常聽人們將卡夫卡說成是捷克作家（他從1918年起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顯然，這個說法沒有任何意義。難道還需要提醒嗎，卡夫卡只用德語寫作，而且毫不含糊地將自己視為德語作家。」（昆德拉2006：43；Kundera 2008: 34）卡夫卡身份歸屬問題的複雜性，可見一斑。然而，昆德拉的描述亦不過突顯了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實際的情況比這幾句簡單的描述要複雜得多。
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奧匈帝國管轄下的波希米亞王國首府布拉格，到1924年6月3日病逝。在他短暫的一生中，除了短期旅行、晚年與伴侶在柏林生活，以及病重時在維也納近郊療養院住過一段時期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布拉格。布拉格這個現在的捷克共和國首都，歷史上向來捷克居民佔多數，但在十一世紀捷克人掌權的普舍美斯朝代時，就已有德國人和猶太人定居。換言之，布拉格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直到十五世紀的胡斯戰爭結束後，布拉格基本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下，才開始增強了德意志文化的影響。（平野嘉彥2002：6）誠如曾艷兵所指出的，在十五和十六世紀形成的奧匈帝國，佔人口多數的民族其實既不是奧地利人，也不是匈牙利人，而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羅馬尼亞人和波蘭人。所以，1774年，帝國就頒佈了基本教育法案，其目的在於解決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同化問題。因為帝國的統治者相信，語言的分裂會導致政治的分裂和管理上的問題。於是，所有的小學都把德語規定為必修課，並將德語指定為中學以上的惟一教學用語。同時，在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所有商務活動中，也都採用德語。這一政策實際上相當於，強迫所有少數民族德語化。如此一來，少數民族語言便面臨著滅絕的危險。語言的滅絕意味著民族的消亡，所以，保存民族語言成了帝國內部各少數民族的迫切任務。（曾艷兵2004：50）
正是在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和境內少數民族之間這一文化和語言衝突的漩渦之中，猶太這個在歐洲無所歸屬的流浪民族的語言和身份歸屬問題，便顯得尤為敏感。從整個中世紀到十八世紀，猶太人一直在歐洲忍受著被隔離的屈辱。但是除了反猶太法案和對猶太人的迫害外，猶太教傳統一直在建構一種完整的生活，在猶太族群和基督教周邊環境之間築起一道清晰的分界線。與此同時，當時奧匈帝國的統治者也認識到，如果散佈於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沒有德國化，他們也就不會真正地脫離他們的過去、傳統和語言，成為順從帝國統治的臣民。因此，哈布斯堡王朝推出了一套政策法令，強化和突出了德語在奧匈帝國的至高無上地位。所以，到了卡夫卡出生的時代，至少在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地區，德語已經在猶太人中間完全取代了意第緒語（Yiddish）[4]的地位。這使得捷克人更加激烈地反對猶太人，而猶太人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越來越傾向於認同德國少數統治階層的政治和文化，但這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接受。（曾艷兵2004：50）
然而，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卻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十九世紀後半葉，隨著波希米亞地區工業化的展開，布拉格受維也納中樞國家權力支配的局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地方上流入的捷克族工人造成的人口增長，再加上捷克資產階級的迅速成長，這種種新近出現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對布拉格的德意志人和操德語的猶太人的既得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1861年，布拉格誕生了第一位捷克人市長。到1883年卡夫卡出生時，在波希米亞州議會中，捷克族議員已佔據了多數。（平野嘉彥2002：6-7）在這種形勢下，猶太中產階級除了認同捷克語或德語外，別無選擇。1880年的一次語言普查，被視為猶太人一次面對公眾督查的信仰表白。對這一語言歸屬問題的最初反應是，在波希米亞地區的猶太人中只有三份之一將捷克語視為他們的第一語言；而十年之後，統計數字便上升到超過了50%。布拉格的情況也是如此。1890年，城裡大約25,000猶太人中，有四份之一在家裡也只講捷克語；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捷克語已經正式成為布拉格55%以上猶太人的主要語言。（曾艷兵2004：50-51）
在這種嚴峻的政治和文化局勢中，弗蘭茨．卡夫卡的選擇便顯得相當耐人尋味。弗蘭茨．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出生於南波希米亞農村捷克人聚居區，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原本便是捷克系猶太人，自然擅長捷克語。所以，語言普查時，他便向政府申報，家屬「使用語言」是捷克語。然而，身為兒子的弗蘭茨．卡夫卡，卻與父親相反，自己在申報書上毅然寫上了「德語」。並且，弗蘭茨．卡夫卡遵從父親的向德意志社群「同化」的意志，在使用德語的學校受教育，表明自己在使用「德語」（平野嘉彥2002：8）
然而，正如卡夫卡在給布洛德的信中曾提及的，這個語言的問題不單單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也同時是當時歐洲年輕一輩猶太作家的共同問題。（卡夫卡1996：7：419-421）無論如何，卡夫卡的選擇使他擠身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轉折時期的布拉格德語文學領域裡，成為這個德語文學事典中的奇特現象的一份子。這個世紀轉折的短暫時期，在布拉格人口中明顯佔少數的德意志人和操德語的猶太人，竟出現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梅林克（Gustav Meyrink）、布洛德、卡夫卡、基希（Egon Erwin Kisch）、韋爾弗（Franz Werfel）、哈斯（Willy Haas）、烏爾茨迪爾（Johannes Urzidil）等一系列著名詩人、作家和評論家。雖說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來沒有形成過具有共同志向的文學流派，但我們卻不應忽視，這些文學家之間都分享著一個共同的語言狀況──「布拉格德語」。誠如平野嘉彥所指出的，這種被烏爾茨迪爾稱為「紙面上的德語」（papierenes Deutsch, paper German）的古怪語言，實際上是浮於捷克大眾之海上的語言孤島。它從現存的捷克語共同體的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是一種名符其實的由文字規定的言語（parole）。這種語言的孤島狀態最終催生了一大批文學作者，決不是不可理解的。（平野嘉彥2002：7-8）
當時的波希米亞地區德語作家弗里茨．毛特納（Fritz Mauthner）便曾評述過這種「紙面上的德語」。他說：「波希米亞腹地的德國人為捷克的鄉民所包圍，他們說的是書面語言，缺乏豐富的、土生土長的表達法，缺乏豐富的口頭用語，他們的語言是貧瘠的。」當時《波希米亞報》（Bohemia）的編輯海因里希．特韋勒斯（Heinrich Tewels）亦抱怨道：「在我們這兒語言的河流快要枯竭，僅從所受的教育上講我們還是德意志人。」[5]然而，正正是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構成了卡夫卡寫作的特異性（singularity）。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早於1964年，便在《卡夫卡》（Franz Kafka）一書中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卡夫卡典型的語言純正癖、句子平淡的結構以及詞彙的貧乏，這些離開布拉格德語的背景是無法想像的。」他並進而指出，卡夫卡在事物面前的「陌生感」，其實起源於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他所操弄的那種乾巴巴的、書面化的語言，缺乏普通口語和方言所特有的親切感，以至他賴以理解世界的語言總帶幾分陌生感。「詞彙、比喻、語言的搭配因為沒有被廣泛應用還帶著自己的棱角，還保留著本來的多義性。」（瓦根巴赫1992：71-72）正是在這一語境中，我們才能真正明白，德勒兹和迦塔利對卡夫卡所提出的三種不可能性的著名闡釋：
「無法不寫作的原因，在於無論是不確定的還是受壓迫的民族意識都必然通過文學得到表達〔……〕。無法用德語以外的語言寫作，這反映了布拉格的猶太人對於捷克的原始領土權所懷有的無法改變的距離感。無法用德語寫作則是德意志族裔自身的脫離領土的運動，這個實行高壓的少數族裔使用的是一種跟民眾脫節的，『紙面上的』或人為的修飾語言；猶太人的情形更甚，他們既屬於這個少數族裔，又被排斥在外，他們是『從搖籃裡偷走德國嬰兒的吉卜賽人』。總而言之，布拉格的德語屬於一種脫離了領土的語言，特別適合怪僻的用法〔……〕。」（德勒兹、迦塔利2007：34；Deleuze & Guattari 2006: 16-17）
瓦根巴赫無疑抓住了癢處，布拉格德語這種古怪的書面語言所產生的「陌生感」，正正就是孕育卡夫卡式荒旦世界的母體。但可惜的是，瓦根巴赫只將他的討論局限於卡夫卡寫作風格的問題上，卻沒有將這個語言問題與卡夫卡的猶太屬性問題扣連起來，進一步探挖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在何種程度上決定了他那種徬徨於無地的存在絕境。而德勒兹和迦塔利則正好抓住了這一點，借以展開他們的「少數文學」論。
三、換取的孩子
然而，究竟卡夫卡時代的布拉格猶太人所使用的是一種怎樣的德語呢？按照博格的說法，這種混雜的德語包括兩種不同的形態，即Kuchelböhmisch（德語與捷克語的混合）和Mauscheldeutsch（德語化的意第緒語，對猶太語語詞有些微影響）。按照瓦根巴赫的說法，第一種形態包括對德語前置詞的不正確用法、代詞性動詞的誤用和冠詞的省略。這部份是因為德語和捷克語使用者之間溝通時詞語的簡化所造成的，部份則是受到捷克語的某些特殊慣例影響。譬如，布拉格人的德文經常用簡單的動詞geben（給予）代替動詞legen（布置）、setzen（安置）、stellen（放）和abnehmen（移除），其用法相當於捷克語的dati（給予）。正是基於這些語言的考察，瓦根巴赫才會認為，布拉格德語的典型特徵是詞彙貧乏。（博格2006：177-179；Bogues 2003: 95-96）
至於第二種形態，卡夫卡自己亦曾在致布洛德的信中談及。他在那封信中便曾直接指出：「猶太德語本身甚至是美妙的，它是書面德語和形態語言的一種有機結合〔……〕，它也是一種細膩的語感的產物。」他並舉出兩個例句以作佐證。其一是「Worauf herauf hat er Talent?」這個不大符合德語語言習慣的句子，大意是「他哪來什麼天才？」但當我們將之直譯出來是，則會譯成：「他的天才是踏著什麼東西站上來的？」另一個例句則是「er schreibt über wem?」這句話的後半句在德語語法上是錯的，第三格「wem」應為第四格的「wen」所代替。這句話的大意是「他在寫東西，關於誰？」但若直譯出來，則成了「他在寫東西。在誰的上面寫？」（卡夫卡1996：7：420）語句的誤用和怪僻用法弔詭地產生出正統和慣常用法所無法想像的奇詭意像。這兩個例句清晰地例證了卡夫卡對猶太德語的分析：「它是書面德語和形態語言的一種有機結合」。
然而，卡夫卡和德語的關係卻不單是創新的文學家與文學語言之間的關係這麼簡單。德語實際上深入到卡夫卡的存在狀態，決定了他與世界之間的疏離關係。這種語言所帶來的異化和疏離關係，清晰地銘刻在卡夫卡一篇討論母親的日記裡。這篇日記寫於1911年10月24日。在日記裡，他寫道：
「然而昨天我發現，我不能始終有能力回報給母親她應得的愛，因為德語使我無法做到這一點。在猶太語中，母親不像德語這樣叫『母親』（Mutter），叫她『母親』讓她變得有點兒可笑（並非對她自己而言，因為我們家講德語），我們把一種德語的叫法加給一位猶太女性，然而卻忘了情感深處的巨大而沉重的衝突。對於猶太人，『母親』是一個有點兒古怪的德語稱呼，它無意識地包含著基督教的光輝，同時也無意識地包含著基督教的冷漠，被叫做『母親』的猶太女性不僅可笑，而且陌生。叫『媽媽』（Mama）或許好一些，但是除非我們沒有想像它背後『母親』的含義。同樣，對於猶太語中父親的含義而言，德語的叫法『父親』（Vater）也相去甚遠。我相信，這僅僅是因為，早年猶太居住區的回憶仍然維繫著猶太家庭。」[6]
卡夫卡在這篇日記中清晰地說明了，德語的介入如何使他與母親甚至父親的關係，變得陌生和怪異。而這種格格不入的陌生感覺，正正是貫穿於卡夫卡寫作中的基本調子。可以說，卡夫卡與德語之間格格不入的怪異關係，造就了他的寫作和存在的基本狀態。沒有了這種格格不入的怪異關係，卡夫卡式的寫作根本是無法想像的。
另外，著名波蘭猶太裔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便曾指出，卡夫卡對反意連詞「aber」（但是）的使用比其他作家，平均多出兩到三倍。這種對「aber」的反覆應用，表面上是一種字彙貧乏的現象，但鮑曼卻引述烏依特斯普羅特（Herman Uytersprott）的說法，指出：「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心靈的、不尋常的複雜性。心靈不會以簡單、直線的方式來看和感受。心靈的懷疑和猶豫並非出自懦弱和謹慎，而是出自目光的銳利。從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感知和每一個斷言中，心靈都能立即聽到一個小妖魔在對他耳語：aber（但是）……然後，心靈就不得不寫下這種妖魔般的『aber（但是）』，增加了我們『在清晰性中的混亂』。」（鮑曼2003：272-273）這些由懷疑和猶豫在心靈深處刻下的妖魔耳語，充斥於卡夫卡的寫作之中，使他能在反來覆去的句子之間建立一個格格不入的世界，並為每一種常識性看法建立另一套沒完沒了的、不確定的推理。這裡我們僅在他的日記中舉出兩個例子，以供佐證。
譬如關於「自殺」，他在1914年2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
「我若是自殺，肯定不是誰的錯，即使F的態度顯然是可能的誘因。我曾在半睡半醒時想像過將會發生的那一幕景象，當我已經預知了結果，把遺書放在口袋裡，到她的住處去，向她求婚而被拒絕，然後將信放在桌上，走到陽台，被所有趕來的人攔住，努力掙脫開來，翻過陽台的欄杆往下跳，拉住我的手不得不一隻隻鬆開。遺書裡寫道，儘管我是為了F而往下跳，但就算她接受了我的求婚，事情對我來說也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瑞美特2006：163-164；Kafka 1964: 259）
在卡夫卡的想像中，他的「自殺」念頭源自菲莉絲．包爾（Felice Bauer）對他求婚的拒絕。但就算菲莉絲接受了他的求婚，事情對他來說，「也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他的「自殺」念頭與菲莉絲有關，卻又與她無關，所以，「我若是自殺，肯定不是誰的錯」。
再如關於「愛情」，他在1922年2 月12日的日記中便這樣寫道：
「我一再遇見的那一個拒絕我的人並不是說：『我不愛你。』而是說：『你沒法愛我，不管你再怎麼努力，你痛苦地愛著你對我的愛，而你對我的愛卻不愛你。』由此可知，說我經驗過『我愛你』這句話並不正確，我只經驗過等待的沉默，應該由我說『我愛你』來打破的沉默，我只經驗過這個，沒有別的。」（瑞美特2006：169-170；Kafka 1964: 413）
在這個故事裡，求愛不遂的場景被「一再遇見」一詞，擴展成一個被無限地反覆重演的噩夢般的場景；而對「我愛你」這句說話的無限推延，則被化作無了期的沉默等待，以至無窮無盡、看不到盡頭的時間的外邊。
可以怎樣理解這種沒完沒了的、不確定的文字推理呢？卡夫卡在論及猶太德語文學時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形象式的解答：「所以說這是一種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一種吉卜賽文學，它把德國孩子從搖籃中偷出，匆匆忙忙地安置一下，因為總得有個人去繩索上跳舞（但這甚至不是那德國孩子，這什麼都不是，人們只不過說，有人在跳舞）……」（卡夫卡1996：7：421）我們大概都聽過這樣一個歐洲民間傳說罷：「古代歐洲各地都有『Changeling』（被妖精掉包的孩子）傳說：接受洗禮前的嬰兒，有時會不小心被妖精從搖籃偷走，而留下滿臉皺紋如老人的妖精之子。以致家中小孩突然生病時，大人就懷疑這是被掉包的小孩，甚至還會加以虐待。」（吳繼文2002：300）身為猶太德語作家的卡夫卡，不是那個被妖精從搖籃偷走的孩子，他不過是那名被妖精留下的「滿臉皺紋如老人的妖精之子」而已。因此，卡夫卡才會說：「這甚至不是那德國孩子，這什麼都不是」。
「語言是故鄉的有聲的呼吸。」（卡夫卡1996：5：439）但卡夫卡和他同代的猶太德語作家卻在沒完沒了的德語寫作中永遠無法抵達「語言的故鄉」，因為「德語」根本不是他們的「故鄉」。他們在寫作中聽到的不是「故鄉的有聲的呼吸」，而是無盡的恐懼和猶豫。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明白，卡夫卡為何會用以下一段話，結束他最後一篇日記：
「下筆時越來越膽怯。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個字在鬼魂的手裡翻來覆去──手的搖晃是鬼魂特有的動作──就成了一隻矛，轉過來瞄準了說話的人。像這樣的一句評論更是如此。而就這樣直到無窮。唯一的安慰是，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一樣發生。而你想做的事，只有一絲感覺不到的幫助。勝於安慰的是：你也握有武器。」（瑞美特2006：170；Kafka 1964: 423）
終其一生，卡夫卡不斷從事德語寫作，但他僅僅是沒完沒了地寫下去而已。這種寫作，除了寫作，別無意義可言。「因為總得有個人去繩索上跳舞」……
註釋：
[1] 德勒兹、迦塔利2007：41；Deleuze & Guattari 2006: 19
[2] littérature mineure這個概念，現時有多種不同的漢語譯法，包括「少數文學」（羅貴祥1997：122）、「小民族文學」（陳永國2005）和「少數族文學」（麥永雄2007：166）、「弱勢文學」（德勒兹、迦塔利2007：1）等。為統一行文，本文採用「少數文學」的譯法。
[3] 引者按：指當時用德語寫作的年輕猶太作家。
[4] 意第緒語，或譯依地語，是德語、希伯來語、斯拉夫語等不同語言的混合體。它是猶太人傳統的國際通用語言，也是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的主要口語。就其混合形態而言，意第緒語只能算作一種年輕的語言，然而其根源可追溯到猶太民族古老深厚的歷史文化。（林和生2007：147）
[5] 以上兩段引文轉引自瓦根巴赫1992：69。
[6] 這段文字的中譯，我選用的是林和生的版本，見林和生2007：151。中譯《卡夫卡全集》版本的譯法，則見卡夫卡1996：6：92。英譯本則見Kafka 1964: 88。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1. 卡夫卡（Kafka, Franz）1996。《卡夫卡全集》共十卷。葉廷芳主編。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平野嘉彥 2002。《卡夫卡：身體的位相》。劉文柱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3. 瓦根巴赫（Wagenbach, Klaus） 1992。《卡夫卡》。孟蔚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 吳繼文 2002。〈降靈會：一次殘暴而精準的演出──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的哀傷與荒涼〉。《換取的孩子》大江健三郎著，劉慕沙譯。台北市：時報文化，頁300-320。
5. 昆德拉（Kundera, Milan） 2006。《惟幕》。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6. 林和生 2007。《猶太人卡夫卡》。蘭州市：敦煌文藝出版社。
7. 陳永國 2005。〈界限與越界：小民族文學的解域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41-48。
8. 麥永雄 2007。《德勒兹與當代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9. 博格（Bogue, Ronald） 2006。《德勒兹論文學》。李育霖譯。台北市：麥田出版。
10. 曾艷兵 2004。〈「從搖籃裡抱走了別人的孩子」──論卡夫卡創作中的語言問題〉。《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頁48-58。
11. 瑞美特（Reimert, Karla） 2006。《K一頓卡夫卡》。姬健梅譯。台北市：商周出版。
12. 德勒兹（Deleuze, Gilles）、迦塔利（Guattari, Felix） 2007。《什麼是哲學？》。張祖建譯。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
13. 鮑曼（Bauman, Zygmunt） 2003。《現代性與矛盾性》。邵迎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4. 羅貴祥 1997。《德勒兹》。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英文部份
1. Bogue, Ronald. (2003), Deleuze on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200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Kafka, Franz. (1964),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1923. Ed. Max Brod.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4. Kundera, Milan. (2008), The Curtain. Trans. Linda Ash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Harper Perennial.
「生活在一門非母語的語言當中的人當今有多少？那些不再使用或者尚未使用自己的語言的人，或者對自己非使用不可的多數族裔的語言知之甚少的人，當今又有多少？這是移民，尤其是移民的後代所面臨的一個問題。這是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一部少數文學所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大家的問題：怎樣才能從自己的語言裡提取一部能夠深掘語言，促使它沿著一條簡潔的革命的道路前進的少數文學？怎樣才能變為自己語言當中的遊牧人、移民和吉卜賽人？卡夫卡的回答是：把嬰兒從搖籃裡偷走，在綳直的繩子上面起舞。」
──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迦塔利（Felix Guattari）[1]
一、不可能的文學
德勒兹和迦塔利為他們的卡夫卡（Franz Kafka）研究冠上這樣的副題：「為少數文學而作」（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他們並以該書的第三章〈什麼是少數文學？〉（“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專門討論「少數文學」（littérature mineure, minor literature）[2]這個概念。誠如博格（Ronald Bogues）所言，德勒兹和迦塔利「少數文學」的靈感來自於卡夫卡1911年12月25日的日記。在這篇日記中，卡夫卡開始思考「小眾文學」或「小文學」（kleine Literaturen, small literatures）的問題，並初步勾勒出他所謂的「小眾文學」的特徵梗概。（Bogues 2003: 92; Kafka 1964: 148-151）然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將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少數文學」概念，等同於卡夫卡在這篇日記中所提出的「小眾文學」概念。因為在討論「少數文學」問題時，德勒兹和迦塔利更多地倚重於，1921年6月和8月期間卡夫卡致布洛德（Max Brod）的一封信中有關猶太德語文學的討論。事實上，卡夫卡在這封信中的論點，構成了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少數文學」論的起點。他們在〈什麼是少數文學？〉首段，便以下述的文字，簡潔有力地勾勒出少數文學的第一個特點：
「少數文學不是用某種次要語言寫成的文學，而是一個少數族裔在一種主要語言內部締造的文學。可是，不管怎麼說，這種文學的頭一個特點是語言帶有一個顯著的脫離領土運動（deterritorialization）的系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拉格的猶太人所處的絕境使它們無法從事寫作，使他們的文學成為不可能實現的東西，卡夫卡對這一絕境有如下定義：無法不寫作，無法用德語寫作，無法以別種方式寫作。」（德勒兹、迦塔利2007：33-34；Deleuze & Guattari 2006: 16）
卡夫卡對布拉格猶太人的寫作絕境所下的絕妙定義，正好來自於上述那封致布洛德的信。在那封信的後半部份，卡夫卡評述了奧地利猶太作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輕歌劇《文學或人們將看到的》（Literatur oder Man wird doch da sehn），並藉此引伸討論猶太德語文學和當時歐洲年輕一代猶太人的猶太屬性問題。卡夫卡認為，當時大多數猶太年輕作家，在他們的父親的含糊首肯下，嘗試藉著德語寫作擺脫他們的「猶太屬性」。然而，當這些年輕作家剛踏出第一步，前腳還未落在新的土地上時，他們卻絕望地發現，「他們的後腿仍然粘連在父親的猶太屬性上」。這種彷徨於無地的絕境，具體表現在猶太德語文學的這樣一個悖論式荒旦處境上：「儘管它表面上像是德語文學，但實際上成不了德語文學，這便是他們[3]的絕望的導火線。」在信中，卡夫卡甚至乾脆將這種可悲的「成不了德語文學的德語文學」，稱為「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因為當這些用德語寫作的年輕猶太作家拿起他們的筆桿時，他們面對著四種「不可能性」：「不寫之不可能、用德語寫之不可能、用其他語言寫之不可能。幾乎可以加上第四種不可能性，即寫之不可能」。（卡夫卡1996：7：419-421）然而，這樣一種「不可能的文學」又是如何具體形成的呢？
二、語言的孤島
在《帷幕》（The Curtain）的第二部份〈世界文學〉（“Die Weltliteratur”）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嘲弄道：「由於法國人不習慣區分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我經常聽人們將卡夫卡說成是捷克作家（他從1918年起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顯然，這個說法沒有任何意義。難道還需要提醒嗎，卡夫卡只用德語寫作，而且毫不含糊地將自己視為德語作家。」（昆德拉2006：43；Kundera 2008: 34）卡夫卡身份歸屬問題的複雜性，可見一斑。然而，昆德拉的描述亦不過突顯了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實際的情況比這幾句簡單的描述要複雜得多。
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於奧匈帝國管轄下的波希米亞王國首府布拉格，到1924年6月3日病逝。在他短暫的一生中，除了短期旅行、晚年與伴侶在柏林生活，以及病重時在維也納近郊療養院住過一段時期外，幾乎沒有離開過布拉格。布拉格這個現在的捷克共和國首都，歷史上向來捷克居民佔多數，但在十一世紀捷克人掌權的普舍美斯朝代時，就已有德國人和猶太人定居。換言之，布拉格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多民族混居的城市。直到十五世紀的胡斯戰爭結束後，布拉格基本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下，才開始增強了德意志文化的影響。（平野嘉彥2002：6）誠如曾艷兵所指出的，在十五和十六世紀形成的奧匈帝國，佔人口多數的民族其實既不是奧地利人，也不是匈牙利人，而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羅地亞人、羅馬尼亞人和波蘭人。所以，1774年，帝國就頒佈了基本教育法案，其目的在於解決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同化問題。因為帝國的統治者相信，語言的分裂會導致政治的分裂和管理上的問題。於是，所有的小學都把德語規定為必修課，並將德語指定為中學以上的惟一教學用語。同時，在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所有商務活動中，也都採用德語。這一政策實際上相當於，強迫所有少數民族德語化。如此一來，少數民族語言便面臨著滅絕的危險。語言的滅絕意味著民族的消亡，所以，保存民族語言成了帝國內部各少數民族的迫切任務。（曾艷兵2004：50）
正是在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和境內少數民族之間這一文化和語言衝突的漩渦之中，猶太這個在歐洲無所歸屬的流浪民族的語言和身份歸屬問題，便顯得尤為敏感。從整個中世紀到十八世紀，猶太人一直在歐洲忍受著被隔離的屈辱。但是除了反猶太法案和對猶太人的迫害外，猶太教傳統一直在建構一種完整的生活，在猶太族群和基督教周邊環境之間築起一道清晰的分界線。與此同時，當時奧匈帝國的統治者也認識到，如果散佈於帝國境內的猶太人沒有德國化，他們也就不會真正地脫離他們的過去、傳統和語言，成為順從帝國統治的臣民。因此，哈布斯堡王朝推出了一套政策法令，強化和突出了德語在奧匈帝國的至高無上地位。所以，到了卡夫卡出生的時代，至少在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地區，德語已經在猶太人中間完全取代了意第緒語（Yiddish）[4]的地位。這使得捷克人更加激烈地反對猶太人，而猶太人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越來越傾向於認同德國少數統治階層的政治和文化，但這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接受。（曾艷兵2004：50）
然而，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卻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十九世紀後半葉，隨著波希米亞地區工業化的展開，布拉格受維也納中樞國家權力支配的局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地方上流入的捷克族工人造成的人口增長，再加上捷克資產階級的迅速成長，這種種新近出現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對布拉格的德意志人和操德語的猶太人的既得利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1861年，布拉格誕生了第一位捷克人市長。到1883年卡夫卡出生時，在波希米亞州議會中，捷克族議員已佔據了多數。（平野嘉彥2002：6-7）在這種形勢下，猶太中產階級除了認同捷克語或德語外，別無選擇。1880年的一次語言普查，被視為猶太人一次面對公眾督查的信仰表白。對這一語言歸屬問題的最初反應是，在波希米亞地區的猶太人中只有三份之一將捷克語視為他們的第一語言；而十年之後，統計數字便上升到超過了50%。布拉格的情況也是如此。1890年，城裡大約25,000猶太人中，有四份之一在家裡也只講捷克語；而到了二十世紀初，捷克語已經正式成為布拉格55%以上猶太人的主要語言。（曾艷兵2004：50-51）
在這種嚴峻的政治和文化局勢中，弗蘭茨．卡夫卡的選擇便顯得相當耐人尋味。弗蘭茨．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Hermann Kafka），出生於南波希米亞農村捷克人聚居區，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原本便是捷克系猶太人，自然擅長捷克語。所以，語言普查時，他便向政府申報，家屬「使用語言」是捷克語。然而，身為兒子的弗蘭茨．卡夫卡，卻與父親相反，自己在申報書上毅然寫上了「德語」。並且，弗蘭茨．卡夫卡遵從父親的向德意志社群「同化」的意志，在使用德語的學校受教育，表明自己在使用「德語」（平野嘉彥2002：8）
然而，正如卡夫卡在給布洛德的信中曾提及的，這個語言的問題不單單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也同時是當時歐洲年輕一輩猶太作家的共同問題。（卡夫卡1996：7：419-421）無論如何，卡夫卡的選擇使他擠身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轉折時期的布拉格德語文學領域裡，成為這個德語文學事典中的奇特現象的一份子。這個世紀轉折的短暫時期，在布拉格人口中明顯佔少數的德意志人和操德語的猶太人，竟出現了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梅林克（Gustav Meyrink）、布洛德、卡夫卡、基希（Egon Erwin Kisch）、韋爾弗（Franz Werfel）、哈斯（Willy Haas）、烏爾茨迪爾（Johannes Urzidil）等一系列著名詩人、作家和評論家。雖說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來沒有形成過具有共同志向的文學流派，但我們卻不應忽視，這些文學家之間都分享著一個共同的語言狀況──「布拉格德語」。誠如平野嘉彥所指出的，這種被烏爾茨迪爾稱為「紙面上的德語」（papierenes Deutsch, paper German）的古怪語言，實際上是浮於捷克大眾之海上的語言孤島。它從現存的捷克語共同體的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是一種名符其實的由文字規定的言語（parole）。這種語言的孤島狀態最終催生了一大批文學作者，決不是不可理解的。（平野嘉彥2002：7-8）
當時的波希米亞地區德語作家弗里茨．毛特納（Fritz Mauthner）便曾評述過這種「紙面上的德語」。他說：「波希米亞腹地的德國人為捷克的鄉民所包圍，他們說的是書面語言，缺乏豐富的、土生土長的表達法，缺乏豐富的口頭用語，他們的語言是貧瘠的。」當時《波希米亞報》（Bohemia）的編輯海因里希．特韋勒斯（Heinrich Tewels）亦抱怨道：「在我們這兒語言的河流快要枯竭，僅從所受的教育上講我們還是德意志人。」[5]然而，正正是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構成了卡夫卡寫作的特異性（singularity）。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早於1964年，便在《卡夫卡》（Franz Kafka）一書中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卡夫卡典型的語言純正癖、句子平淡的結構以及詞彙的貧乏，這些離開布拉格德語的背景是無法想像的。」他並進而指出，卡夫卡在事物面前的「陌生感」，其實起源於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他所操弄的那種乾巴巴的、書面化的語言，缺乏普通口語和方言所特有的親切感，以至他賴以理解世界的語言總帶幾分陌生感。「詞彙、比喻、語言的搭配因為沒有被廣泛應用還帶著自己的棱角，還保留著本來的多義性。」（瓦根巴赫1992：71-72）正是在這一語境中，我們才能真正明白，德勒兹和迦塔利對卡夫卡所提出的三種不可能性的著名闡釋：
「無法不寫作的原因，在於無論是不確定的還是受壓迫的民族意識都必然通過文學得到表達〔……〕。無法用德語以外的語言寫作，這反映了布拉格的猶太人對於捷克的原始領土權所懷有的無法改變的距離感。無法用德語寫作則是德意志族裔自身的脫離領土的運動，這個實行高壓的少數族裔使用的是一種跟民眾脫節的，『紙面上的』或人為的修飾語言；猶太人的情形更甚，他們既屬於這個少數族裔，又被排斥在外，他們是『從搖籃裡偷走德國嬰兒的吉卜賽人』。總而言之，布拉格的德語屬於一種脫離了領土的語言，特別適合怪僻的用法〔……〕。」（德勒兹、迦塔利2007：34；Deleuze & Guattari 2006: 16-17）
瓦根巴赫無疑抓住了癢處，布拉格德語這種古怪的書面語言所產生的「陌生感」，正正就是孕育卡夫卡式荒旦世界的母體。但可惜的是，瓦根巴赫只將他的討論局限於卡夫卡寫作風格的問題上，卻沒有將這個語言問題與卡夫卡的猶太屬性問題扣連起來，進一步探挖這種語言的異化狀態，在何種程度上決定了他那種徬徨於無地的存在絕境。而德勒兹和迦塔利則正好抓住了這一點，借以展開他們的「少數文學」論。
三、換取的孩子
然而，究竟卡夫卡時代的布拉格猶太人所使用的是一種怎樣的德語呢？按照博格的說法，這種混雜的德語包括兩種不同的形態，即Kuchelböhmisch（德語與捷克語的混合）和Mauscheldeutsch（德語化的意第緒語，對猶太語語詞有些微影響）。按照瓦根巴赫的說法，第一種形態包括對德語前置詞的不正確用法、代詞性動詞的誤用和冠詞的省略。這部份是因為德語和捷克語使用者之間溝通時詞語的簡化所造成的，部份則是受到捷克語的某些特殊慣例影響。譬如，布拉格人的德文經常用簡單的動詞geben（給予）代替動詞legen（布置）、setzen（安置）、stellen（放）和abnehmen（移除），其用法相當於捷克語的dati（給予）。正是基於這些語言的考察，瓦根巴赫才會認為，布拉格德語的典型特徵是詞彙貧乏。（博格2006：177-179；Bogues 2003: 95-96）
至於第二種形態，卡夫卡自己亦曾在致布洛德的信中談及。他在那封信中便曾直接指出：「猶太德語本身甚至是美妙的，它是書面德語和形態語言的一種有機結合〔……〕，它也是一種細膩的語感的產物。」他並舉出兩個例句以作佐證。其一是「Worauf herauf hat er Talent?」這個不大符合德語語言習慣的句子，大意是「他哪來什麼天才？」但當我們將之直譯出來是，則會譯成：「他的天才是踏著什麼東西站上來的？」另一個例句則是「er schreibt über wem?」這句話的後半句在德語語法上是錯的，第三格「wem」應為第四格的「wen」所代替。這句話的大意是「他在寫東西，關於誰？」但若直譯出來，則成了「他在寫東西。在誰的上面寫？」（卡夫卡1996：7：420）語句的誤用和怪僻用法弔詭地產生出正統和慣常用法所無法想像的奇詭意像。這兩個例句清晰地例證了卡夫卡對猶太德語的分析：「它是書面德語和形態語言的一種有機結合」。
然而，卡夫卡和德語的關係卻不單是創新的文學家與文學語言之間的關係這麼簡單。德語實際上深入到卡夫卡的存在狀態，決定了他與世界之間的疏離關係。這種語言所帶來的異化和疏離關係，清晰地銘刻在卡夫卡一篇討論母親的日記裡。這篇日記寫於1911年10月24日。在日記裡，他寫道：
「然而昨天我發現，我不能始終有能力回報給母親她應得的愛，因為德語使我無法做到這一點。在猶太語中，母親不像德語這樣叫『母親』（Mutter），叫她『母親』讓她變得有點兒可笑（並非對她自己而言，因為我們家講德語），我們把一種德語的叫法加給一位猶太女性，然而卻忘了情感深處的巨大而沉重的衝突。對於猶太人，『母親』是一個有點兒古怪的德語稱呼，它無意識地包含著基督教的光輝，同時也無意識地包含著基督教的冷漠，被叫做『母親』的猶太女性不僅可笑，而且陌生。叫『媽媽』（Mama）或許好一些，但是除非我們沒有想像它背後『母親』的含義。同樣，對於猶太語中父親的含義而言，德語的叫法『父親』（Vater）也相去甚遠。我相信，這僅僅是因為，早年猶太居住區的回憶仍然維繫著猶太家庭。」[6]
卡夫卡在這篇日記中清晰地說明了，德語的介入如何使他與母親甚至父親的關係，變得陌生和怪異。而這種格格不入的陌生感覺，正正是貫穿於卡夫卡寫作中的基本調子。可以說，卡夫卡與德語之間格格不入的怪異關係，造就了他的寫作和存在的基本狀態。沒有了這種格格不入的怪異關係，卡夫卡式的寫作根本是無法想像的。
另外，著名波蘭猶太裔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便曾指出，卡夫卡對反意連詞「aber」（但是）的使用比其他作家，平均多出兩到三倍。這種對「aber」的反覆應用，表面上是一種字彙貧乏的現象，但鮑曼卻引述烏依特斯普羅特（Herman Uytersprott）的說法，指出：「這樣做的原因在於心靈的、不尋常的複雜性。心靈不會以簡單、直線的方式來看和感受。心靈的懷疑和猶豫並非出自懦弱和謹慎，而是出自目光的銳利。從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感知和每一個斷言中，心靈都能立即聽到一個小妖魔在對他耳語：aber（但是）……然後，心靈就不得不寫下這種妖魔般的『aber（但是）』，增加了我們『在清晰性中的混亂』。」（鮑曼2003：272-273）這些由懷疑和猶豫在心靈深處刻下的妖魔耳語，充斥於卡夫卡的寫作之中，使他能在反來覆去的句子之間建立一個格格不入的世界，並為每一種常識性看法建立另一套沒完沒了的、不確定的推理。這裡我們僅在他的日記中舉出兩個例子，以供佐證。
譬如關於「自殺」，他在1914年2月14日的日記中這樣寫到：
「我若是自殺，肯定不是誰的錯，即使F的態度顯然是可能的誘因。我曾在半睡半醒時想像過將會發生的那一幕景象，當我已經預知了結果，把遺書放在口袋裡，到她的住處去，向她求婚而被拒絕，然後將信放在桌上，走到陽台，被所有趕來的人攔住，努力掙脫開來，翻過陽台的欄杆往下跳，拉住我的手不得不一隻隻鬆開。遺書裡寫道，儘管我是為了F而往下跳，但就算她接受了我的求婚，事情對我來說也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瑞美特2006：163-164；Kafka 1964: 259）
在卡夫卡的想像中，他的「自殺」念頭源自菲莉絲．包爾（Felice Bauer）對他求婚的拒絕。但就算菲莉絲接受了他的求婚，事情對他來說，「也沒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他的「自殺」念頭與菲莉絲有關，卻又與她無關，所以，「我若是自殺，肯定不是誰的錯」。
再如關於「愛情」，他在1922年2 月12日的日記中便這樣寫道：
「我一再遇見的那一個拒絕我的人並不是說：『我不愛你。』而是說：『你沒法愛我，不管你再怎麼努力，你痛苦地愛著你對我的愛，而你對我的愛卻不愛你。』由此可知，說我經驗過『我愛你』這句話並不正確，我只經驗過等待的沉默，應該由我說『我愛你』來打破的沉默，我只經驗過這個，沒有別的。」（瑞美特2006：169-170；Kafka 1964: 413）
在這個故事裡，求愛不遂的場景被「一再遇見」一詞，擴展成一個被無限地反覆重演的噩夢般的場景；而對「我愛你」這句說話的無限推延，則被化作無了期的沉默等待，以至無窮無盡、看不到盡頭的時間的外邊。
可以怎樣理解這種沒完沒了的、不確定的文字推理呢？卡夫卡在論及猶太德語文學時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形象式的解答：「所以說這是一種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一種吉卜賽文學，它把德國孩子從搖籃中偷出，匆匆忙忙地安置一下，因為總得有個人去繩索上跳舞（但這甚至不是那德國孩子，這什麼都不是，人們只不過說，有人在跳舞）……」（卡夫卡1996：7：421）我們大概都聽過這樣一個歐洲民間傳說罷：「古代歐洲各地都有『Changeling』（被妖精掉包的孩子）傳說：接受洗禮前的嬰兒，有時會不小心被妖精從搖籃偷走，而留下滿臉皺紋如老人的妖精之子。以致家中小孩突然生病時，大人就懷疑這是被掉包的小孩，甚至還會加以虐待。」（吳繼文2002：300）身為猶太德語作家的卡夫卡，不是那個被妖精從搖籃偷走的孩子，他不過是那名被妖精留下的「滿臉皺紋如老人的妖精之子」而已。因此，卡夫卡才會說：「這甚至不是那德國孩子，這什麼都不是」。
「語言是故鄉的有聲的呼吸。」（卡夫卡1996：5：439）但卡夫卡和他同代的猶太德語作家卻在沒完沒了的德語寫作中永遠無法抵達「語言的故鄉」，因為「德語」根本不是他們的「故鄉」。他們在寫作中聽到的不是「故鄉的有聲的呼吸」，而是無盡的恐懼和猶豫。如此一來，我們才能明白，卡夫卡為何會用以下一段話，結束他最後一篇日記：
「下筆時越來越膽怯。這是可以理解的。每一個字在鬼魂的手裡翻來覆去──手的搖晃是鬼魂特有的動作──就成了一隻矛，轉過來瞄準了說話的人。像這樣的一句評論更是如此。而就這樣直到無窮。唯一的安慰是，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一樣發生。而你想做的事，只有一絲感覺不到的幫助。勝於安慰的是：你也握有武器。」（瑞美特2006：170；Kafka 1964: 423）
終其一生，卡夫卡不斷從事德語寫作，但他僅僅是沒完沒了地寫下去而已。這種寫作，除了寫作，別無意義可言。「因為總得有個人去繩索上跳舞」……
註釋：
[1] 德勒兹、迦塔利2007：41；Deleuze & Guattari 2006: 19
[2] littérature mineure這個概念，現時有多種不同的漢語譯法，包括「少數文學」（羅貴祥1997：122）、「小民族文學」（陳永國2005）和「少數族文學」（麥永雄2007：166）、「弱勢文學」（德勒兹、迦塔利2007：1）等。為統一行文，本文採用「少數文學」的譯法。
[3] 引者按：指當時用德語寫作的年輕猶太作家。
[4] 意第緒語，或譯依地語，是德語、希伯來語、斯拉夫語等不同語言的混合體。它是猶太人傳統的國際通用語言，也是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的主要口語。就其混合形態而言，意第緒語只能算作一種年輕的語言，然而其根源可追溯到猶太民族古老深厚的歷史文化。（林和生2007：147）
[5] 以上兩段引文轉引自瓦根巴赫1992：69。
[6] 這段文字的中譯，我選用的是林和生的版本，見林和生2007：151。中譯《卡夫卡全集》版本的譯法，則見卡夫卡1996：6：92。英譯本則見Kafka 1964: 88。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1. 卡夫卡（Kafka, Franz）1996。《卡夫卡全集》共十卷。葉廷芳主編。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平野嘉彥 2002。《卡夫卡：身體的位相》。劉文柱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3. 瓦根巴赫（Wagenbach, Klaus） 1992。《卡夫卡》。孟蔚彥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 吳繼文 2002。〈降靈會：一次殘暴而精準的演出──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的哀傷與荒涼〉。《換取的孩子》大江健三郎著，劉慕沙譯。台北市：時報文化，頁300-320。
5. 昆德拉（Kundera, Milan） 2006。《惟幕》。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6. 林和生 2007。《猶太人卡夫卡》。蘭州市：敦煌文藝出版社。
7. 陳永國 2005。〈界限與越界：小民族文學的解域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41-48。
8. 麥永雄 2007。《德勒兹與當代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9. 博格（Bogue, Ronald） 2006。《德勒兹論文學》。李育霖譯。台北市：麥田出版。
10. 曾艷兵 2004。〈「從搖籃裡抱走了別人的孩子」──論卡夫卡創作中的語言問題〉。《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頁48-58。
11. 瑞美特（Reimert, Karla） 2006。《K一頓卡夫卡》。姬健梅譯。台北市：商周出版。
12. 德勒兹（Deleuze, Gilles）、迦塔利（Guattari, Felix） 2007。《什麼是哲學？》。張祖建譯。長沙市：湖南文藝出版社。
13. 鮑曼（Bauman, Zygmunt） 2003。《現代性與矛盾性》。邵迎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4. 羅貴祥 1997。《德勒兹》。台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英文部份
1. Bogue, Ronald. (2003), Deleuze on Litera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 Deleuze, Gilles & Guattari, Felix. (2006),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Kafka, Franz. (1964),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1923. Ed. Max Brod.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4. Kundera, Milan. (2008), The Curtain. Trans. Linda Ash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Harper Peren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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