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关系叫危险，知心的关系叫凶险。
刘震云53岁了，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刘震云写小说已经写了30多年，故乡延津的老乡们不觉得当作家是个多荣耀的事儿，就是个靠编瞎话为生的说书人。所以他也不觉得写作是件多么高尚的事情，他最讨厌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那种俯瞰苍生的态度，他觉得与其跟这些人在一起凑个饭局，说些言不由衷的大话，到不如跟村里的舅舅，表哥们聊天更有意思，更有收益。他经常回自己的老家老庄村。老家的父老乡亲，那些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的，他能跟他们说到一起。他们说的话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更知心，“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的外祖母生前给刘震云讲了一个故事，“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这个故事让刘震云很震惊，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养牛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要去到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一头牛的死掉，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所以只能去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刘震云开来，这就是精神上却都在“高级”流浪和漂泊。不要说精神的痛苦只有知识分子才有。
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刘震云用了三年时间，写下了新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中的话是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杨百顺，一个叫牛爱国，他们在心里杀过人的“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中塑造了很多世间的百姓，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在一块的话未必能说得上话，其实比人找人不容易的是话找话，《一句顶一万句》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就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人与世界的对抗产生的孤独不同，杨百顺他们的孤独又是另外一种孤独，杨百顺的问题是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他说不出来，他等着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个人能够说出来，能够找到，但是他找不到。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
什么才是朋友?《一句顶一万句》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就像刘震云说说：“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在刘震云看来,正是细节中的人和事，才构成了小说中所有命运的跌宕转折，因为中国人永远都是活在细节里的，而细节会变的，细节变了，生活变了，朋友也就变了，于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寻找”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母体，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讲也是一个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他说不是自己创作了这些人物，是这些人物跟他出来谈话。他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小林，在《手机》中找到了严守一，在《我叫刘跃进》中找到了刘跃进，这次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找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还有传教的老詹，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就是这些小人物，却都是刘震云真正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与书中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披肝沥胆，说的都是知心话”，他找的人越来越深，与这些人谈的话题也越来越深，《一句顶一万句》谈到了杀人，绿帽子，和孤独的事，这些话是凶险的，只能跟知心的人说，与杨百顺和牛爱国说这些话，刘震云也会被自己突然写出来的句子吓一跳，“知心话绝对不是滔滔不绝的，所以书里的句子很短，句号很多，没有形容词，朋友在一起谈知心话的时候那些兄容和比喻是没用的。朋友在一起说的都是朴素的话，真实的话，和知心的话，这三种话是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比原来好。”
有了这样的写作，刘振云就不再孤独。他说摆脱孤独是他写作的动机原因和目的，在书里交了朋友就也不孤单。在他不写做的时候反倒累了，总是感觉没着没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了”，“写作的每一天都很愉快，不写作的间隙却很沮丧，就像喝酒一样，有酒喝喝醉的时候很愉快，第二天醒了就很难过”，所以刘震云说自己的最佳状态，就是像李白一样“但愿长醉不愿醒”，但他是要醉在写作里的。
“我肯定是个好作者，因为我写作不累”。刘振云说，“写作这个不是祖传的，我外祖父的爹曾经开创过一个村庄，叫老庄村。他逃荒逃到一片盐碱地，就靠熬盐、熬碱为生。我觉得他是个智慧的人，一个新创的村庄叫老庄，显得深，因为新，确实也有点虚张声势和作贼心虚的感觉，出门就吆喝，老庄的盐来了，老庄的碱来了，人家说老哥，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村啊？他说“有点远！”远来的会念经，于是老庄的眼盐碱也就形成了品牌，周围村庄吃的都是老刘家的碱和盐。”
“我外祖父的爹真是个聪明人，这聪明背后，是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经常有人说我是幽默的，这个幽默不是话语的幽默，真正上升到文学的层面，话语的幽默会让人讨厌的，我的幽默是事情本身的幽默，也不是事情本身幽默，是事后边的这里理很拧把，明明看着不行的事情，大家都要去做，不做到成了不对的，这就变成了幽默。我们面对艰辛和苦难的时候，幽默会把铁像冰一样融化掉，如果说祖传，我的幽默的出产地也是我外祖父的爹开创的那个老庄村的盐碱地里，这个地点是祖传的。在苦难的地方长出幽默的大树，会更幽默。”刘震云说。
刘震云的外祖母生前给刘震云讲了一个故事，“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凌晨，他离家出走了。后来，四乡八镇都找了，所有的井也打捞了，不见叔叔的身影。”这个故事让刘震云很震惊，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养牛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要去到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一头牛的死掉，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所以只能去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刘震云开来，这就是精神上却都在“高级”流浪和漂泊。不要说精神的痛苦只有知识分子才有。
怀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刘震云用了三年时间，写下了新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书中的话是两个主人公，这两个主人公，一个叫杨百顺，一个叫牛爱国，他们在心里杀过人的“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中塑造了很多世间的百姓，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在一块的话未必能说得上话，其实比人找人不容易的是话找话，《一句顶一万句》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就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不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人与世界的对抗产生的孤独不同，杨百顺他们的孤独又是另外一种孤独，杨百顺的问题是他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他说不出来，他等着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个人能够说出来，能够找到，但是他找不到。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
什么才是朋友?《一句顶一万句》里朋友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知心的人可以瞬间一刀两断，就像刘震云说说：“朋友的关系是危险的。”生活的细节决定了生活的偶然，在刘震云看来,正是细节中的人和事，才构成了小说中所有命运的跌宕转折，因为中国人永远都是活在细节里的，而细节会变的，细节变了，生活变了，朋友也就变了，于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变化，去另外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寻找”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母体，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讲也是一个寻找知心朋友的过程。他说不是自己创作了这些人物，是这些人物跟他出来谈话。他在《一地鸡毛》中找到了小林，在《手机》中找到了严守一，在《我叫刘跃进》中找到了刘跃进，这次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找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还有传教的老詹，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就是这些小人物，却都是刘震云真正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与书中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披肝沥胆，说的都是知心话”，他找的人越来越深，与这些人谈的话题也越来越深，《一句顶一万句》谈到了杀人，绿帽子，和孤独的事，这些话是凶险的，只能跟知心的人说，与杨百顺和牛爱国说这些话，刘震云也会被自己突然写出来的句子吓一跳，“知心话绝对不是滔滔不绝的，所以书里的句子很短，句号很多，没有形容词，朋友在一起谈知心话的时候那些兄容和比喻是没用的。朋友在一起说的都是朴素的话，真实的话，和知心的话，这三种话是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比原来好。”
有了这样的写作，刘振云就不再孤独。他说摆脱孤独是他写作的动机原因和目的，在书里交了朋友就也不孤单。在他不写做的时候反倒累了，总是感觉没着没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了”，“写作的每一天都很愉快，不写作的间隙却很沮丧，就像喝酒一样，有酒喝喝醉的时候很愉快，第二天醒了就很难过”，所以刘震云说自己的最佳状态，就是像李白一样“但愿长醉不愿醒”，但他是要醉在写作里的。
“我肯定是个好作者，因为我写作不累”。刘振云说，“写作这个不是祖传的，我外祖父的爹曾经开创过一个村庄，叫老庄村。他逃荒逃到一片盐碱地，就靠熬盐、熬碱为生。我觉得他是个智慧的人，一个新创的村庄叫老庄，显得深，因为新，确实也有点虚张声势和作贼心虚的感觉，出门就吆喝，老庄的盐来了，老庄的碱来了，人家说老哥，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村啊？他说“有点远！”远来的会念经，于是老庄的眼盐碱也就形成了品牌，周围村庄吃的都是老刘家的碱和盐。”
“我外祖父的爹真是个聪明人，这聪明背后，是河南人面对生活的态度。经常有人说我是幽默的，这个幽默不是话语的幽默，真正上升到文学的层面，话语的幽默会让人讨厌的，我的幽默是事情本身的幽默，也不是事情本身幽默，是事后边的这里理很拧把，明明看着不行的事情，大家都要去做，不做到成了不对的，这就变成了幽默。我们面对艰辛和苦难的时候，幽默会把铁像冰一样融化掉，如果说祖传，我的幽默的出产地也是我外祖父的爹开创的那个老庄村的盐碱地里，这个地点是祖传的。在苦难的地方长出幽默的大树，会更幽默。”刘震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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