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斗争实现和平
(今天在网上和朋友争论一个观点，有一个法律界的朋友推荐了一本书，感觉甚为推崇与尊敬，我在网上一搜，却仅是一个六千余字的演讲稿，可是一但读起顿觉微言大义，不同凡响，作者是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耶林，要知道此文可能写于1872年左右，也就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但作者的眼光与判断何止跨跃百年时光，简直是传说中圣贤的胸襟，既清澈见底，明辨而不晦涩；又宏大宽广、悲天悯人，让人仰之弥高，叹服，真是了不得。
我看的版本是台湾学者萨孟武所译，译名为《法律的斗争》（德语的法律的意思也是权利）同时我看到还有国内学者胡宝海译的版本，内容似乎多了一倍还不止，只好找时间再读了。)
法的起源：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法律的生命是斗争（开篇直接点题，法律的目的就是和平，斗争就是法律的手段！简洁明了，毫不拖泥带水，法律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斗争使法律得以生存，斗争也使法律得以进步，追求法律就要追求斗争，这么说来毛泽东所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说辞还是很有法律精髓的，只是和平这个法律的终极目的万万不可忽视，切记切记：和为贵！和平是法律最佳的结果！）
总而言之，法律不是人民从容揖让，坐待苍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须努力，必须斗争，必须流血。人民与法律的关系犹如母子一样，母之生子须冒生命的危险，母于之间就发生了亲爱感情。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获得者，人民对之常无爱惜之情。母亲失掉婴儿，必伤心而痛哭；同样，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爱护备至，不易消灭。（这段话让我体会到深刻与厚重感，但是却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执意不肯听从日本友人苦劝,引颈待屠，并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人民从这件事或是类似的事中对艰难奋斗得来的法律有什么过于深厚的感情，或是对法爱护备至，当年商殃变法强大的秦国，富足了秦国的百姓，而且最终统一中国后他的很多法一直被传承下来，但是他个人却遭受车裂酷刑，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竟然是他的变法：民曰不便！这或许是中德文化不同、民性不同，或许是中国的人民本来就根本没有参与到法律之中，他们深谙祖宗传下来的韬光养晦之策，精于博弈之道，他们没有人愿意为什么抽象的东西去斗争，只有在时机成熟前的蓄力与成熟后的为实利的争斗了吧。这个上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有较好的初始分析。）
法律与权利有何关系?...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人类除肉体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上的生命。... 我们深信法律乃是权利的前提，只有法律之抽象的原则存在，而后权利才会存在。...我敢大胆主张：“勿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为可贵。...(很宝贵的精神，不仅要肯定不违法是正确的，更要鼓励民众与不合乎法律的事件斗争，容忍非正义的事件的本质就是抹杀法律，当然这点我们国民性格，与明哲保身的文化有冲突，中国人的行为是调教出来的，早已没有生命中的抗争力量）
国民只是个人的总和，个人之感觉如何，思想如何，行动如何，常表现为国民的感觉思想和行动。...即对国外要发扬国家的声望，对国内要建立强国的基础，莫贵于保护国民的权利感情；且应施以教育，使国民的权利感情能够生长滋蔓。...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这个内容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谨慎有余、灵活不足的法律学者，能有思想家般观点是难能可贵的。真正而言，于每一个个体，首先是独立的个人，有自己的情感与尊严，然后才隶属于某个集体，这种隶属也是从属于个体的意志和情感之下的，不能简单的论大比小，讲服从与牺牲，更不能在人的精神领域散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思想暴力。要把自己的思想、民众的文化思想、国家的利益思想、政治领袖个人的思想区分开来，可以尽可能寻求一致，但绝不许偷梁换柱！不能简单随意的代表，如果某个法律仅仅是为政治利益服务，那么它绝对不是正义的，绝对不是公法，完全是为私利服务的枪棍）
专制国家的门户常开放给敌人进来。盖专制政府无不蔑视私权，赋税任意增加，没有人反对；役任意延长，没有人抗议。人民养成了盲从的习惯，一旦遇到外敌来侵，人民必萎靡不振，移其过去盲从专制政府者以盲从敌人政府。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家方才觉悟，要培养对外民气，须先培养对内民气，亦已晚矣。（这个理论正好解答了很多历史疑问，宏观前瞻地解释了近代中国为什么屡遭列强侵害，同时国民的表现又为什么那么缺乏血性，简单地说奴化久了的人民，谁当主子并没有过多的感慨，古诗中早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总结，人民更多的是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对安定平稳的期待和对权力层斗争的冷漠，类似于“对于奴隶而言，效率有什么意义？”一样，他们除了关注自身的安危与生存，洋大人和官老爷谁主掌大权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距那些凄惨的岁月已经很久了，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惯性，文化中的暗流的力量也非常强大，许多的当年的惯例，尽管更换了时尚的包装，却仍然或是在民众的冷漠中、或是在政府的倨傲里，面目模糊地浮现着。）
我看的版本是台湾学者萨孟武所译，译名为《法律的斗争》（德语的法律的意思也是权利）同时我看到还有国内学者胡宝海译的版本，内容似乎多了一倍还不止，只好找时间再读了。)
法的起源：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法律的生命是斗争（开篇直接点题，法律的目的就是和平，斗争就是法律的手段！简洁明了，毫不拖泥带水，法律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斗争使法律得以生存，斗争也使法律得以进步，追求法律就要追求斗争，这么说来毛泽东所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说辞还是很有法律精髓的，只是和平这个法律的终极目的万万不可忽视，切记切记：和为贵！和平是法律最佳的结果！）
总而言之，法律不是人民从容揖让，坐待苍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须努力，必须斗争，必须流血。人民与法律的关系犹如母子一样，母之生子须冒生命的危险，母于之间就发生了亲爱感情。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获得者，人民对之常无爱惜之情。母亲失掉婴儿，必伤心而痛哭；同样，人民流血得到的法律亦必爱护备至，不易消灭。（这段话让我体会到深刻与厚重感，但是却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执意不肯听从日本友人苦劝,引颈待屠，并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人民从这件事或是类似的事中对艰难奋斗得来的法律有什么过于深厚的感情，或是对法爱护备至，当年商殃变法强大的秦国，富足了秦国的百姓，而且最终统一中国后他的很多法一直被传承下来，但是他个人却遭受车裂酷刑，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竟然是他的变法：民曰不便！这或许是中德文化不同、民性不同，或许是中国的人民本来就根本没有参与到法律之中，他们深谙祖宗传下来的韬光养晦之策，精于博弈之道，他们没有人愿意为什么抽象的东西去斗争，只有在时机成熟前的蓄力与成熟后的为实利的争斗了吧。这个上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有较好的初始分析。）
法律与权利有何关系?...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人类除肉体的生命之外，尚有精神上的生命。... 我们深信法律乃是权利的前提，只有法律之抽象的原则存在，而后权利才会存在。...我敢大胆主张：“勿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为可贵。...(很宝贵的精神，不仅要肯定不违法是正确的，更要鼓励民众与不合乎法律的事件斗争，容忍非正义的事件的本质就是抹杀法律，当然这点我们国民性格，与明哲保身的文化有冲突，中国人的行为是调教出来的，早已没有生命中的抗争力量）
国民只是个人的总和，个人之感觉如何，思想如何，行动如何，常表现为国民的感觉思想和行动。...即对国外要发扬国家的声望，对国内要建立强国的基础，莫贵于保护国民的权利感情；且应施以教育，使国民的权利感情能够生长滋蔓。...对于国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绝不是公法。（这个内容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谨慎有余、灵活不足的法律学者，能有思想家般观点是难能可贵的。真正而言，于每一个个体，首先是独立的个人，有自己的情感与尊严，然后才隶属于某个集体，这种隶属也是从属于个体的意志和情感之下的，不能简单的论大比小，讲服从与牺牲，更不能在人的精神领域散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思想暴力。要把自己的思想、民众的文化思想、国家的利益思想、政治领袖个人的思想区分开来，可以尽可能寻求一致，但绝不许偷梁换柱！不能简单随意的代表，如果某个法律仅仅是为政治利益服务，那么它绝对不是正义的，绝对不是公法，完全是为私利服务的枪棍）
专制国家的门户常开放给敌人进来。盖专制政府无不蔑视私权，赋税任意增加，没有人反对；役任意延长，没有人抗议。人民养成了盲从的习惯，一旦遇到外敌来侵，人民必萎靡不振，移其过去盲从专制政府者以盲从敌人政府。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家方才觉悟，要培养对外民气，须先培养对内民气，亦已晚矣。（这个理论正好解答了很多历史疑问，宏观前瞻地解释了近代中国为什么屡遭列强侵害，同时国民的表现又为什么那么缺乏血性，简单地说奴化久了的人民，谁当主子并没有过多的感慨，古诗中早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总结，人民更多的是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对安定平稳的期待和对权力层斗争的冷漠，类似于“对于奴隶而言，效率有什么意义？”一样，他们除了关注自身的安危与生存，洋大人和官老爷谁主掌大权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距那些凄惨的岁月已经很久了，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惯性，文化中的暗流的力量也非常强大，许多的当年的惯例，尽管更换了时尚的包装，却仍然或是在民众的冷漠中、或是在政府的倨傲里，面目模糊地浮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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