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书斋

生活与书斋
筑思\文

朱学勤文集《书斋里的革命》可惜是只谈今而不及故往，即批评后马克思主义者若法兰克福学派，“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西辞唱诗兄作文《革书斋的命与书斋里的革命（反思五四征文）》有“在传统意识里面，是把内圣和外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大体上认为，内圣实际上是为外王做准备的，以外王为目的的。”批评“学而致用”的实用主义，强调书斋里的渐进革命，即胡适所谓“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惜“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见《李敖谈五四》）
如此，这里对于“书斋里的革命”有了两种见识，一是讽刺，二是激励。为什么要讽刺呢？因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生活不是书斋，生活比书斋的范畴大。若把书斋思维扩大到了生活，那么就会导致失败和民难。这种盲目自信的理想主义害莫大焉！为什么要激励呢？这是另一种说法，也是“启蒙”的意义，教育的作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是一种“亚健康”——所以《论语》要“学而”第一。
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对“书斋”和“革命”说三道四了。它们的关系即若“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我们不能等屎都吃了，才知道臭，为什么不提前闻到不对劲，就开始反思呢？在《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里，1992年记者访问91岁的波普尔，他说自己现在都没有电视，并且不遗余力的抨击电视，因为电视是书斋的对立。有意思的是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反对对将来的预见，但是他却说电视将来也是无可战胜的怪物，事实上今天它即将被网络取代，网络虽然也庸俗但却也是“电子书斋”，而且也许并不如波普尔想象中的那么坏，这亦如他讽刺马克思的只想象到未来都是蒸汽机的世界，而他自己未免不是自落巢臼了；同时记者反驳他17岁时候就发现马克思有问题，并且一路走来，难道不是一种对未来有把握的预见？波普尔对此就顾左右而言他，词不达意了。所以“理论指导实践”并未错，关键问题是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书斋就是理论的酝酿地和诞生所，但是却有两种书斋：实验室和故纸堆，即试验电灯泡的灯丝和玄思宇宙的黑洞模型。又有两类人，一种是思想的书斋人，一种是思维的书斋人，我举两个例就清楚了：一般的老师都庸德和蔼，常行近人，但是他们的孩子却多有不然，这是以身作则和狐假虎威者的区别，没有凯撒的军队什么也不是；二是经常被讽刺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眼睛长在头顶上——眼高手低”，而那些一味强求行动（如蒋介石学王阳明的力行）就难民于盲目冲动和食古不化，俗叫“死心眼”。我这里用简单的二分法亦难免唐突，但却不失为一种承袭先哲分析问题的手艺。
至于“革命”，又往往和“暴力”捆绑在一起，但也有两类革命：暴力革命和意识革命，即“周革商命”的朝代循章和“文化革命”的绝代断句。而“革命”或“暴力”也并非一无是处，荀子所谓“君子善假于物”，这一点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关于两个“革命”传统说的很明白：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美国革命的理性主义，后者的“革命”显然是一种只得倡导的，因为“革命”或者“变法”是一剂有效的社会改良药。
我题目为“生活与书斋”而非“书斋与革命”，就在于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它属于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书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要如何处待二者的关系。以我的经验有“生活的书斋”和“书斋的生活”两种不同，如经常提倡读普世的老杨，他的角度就和洞达皆学问的老关就是不同，于是彼此体察而多有难以沟通之处。
而我以为能处置不悖，生活书斋互为彼此，那样最好，这样能容达，能快乐！即能得书中的乐趣，又能享生活中的生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之，则融洽矣！
2009年5月8日星期五，晚于重庆，有感于书斋思维人和五四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