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奴役的哲学
一、简析“洞穴比喻”的含义
如果说《理想国》是一部关于哲学的戏剧，那么以“洞穴比喻”为核心的三大比喻可谓是这部戏剧的高潮和精华所在。
洞穴比喻主要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过一条长而斜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里，他们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无法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壁。在其身后，有一些燃烧物发出火光。在火光与囚徒之间筑有一道矮墙，另有一些人将各种器具举过墙头，火光就会将这些器物的影子投向洞穴的后壁，终其一生，囚徒们看到的将只有这些影子。如果一些过路人发出了声音，经过墙壁反射，囚徒们也只当成是墙壁上的影子发出的声音。
假设，某一天，有个人被解除了束缚，得以自由走动，看到了身后的明亮的火光，并被强拉着走出洞穴，来到阳光照耀下的世界。由于他的眼睛早已适应了洞穴幽暗的环境，因此，从火光、到阳光，到最终直视太阳，这一连串不断加强的光照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折磨，如果听凭他自己的意愿，他是绝计不会达到这一状态的。然而，当他眼睛逐渐习惯了光照，终能直视太阳，他会得出结论，太阳正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事物的原因，而当其回想此前的穴居生活，他会为当时的智力水平以及处在禁锢中却对这一状况毫无所知的伙伴们感到遗憾，并庆幸自己的这一改变，不愿再回到洞穴。
在这个比喻中，苏格拉底以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囚室以外即为可知世界，太阳喻指最高的善的理念，而他走出洞穴来到外界并最终直视太阳的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灵魂摆脱可见世界的纷扰，上升至可知世界，并最终发现真理的过程。
二．由“洞穴比喻”探讨《理想国》的哲学观
“洞穴比喻”有几点外延含义值得探讨，并可由此窥见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见解。
首先，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有着认识真理、学习哲学的能力，哲学并不曲高和寡。书中指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 见《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86页底部（注：本论文所引《理想国》均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本）]，最终看见太阳、掌握真理的眼睛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只不过此前困于穴居生活的束缚，眼睛的这一功能并没有施展的机会。由是观之，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领悟并不仅仅局限在精英或学者中，普罗大众也被纳入其中，或曰，在领悟哲学的先天器质性条件上，每个人都是均等的。
既然如此，奈何最终成为哲学家之人凤毛麟角？实乃该过程的痛苦与折磨非常人可忍。即洞穴比喻的第二点外延：在整个灵魂上升的过程中，因与先前生活经验相悖而感到痛苦，主体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哲学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达成。
在讲述洞穴比喻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多次提到这种因不适应而导致的眼睛的痛楚，以及充斥整个过程的被动性。在刚刚解除桎梏时，他被迫转头，站起来，看火光本身，“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接下来，“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崎岖陡峭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
可见，如若没有外界的引导或曰强迫，灵魂必定倾向于退回到原先的舒适领域，而断然不会自动上升至可知世界。而在苏格拉底构想的国家中，这至关重要的外界引导，即苏格拉底所谓“灵魂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 见287页顶部。]——正是由国家为主体的教育的核心内容，如是，国家的培育成为造就哲学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尽管哲学家已经走出洞穴见到世间光明之本，其灵魂已经上升至最高的知识，看见了善，但出于道义上偿还国家培育的原因，哲学家仍然要走下神坛，屈尊现世，统治城邦，哲学要为政治服务。哲学家要为整个城邦的幸福着想，而不能独善其身地停留在自己的崇高境界，束缚着哲学家、将其重又拉回洞穴的是道义上的亏欠。
书中说道，“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 见289页上部。]，反过来，既然城邦对于你的成才倾注了这么多心血，那么要求你为城邦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意愿也是公正的。
无论是从哲学家的培养，还是培养成之后的被委以统治国家的重任，哲学都是不自足的，或者说哲学本身不是终极目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其实并不是《理想国》探讨的核心内容，而是构建理想国的手段、途径。如果说理想国是一座苏格拉底精心搭建的美妙建筑，那么哲学则只是整座建筑中一根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然而，要实现“哲学家王”的理念，对外界环境的要求又是即为严苛的。鉴于理想国是苏格拉底完全在思想中构建的一个虚拟城邦，这个处于某种完美状态的城邦，既没有历史传统的沿革，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已经达到至高至善了）。因此，这是一个静态的城邦，总体的平衡依赖于每个组成部分都各自平衡，它良性运转的条件是其中各个部分都严格地各司其职，只要有一个部分越俎代庖、涉及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事务，这样的城邦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对于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除非整个城邦的环境已经臻于圆满：平民阶层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行业以提供物质基础；护卫者阶级已塑造成型并愿意为辅佐统治者而尽心尽力，否则，那些具备着哲学家天赋的人们唯有选择在乱世中缄默不语、超然于政治之外。哲学家的统治是锦上添花的顺时之举，而非扭转时局的变革力量。在第六卷中，苏格拉底即指出：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因此难逃堕落变质之厄运。“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见259页中部。]可见，“哲学家王”对外界环境条件要求极高，换言之，哲学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极易夭折。
如若进而考察作为个体的哲学家在整个过程中的感受，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忍耐与压迫感。哲学家唯一的快乐在于曾经看见至善，而在苏格拉底看来，单单这一点带来的满足就足以与此前及此后所有的痛苦相抗衡，而且仅凭这一点，哲学家就应该对国家感激涕零，因为正是国家的培育才让他得以享受这人生至上的快乐，尽管这享受如惊鸿一瞥，白驹过隙，无法停驻。
由此进一步探讨，我们将可以看到，在理想国的建构当中，对待个人的方式是机械的、居高临下的，仿佛个人只是整座理想国大厦搭建的零部件，完全没有对个人意愿的征询或考虑，个体的自主性基本丧失，将“城邦整体幸福”这顶大帽子盖过去，就试图缄默任何个人可能对自身命运的不平之声。
以哲学家的培养为例，当初不由分说地解除一些哲学家苗子的枷锁，将其从可见世界抽离。如果说，从可见世界上升至可知世界期间的辛苦和折磨，在最终抵达可知世界、目睹了善和真理的那一刻，终于有所回报而令人豁然开朗，那么，当这顿悟被掐断，哲学家们被硬生生拉回可知世界时，那胸中的不情愿该如何平复？道义上的客观约束终究无法等同于情感上的主观意愿。的确，这些学成出师的哲学家是受到了国家的栽培，可是，先前并无任何人对其阐明未来的利害关系，将所得所失一一讲清，他们不过是被迫着浑浑噩噩地踏上这条遍布荆棘的追寻真理之路，而当其意欲抽身之时却发现道义的利剑早已在不只不觉间悬在喉边。
在理想国中，哲学因对环境要求过高而实现机会渺茫，哲学家则是被剥夺选择权利的棋子，种种窘况的根源就在于哲学要为政治服务，或曰哲学的不自足性。正因认识到这一前提，我们对哲学的境况才不至于过度悲观，因为，也不过是在理想国的语境下，哲学才如此难以达成。既然如此，那么一旦解除了哲学与政治间的服务关系，将哲学从政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够为哲学而哲学，哲学的境况就会大大改善了吗？诚然，如果真的存在那样一种哲学作为终极追求的状态，对于哲学本身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是这种彻底的解放真的能够实现吗？怎样保证刚刚挣脱了政治束缚的哲学研究不会被什么别的目的揽入旗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如若展开，足以构成洋洋洒洒的另一篇论文，实宜就此打住。
如果把哲学的语境从几千年前的希腊社会切换至当代社会，笔者主张哲学应与个人生活发生联系，特别是针对现代人普遍具有的对身份的焦虑感，能够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在这里，哲学变成一种极为个人化，且主观性极强的情感自利的工具。我们关心的不是绝对真理是什么，我们也并不忙着依照各自见到的真理相互争论意欲统一意见，因为其实人们永远无法真正彼此说服。哲学，是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一种思考，是探索生活中纷至沓来的事件中可能暗含的逻辑或规律，试图寻找到某些不那么容易流逝的东西，由于这种思考总是不可避免的烙上个人经历的印记，因此他人无法取代，而其产生的意义也仅仅局限在本人之内。
如果说《理想国》是一部关于哲学的戏剧，那么以“洞穴比喻”为核心的三大比喻可谓是这部戏剧的高潮和精华所在。
洞穴比喻主要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通过一条长而斜的通道与外界相连，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里，他们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无法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看到洞穴的后壁。在其身后，有一些燃烧物发出火光。在火光与囚徒之间筑有一道矮墙，另有一些人将各种器具举过墙头，火光就会将这些器物的影子投向洞穴的后壁，终其一生，囚徒们看到的将只有这些影子。如果一些过路人发出了声音，经过墙壁反射，囚徒们也只当成是墙壁上的影子发出的声音。
假设，某一天，有个人被解除了束缚，得以自由走动，看到了身后的明亮的火光，并被强拉着走出洞穴，来到阳光照耀下的世界。由于他的眼睛早已适应了洞穴幽暗的环境，因此，从火光、到阳光，到最终直视太阳，这一连串不断加强的光照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和折磨，如果听凭他自己的意愿，他是绝计不会达到这一状态的。然而，当他眼睛逐渐习惯了光照，终能直视太阳，他会得出结论，太阳正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事物的原因，而当其回想此前的穴居生活，他会为当时的智力水平以及处在禁锢中却对这一状况毫无所知的伙伴们感到遗憾，并庆幸自己的这一改变，不愿再回到洞穴。
在这个比喻中，苏格拉底以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囚室以外即为可知世界，太阳喻指最高的善的理念，而他走出洞穴来到外界并最终直视太阳的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灵魂摆脱可见世界的纷扰，上升至可知世界，并最终发现真理的过程。
二．由“洞穴比喻”探讨《理想国》的哲学观
“洞穴比喻”有几点外延含义值得探讨，并可由此窥见苏格拉底对哲学的见解。
首先，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有着认识真理、学习哲学的能力，哲学并不曲高和寡。书中指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 见《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86页底部（注：本论文所引《理想国》均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本）]，最终看见太阳、掌握真理的眼睛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只不过此前困于穴居生活的束缚，眼睛的这一功能并没有施展的机会。由是观之，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的领悟并不仅仅局限在精英或学者中，普罗大众也被纳入其中，或曰，在领悟哲学的先天器质性条件上，每个人都是均等的。
既然如此，奈何最终成为哲学家之人凤毛麟角？实乃该过程的痛苦与折磨非常人可忍。即洞穴比喻的第二点外延：在整个灵魂上升的过程中，因与先前生活经验相悖而感到痛苦，主体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哲学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达成。
在讲述洞穴比喻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多次提到这种因不适应而导致的眼睛的痛楚，以及充斥整个过程的被动性。在刚刚解除桎梏时，他被迫转头，站起来，看火光本身，“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接下来，“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崎岖陡峭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
可见，如若没有外界的引导或曰强迫，灵魂必定倾向于退回到原先的舒适领域，而断然不会自动上升至可知世界。而在苏格拉底构想的国家中，这至关重要的外界引导，即苏格拉底所谓“灵魂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 见287页顶部。]——正是由国家为主体的教育的核心内容，如是，国家的培育成为造就哲学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尽管哲学家已经走出洞穴见到世间光明之本，其灵魂已经上升至最高的知识，看见了善，但出于道义上偿还国家培育的原因，哲学家仍然要走下神坛，屈尊现世，统治城邦，哲学要为政治服务。哲学家要为整个城邦的幸福着想，而不能独善其身地停留在自己的崇高境界，束缚着哲学家、将其重又拉回洞穴的是道义上的亏欠。
书中说道，“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 见289页上部。]，反过来，既然城邦对于你的成才倾注了这么多心血，那么要求你为城邦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意愿也是公正的。
无论是从哲学家的培养，还是培养成之后的被委以统治国家的重任，哲学都是不自足的，或者说哲学本身不是终极目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其实并不是《理想国》探讨的核心内容，而是构建理想国的手段、途径。如果说理想国是一座苏格拉底精心搭建的美妙建筑，那么哲学则只是整座建筑中一根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然而，要实现“哲学家王”的理念，对外界环境的要求又是即为严苛的。鉴于理想国是苏格拉底完全在思想中构建的一个虚拟城邦，这个处于某种完美状态的城邦，既没有历史传统的沿革，我们也看不到任何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已经达到至高至善了）。因此，这是一个静态的城邦，总体的平衡依赖于每个组成部分都各自平衡，它良性运转的条件是其中各个部分都严格地各司其职，只要有一个部分越俎代庖、涉及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事务，这样的城邦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对于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来说，这就意味着除非整个城邦的环境已经臻于圆满：平民阶层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行业以提供物质基础；护卫者阶级已塑造成型并愿意为辅佐统治者而尽心尽力，否则，那些具备着哲学家天赋的人们唯有选择在乱世中缄默不语、超然于政治之外。哲学家的统治是锦上添花的顺时之举，而非扭转时局的变革力量。在第六卷中，苏格拉底即指出：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因此难逃堕落变质之厄运。“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 见259页中部。]可见，“哲学家王”对外界环境条件要求极高，换言之，哲学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极易夭折。
如若进而考察作为个体的哲学家在整个过程中的感受，我们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忍耐与压迫感。哲学家唯一的快乐在于曾经看见至善，而在苏格拉底看来，单单这一点带来的满足就足以与此前及此后所有的痛苦相抗衡，而且仅凭这一点，哲学家就应该对国家感激涕零，因为正是国家的培育才让他得以享受这人生至上的快乐，尽管这享受如惊鸿一瞥，白驹过隙，无法停驻。
由此进一步探讨，我们将可以看到，在理想国的建构当中，对待个人的方式是机械的、居高临下的，仿佛个人只是整座理想国大厦搭建的零部件，完全没有对个人意愿的征询或考虑，个体的自主性基本丧失，将“城邦整体幸福”这顶大帽子盖过去，就试图缄默任何个人可能对自身命运的不平之声。
以哲学家的培养为例，当初不由分说地解除一些哲学家苗子的枷锁，将其从可见世界抽离。如果说，从可见世界上升至可知世界期间的辛苦和折磨，在最终抵达可知世界、目睹了善和真理的那一刻，终于有所回报而令人豁然开朗，那么，当这顿悟被掐断，哲学家们被硬生生拉回可知世界时，那胸中的不情愿该如何平复？道义上的客观约束终究无法等同于情感上的主观意愿。的确，这些学成出师的哲学家是受到了国家的栽培，可是，先前并无任何人对其阐明未来的利害关系，将所得所失一一讲清，他们不过是被迫着浑浑噩噩地踏上这条遍布荆棘的追寻真理之路，而当其意欲抽身之时却发现道义的利剑早已在不只不觉间悬在喉边。
在理想国中，哲学因对环境要求过高而实现机会渺茫，哲学家则是被剥夺选择权利的棋子，种种窘况的根源就在于哲学要为政治服务，或曰哲学的不自足性。正因认识到这一前提，我们对哲学的境况才不至于过度悲观，因为，也不过是在理想国的语境下，哲学才如此难以达成。既然如此，那么一旦解除了哲学与政治间的服务关系，将哲学从政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够为哲学而哲学，哲学的境况就会大大改善了吗？诚然，如果真的存在那样一种哲学作为终极追求的状态，对于哲学本身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是这种彻底的解放真的能够实现吗？怎样保证刚刚挣脱了政治束缚的哲学研究不会被什么别的目的揽入旗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如若展开，足以构成洋洋洒洒的另一篇论文，实宜就此打住。
如果把哲学的语境从几千年前的希腊社会切换至当代社会，笔者主张哲学应与个人生活发生联系，特别是针对现代人普遍具有的对身份的焦虑感，能够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在这里，哲学变成一种极为个人化，且主观性极强的情感自利的工具。我们关心的不是绝对真理是什么，我们也并不忙着依照各自见到的真理相互争论意欲统一意见，因为其实人们永远无法真正彼此说服。哲学，是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一种思考，是探索生活中纷至沓来的事件中可能暗含的逻辑或规律，试图寻找到某些不那么容易流逝的东西，由于这种思考总是不可避免的烙上个人经历的印记，因此他人无法取代，而其产生的意义也仅仅局限在本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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