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不是社会主义
以前在国企时的旧同事约饭局，之前我推过几次，这次不好再推，就去了。酒酣耳热，几个大男人发牢骚，抱怨公司效益差。接着例行公事，聊起了政治话题，这是我最厌恶的了，因为他们不谈国事，就爱纵论天下。从金正日的接班人秘闻，到奥巴马的政府救世主义，都能谈得兴高采烈，好像那是他们亲戚家的事。后来转了几趟机，他们又飞到了北欧。一位老兄说：“北欧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瑞典无穷人，高福利，人家几十年都是一个党执政，也信奉马恩，但就是不一样，素质很高。”这时我实在憋不住了，问：“你从哪儿听说北欧是社会主义的？”他说：“都这么说，《南方周末》也这么说。”我说：“那是胡说，北欧是私人企业为主，你不知道吗？”他狐疑地看着我，我又说：“光眼红别的公司发了奖金，也不想想别人的钱怎么赚来的。如果瑞典都是国企，都是你们这群鸟人，政府从哪里刮钱财搞福利？”他有些不高兴了：“那你说谁是社会主义。”我说，“咱们就是啊，公有制为主体。朝鲜就更标准了，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动人的气氛”立刻冷掉了。我是故意的。虽然大家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我很不喜欢他们的心态。他们本来都是聪明人，但是长期泡在国企里，头脑已经闭锁了。北欧人和我们一样都社会主义，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慷慨大方，这样的鬼话谁信呢？除了无望的人，生活黯淡无光，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虚弱的神话里。一个自信的人，靠自己的才干就能过上好生活，怎会去羡慕别人靠福利过活。就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去考虑哪一间老人院更舒适呢？我在国企的时候，就经常听他们抱怨，但明明都知道没前途，他们却从不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国企改制，连我这样的懒虫都敢买断工龄，他们这些善良勤劳的人却一个也没走。他们一边痛斥万恶的奴隶主，一边签下了新的卖身契。听他们侃侃而谈瑞典时，我心里忍不住想，他们可能是染上那里的一种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绑匪生活得太久了，他们已经离不开绑匪。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个绑匪能够变得温柔点，囚室弄干净点，伙食再丰富点。
北欧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最基本的认识，绝不能弄混淆了。社会主义是指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上。一个国家私有化程度越低，就说明其“社会主义”纯度越高。可是北欧却是完全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以瑞典为例，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比英国、法国、意大利都高。国家只握有5％的工业企业，而商业之85 % , 银行业之91％，制造业之94 %都归私人所有。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84％。瑞典还以私人垄断著称，有100个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经济的95％，全国人口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另外，瑞典的私人投资位欧洲三甲之内,私人投资公司效益曾居世界之首。
很多人以为瑞典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社民党长期执政。没错，社民党成立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无阶级社会。但这都是老黄历了。1917年，该党首次入阁就发生了分裂，左翼出走，另组新党。从此社民党走上改良之路，越来越温和。1932年，社民党正式提出摒弃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进入被称之为“历史性妥协”的时期。所谓妥协就是为了保持充分就业，不再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走福利资本主义的道路。社民党执政数十年，从未动过私有制的根基，也较少直接干预市场价格体系。相应地，因为经济自由度高，其政治自由度也高。
瑞典受瞩目的是“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这意味着政府强力干预，因此也成了争议的焦点。不少人认为，瑞典经验成功地证明，政府重税不要紧，只要分配得当，就能改善“社会不平等”。但也有人发出质疑的声音，例如图洛克就指出：“很多政府的转移支付不是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不力的人那里转移到政治上组织得好的人那里。”实际上，瑞典的经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一帆风顺，“福利”确实拖累了“效率”。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瑞典国企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许多大型企业连年亏损。在政府注资无效之下，进入八十年代，社民党政府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减持国有股份，并推向股市。九十年代中后期，瑞典加大改革措施，取消补贴、价格控制，关停并转一批国企，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和企业税都降了大半。1994 年瑞典社民党不顾工会反对,将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 %统统下调到75 % ,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也全面下调,打破了社会福利近70 年来只增不减的定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呢？1995 年至2000 年,瑞典GDP 年均增长约3 % ,大大超过1974 年至1994 年20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如此说来，瑞典的优势是私人经济，如果少收税、降福利，经济发展可能更好。那么，为什么无论政党如何更迭，这种高福利政策始终不被抛弃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是相对富裕者自愿向相对贫穷者转移部分财富。在经济理论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逐利润时是“利己”的，但在支配自己的收入时却有可能“利他”。随着个人收入升高，其“利己”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转向“利他”行为，例如通过慈善行为购买“助人为乐”的心理满足。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太富了，已经恨不得把底裤都捐出来。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这是私人财团被迫做出的选择。世界上只有两种赚钱模式，一种是市场里的交换，另一种是政治上的胁迫。瑞典是私人垄断经济，以大家族企业为主，面对气焰嚣张的政治团体，害怕被连根拔起，只好花费巨财来购买“和平”。即是说，“高福利”的交换条件是保证营商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商家向黑社会交保护费，生意越大交得也就越多。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吧，但不管哪种更可信，有一点始终是无争议的：瑞典的“高福利”建立在坚固的私产制度之上。
先有高个人所得，才有高财政收入，然后有了高社会福利。这是非常清晰的瑞典模式。如果我们也想有高福利，首先就要勇于“私有化”，让私人财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确保它们不被政治势力秋后算账。但在国内，似乎所有鼓吹“福利国家”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有制的重要性。像我的这几个旧同事，他们还以为瑞典像中国一样，政府下海、国企当道。这种以讹传讹的“知识”到底从何得来呢？我正巧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发现这和标榜“良心”的知识分子有关。该文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访谈，名为《关于“福利国家”的问答》。秦晖素以转轨经济专家闻名，但在谈论北欧福利模式时却只字不提私产制度或私人经济，当被问到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来源，他认同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国家搞的教育体制，就不可能有这种竞争力”，而教育经费则应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简言之，“高福利”是经济发达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这基本上就是购物狂的自慰哲学了：会花钱的才会赚钱。为什么秦晖会说出这么荒谬的话呢？其实啊，想想他的职业就明白了——他是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一员。秦晖是说，如果要学北欧，就得多花钱在知识分子身上大搞教育，等我们把人民教育好了，人民素质提高了，就自然而然富强了。唉，绕了这么一大圈，忧国忧民了半天，最后隆重推出的动感超人竟是他们自己。难怪中国的群众如此蒙昧，原来启蒙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只会吹牛皮。突然想起一位伟人的名言来了：你们呀，too naive!
“动人的气氛”立刻冷掉了。我是故意的。虽然大家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我很不喜欢他们的心态。他们本来都是聪明人，但是长期泡在国企里，头脑已经闭锁了。北欧人和我们一样都社会主义，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慷慨大方，这样的鬼话谁信呢？除了无望的人，生活黯淡无光，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虚弱的神话里。一个自信的人，靠自己的才干就能过上好生活，怎会去羡慕别人靠福利过活。就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去考虑哪一间老人院更舒适呢？我在国企的时候，就经常听他们抱怨，但明明都知道没前途，他们却从不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国企改制，连我这样的懒虫都敢买断工龄，他们这些善良勤劳的人却一个也没走。他们一边痛斥万恶的奴隶主，一边签下了新的卖身契。听他们侃侃而谈瑞典时，我心里忍不住想，他们可能是染上那里的一种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绑匪生活得太久了，他们已经离不开绑匪。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这个绑匪能够变得温柔点，囚室弄干净点，伙食再丰富点。
北欧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最基本的认识，绝不能弄混淆了。社会主义是指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上。一个国家私有化程度越低，就说明其“社会主义”纯度越高。可是北欧却是完全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以瑞典为例，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比英国、法国、意大利都高。国家只握有5％的工业企业，而商业之85 % , 银行业之91％，制造业之94 %都归私人所有。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84％。瑞典还以私人垄断著称，有100个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经济的95％，全国人口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另外，瑞典的私人投资位欧洲三甲之内,私人投资公司效益曾居世界之首。
很多人以为瑞典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社民党长期执政。没错，社民党成立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无阶级社会。但这都是老黄历了。1917年，该党首次入阁就发生了分裂，左翼出走，另组新党。从此社民党走上改良之路，越来越温和。1932年，社民党正式提出摒弃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进入被称之为“历史性妥协”的时期。所谓妥协就是为了保持充分就业，不再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走福利资本主义的道路。社民党执政数十年，从未动过私有制的根基，也较少直接干预市场价格体系。相应地，因为经济自由度高，其政治自由度也高。
瑞典受瞩目的是“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这意味着政府强力干预，因此也成了争议的焦点。不少人认为，瑞典经验成功地证明，政府重税不要紧，只要分配得当，就能改善“社会不平等”。但也有人发出质疑的声音，例如图洛克就指出：“很多政府的转移支付不是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不力的人那里转移到政治上组织得好的人那里。”实际上，瑞典的经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一帆风顺，“福利”确实拖累了“效率”。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瑞典国企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许多大型企业连年亏损。在政府注资无效之下，进入八十年代，社民党政府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减持国有股份，并推向股市。九十年代中后期，瑞典加大改革措施，取消补贴、价格控制，关停并转一批国企，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和企业税都降了大半。1994 年瑞典社民党不顾工会反对,将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 %统统下调到75 % ,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补贴也全面下调,打破了社会福利近70 年来只增不减的定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呢？1995 年至2000 年,瑞典GDP 年均增长约3 % ,大大超过1974 年至1994 年20 年间的平均增长率。
如此说来，瑞典的优势是私人经济，如果少收税、降福利，经济发展可能更好。那么，为什么无论政党如何更迭，这种高福利政策始终不被抛弃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是相对富裕者自愿向相对贫穷者转移部分财富。在经济理论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逐利润时是“利己”的，但在支配自己的收入时却有可能“利他”。随着个人收入升高，其“利己”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而转向“利他”行为，例如通过慈善行为购买“助人为乐”的心理满足。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太富了，已经恨不得把底裤都捐出来。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这是私人财团被迫做出的选择。世界上只有两种赚钱模式，一种是市场里的交换，另一种是政治上的胁迫。瑞典是私人垄断经济，以大家族企业为主，面对气焰嚣张的政治团体，害怕被连根拔起，只好花费巨财来购买“和平”。即是说，“高福利”的交换条件是保证营商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商家向黑社会交保护费，生意越大交得也就越多。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吧，但不管哪种更可信，有一点始终是无争议的：瑞典的“高福利”建立在坚固的私产制度之上。
先有高个人所得，才有高财政收入，然后有了高社会福利。这是非常清晰的瑞典模式。如果我们也想有高福利，首先就要勇于“私有化”，让私人财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确保它们不被政治势力秋后算账。但在国内，似乎所有鼓吹“福利国家”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有制的重要性。像我的这几个旧同事，他们还以为瑞典像中国一样，政府下海、国企当道。这种以讹传讹的“知识”到底从何得来呢？我正巧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发现这和标榜“良心”的知识分子有关。该文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访谈，名为《关于“福利国家”的问答》。秦晖素以转轨经济专家闻名，但在谈论北欧福利模式时却只字不提私产制度或私人经济，当被问到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来源，他认同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国家搞的教育体制，就不可能有这种竞争力”，而教育经费则应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简言之，“高福利”是经济发达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这基本上就是购物狂的自慰哲学了：会花钱的才会赚钱。为什么秦晖会说出这么荒谬的话呢？其实啊，想想他的职业就明白了——他是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一员。秦晖是说，如果要学北欧，就得多花钱在知识分子身上大搞教育，等我们把人民教育好了，人民素质提高了，就自然而然富强了。唉，绕了这么一大圈，忧国忧民了半天，最后隆重推出的动感超人竟是他们自己。难怪中国的群众如此蒙昧，原来启蒙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只会吹牛皮。突然想起一位伟人的名言来了：你们呀，too na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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