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朝话”
以道德自任，如果没有相应的智慧和力量跟进，后果终将不祥，一则会以责人为能事，由此维持以怨恨为底色的道德感，二则会在浪漫之后傲荡，傲荡之后颓唐，继而就会像庄子所言“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可见，如果只将道德建立在自任的基础上，走不了多远，那个道德自我就会崩盘。
我相信梁漱溟先生也曾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读书时，与同学结组自学，他们依每个人的短处取一字，互相称呼，砥砺品格，梁的名字是“傲”，而这个“傲”，就是梁漱溟以道德自任的最初表示。但梁漱溟最终以他的愿力成就了精彩的道德人生，此间之关键在于他的两次转折。
傲表示意气高，但力不及处也多，所以多有悔意，如此反复，对人生便生了厌倦，梁漱溟因此有出世思想。他研修佛理，求一个无欲无执。但凡通由摆脱、忘记而求自由的路，其困境在于，直至忘记“忘记”的时候才能谈得上是真自由了，否则还是刻意。忘记“忘记”，即证得见山水又是山水。走这遭来回的意义是，能够去除妄见，见得世间的本来面目和现地风光。梁漱溟也走到了这一步。他在为一次演讲准备文章时，心念四迸，下笔无着，随手翻看《明儒学案》，忽见“百感交锢，血气靡宁”，不禁一惊，于是放弃了出世的念头。这八个字说中了他，他逃不掉这些情绪的。他从此归向儒家，而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总求其自然调畅，避免任何矫揉造作。”（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二，2003）
经过这两次转向，梁漱溟对道德的理解通透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向外倾欹，以及由之而来的傲，被与众生同在的慈悲心、平等心和正念无执的清净心所中和，同时，道德因为有现世的滋养和维持而有力量。梁漱溟归本儒学后又落实一步，搞乡村建设，《朝话》就是此间他对学生的谈话集。我们读这本书，尤其感动于梁漱溟关于道德与人生的体会。
《朝话》里“三种人生态度”一章，提示了梁漱溟的这一转变过程。梁漱溟把人生态度分为逐求、厌离和郑重。逐求的态度为近代西洋人发挥到最高点，厌离为佛家发挥得最通透，而郑重是“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所谓意欲向前如逐求，无所谓意欲向后如厌离，只此一心一意。值得注意的是，郑重与逐求的分野在于，郑重经过了回头看这一步。普通人回头一看便产生厌离态度，而郑重的态度是从厌离再转一番。郑重与逐求都会尽力于当下生活，郑重的态度之为郑重在于，它是回归意义上的，它自愿回归；它无欲念，所以能洞察到别人的欲念，并客观看待；它知道生活是技术，并且是同等分量的艺术，它因为了解了更多的限制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它不是追求道德而是呈现出道德，在追求的意义上，未得之时患得，得到之时患失，在呈现的意义上，因为时时处处是呈现，所以时时处处有所得。
梁漱溟很强调道德不是自己向自己咋呼。在“生命的歧途”一章中，梁漱溟提到一个学生称人生值得追求的有三件事，革命、文学与醇酒妇人，又称在有敌国外患时，无需谈立德这鸟事。梁漱溟回应说，想着立德，立德就成了做模样，德必不立。不能从立德的意念处发心，“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浓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把革命、文学混于酒色，表明“说这话的人仿佛有一点文人的味道，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内部力量不大，所写的也恐怕只是一点颓废的文字”。醇酒妇人“原系豪人之豪举，不能模仿，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假了。梁漱溟说“说这话的人亦只说说而已”，只是自己向自己咋呼，如果耽于此，便做不成事。好像是用豪壮话显示自己，其实表明自己正是问题中人。把生命健全的心理，“是沉着有力的、统一的，不单有感情，而且有理智，有意志”。
在《朝话》附录的“我的自学小史”里，梁漱溟表示了他对父亲梁济的理解：“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虽然梁漱溟和毛泽东有争论，但这不妨碍他由衷地佩服毛泽东：“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梁漱溟佩服有真力量的人，在此之上才可谈真道德。在梁看来，道德不是拘谨，“拘谨是迁就外边，照顾外边，求外边不出乱子，不遭非议”，而道德“是生命精彩的地方，生命发光的地方，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是要做到无时无处不合谐，不感动人。拘谨以至敷衍忍耐，自以为妥帖，实是狭促，结果离生命远了，从更大的客观上讲也丢了理。一提及道德，人们就想到古旧无趣，其实那更像以守为主的法律。在道德，莫若修，以达为节，何曰守，自缚其身，道德的重心放在守上，就不再是创造而落于拘局。道德是感情的，因此有无限隽永，“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
梁漱溟在“道德为人生艺术”一章对道德与乡愿做了区分，这是修习的必要工夫。乡愿是尽顾着凑和外面，里面缺少真的，见不出性情，看不到主意。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同的是，孔子对中庸两头的感情也很看重：“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因为狂狷毕竟是有真劲头儿的。在同一章里，梁漱溟对胡适和梁启超小我大我的说法表示反对，道德不是另外地在“大我”上去寻求，因为“‘我’不须扩大，宇宙只是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精神向上时，实在分不开内外你我。
怎样才能得一个痛快的有力量的生活，梁漱溟在“谈生命与向上创造”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修养的方法。“就一段一段琐碎的生活上，分别目的与手段，是可以的；就整个生活说，没法说目的”， 把生命与生活看作一，用以表现一以贯之的真精神。生命之向上和创造是照之于天，但也“只是趋向，不是目的”，因为以从“目的”的角度看，就又是刻意了。
梁漱溟在“新年的感触”里说了一个意思：“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怎样对治呢。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曾说：“当且仅当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更为中心’的领域中感受到满足时，感性的娱乐或无伤大雅的外在喜悦才能完全‘满足’我们”，而“在那些中心层次不满足的情况下，感受更低价值过程中的完全满足立即被一种对享受价值的‘不满足的’、无休止的寻找所取而代之”，梁漱溟也说，乐和玩并不是容易的，“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也就是说，要有真正有味道的乐，还得在生活更中心的地方做对了，在人生根本上体会出了味道，以此得到的感情无不是，无不真切，无不醇正。
梁漱溟对道德问题很看重，但他并不把此问题抬到至高，他知道“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帮助理性开发的，则是经济”，（《朝话》之“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他也并不拘泥在此问题上，在类似的文化问题上，他知道并没有三个分别能说得通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他反对文化本位主义，“民族精神是从实际问题研究上慢慢发现的”，“只须在事实上求办法”，另提一个文化问题，“先悬不损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国本位之一标准，凌空虚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论皆成窒碍，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平实的地方了。（《朝话》之“中国本位文化宣言”）
我相信梁漱溟先生也曾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读书时，与同学结组自学，他们依每个人的短处取一字，互相称呼，砥砺品格，梁的名字是“傲”，而这个“傲”，就是梁漱溟以道德自任的最初表示。但梁漱溟最终以他的愿力成就了精彩的道德人生，此间之关键在于他的两次转折。
傲表示意气高，但力不及处也多，所以多有悔意，如此反复，对人生便生了厌倦，梁漱溟因此有出世思想。他研修佛理，求一个无欲无执。但凡通由摆脱、忘记而求自由的路，其困境在于，直至忘记“忘记”的时候才能谈得上是真自由了，否则还是刻意。忘记“忘记”，即证得见山水又是山水。走这遭来回的意义是，能够去除妄见，见得世间的本来面目和现地风光。梁漱溟也走到了这一步。他在为一次演讲准备文章时，心念四迸，下笔无着，随手翻看《明儒学案》，忽见“百感交锢，血气靡宁”，不禁一惊，于是放弃了出世的念头。这八个字说中了他，他逃不掉这些情绪的。他从此归向儒家，而儒家“正是从其认识人性而走顺着人性的路，总求其自然调畅，避免任何矫揉造作。”（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二，2003）
经过这两次转向，梁漱溟对道德的理解通透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向外倾欹，以及由之而来的傲，被与众生同在的慈悲心、平等心和正念无执的清净心所中和，同时，道德因为有现世的滋养和维持而有力量。梁漱溟归本儒学后又落实一步，搞乡村建设，《朝话》就是此间他对学生的谈话集。我们读这本书，尤其感动于梁漱溟关于道德与人生的体会。
《朝话》里“三种人生态度”一章，提示了梁漱溟的这一转变过程。梁漱溟把人生态度分为逐求、厌离和郑重。逐求的态度为近代西洋人发挥到最高点，厌离为佛家发挥得最通透，而郑重是“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所谓意欲向前如逐求，无所谓意欲向后如厌离，只此一心一意。值得注意的是，郑重与逐求的分野在于，郑重经过了回头看这一步。普通人回头一看便产生厌离态度，而郑重的态度是从厌离再转一番。郑重与逐求都会尽力于当下生活，郑重的态度之为郑重在于，它是回归意义上的，它自愿回归；它无欲念，所以能洞察到别人的欲念，并客观看待；它知道生活是技术，并且是同等分量的艺术，它因为了解了更多的限制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它不是追求道德而是呈现出道德，在追求的意义上，未得之时患得，得到之时患失，在呈现的意义上，因为时时处处是呈现，所以时时处处有所得。
梁漱溟很强调道德不是自己向自己咋呼。在“生命的歧途”一章中，梁漱溟提到一个学生称人生值得追求的有三件事，革命、文学与醇酒妇人，又称在有敌国外患时，无需谈立德这鸟事。梁漱溟回应说，想着立德，立德就成了做模样，德必不立。不能从立德的意念处发心，“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浓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把革命、文学混于酒色，表明“说这话的人仿佛有一点文人的味道，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内部力量不大，所写的也恐怕只是一点颓废的文字”。醇酒妇人“原系豪人之豪举，不能模仿，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假了。梁漱溟说“说这话的人亦只说说而已”，只是自己向自己咋呼，如果耽于此，便做不成事。好像是用豪壮话显示自己，其实表明自己正是问题中人。把生命健全的心理，“是沉着有力的、统一的，不单有感情，而且有理智，有意志”。
在《朝话》附录的“我的自学小史”里，梁漱溟表示了他对父亲梁济的理解：“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虽然梁漱溟和毛泽东有争论，但这不妨碍他由衷地佩服毛泽东：“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梁漱溟佩服有真力量的人，在此之上才可谈真道德。在梁看来，道德不是拘谨，“拘谨是迁就外边，照顾外边，求外边不出乱子，不遭非议”，而道德“是生命精彩的地方，生命发光的地方，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是要做到无时无处不合谐，不感动人。拘谨以至敷衍忍耐，自以为妥帖，实是狭促，结果离生命远了，从更大的客观上讲也丢了理。一提及道德，人们就想到古旧无趣，其实那更像以守为主的法律。在道德，莫若修，以达为节，何曰守，自缚其身，道德的重心放在守上，就不再是创造而落于拘局。道德是感情的，因此有无限隽永，“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
梁漱溟在“道德为人生艺术”一章对道德与乡愿做了区分，这是修习的必要工夫。乡愿是尽顾着凑和外面，里面缺少真的，见不出性情，看不到主意。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不同的是，孔子对中庸两头的感情也很看重：“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因为狂狷毕竟是有真劲头儿的。在同一章里，梁漱溟对胡适和梁启超小我大我的说法表示反对，道德不是另外地在“大我”上去寻求，因为“‘我’不须扩大，宇宙只是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精神向上时，实在分不开内外你我。
怎样才能得一个痛快的有力量的生活，梁漱溟在“谈生命与向上创造”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修养的方法。“就一段一段琐碎的生活上，分别目的与手段，是可以的；就整个生活说，没法说目的”， 把生命与生活看作一，用以表现一以贯之的真精神。生命之向上和创造是照之于天，但也“只是趋向，不是目的”，因为以从“目的”的角度看，就又是刻意了。
梁漱溟在“新年的感触”里说了一个意思：“乐不难，乐之后不苦难”。怎样对治呢。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曾说：“当且仅当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更为中心’的领域中感受到满足时，感性的娱乐或无伤大雅的外在喜悦才能完全‘满足’我们”，而“在那些中心层次不满足的情况下，感受更低价值过程中的完全满足立即被一种对享受价值的‘不满足的’、无休止的寻找所取而代之”，梁漱溟也说，乐和玩并不是容易的，“必须在人生的根本上弄对了，然后才能干什么都对，才能有真乐趣”。也就是说，要有真正有味道的乐，还得在生活更中心的地方做对了，在人生根本上体会出了味道，以此得到的感情无不是，无不真切，无不醇正。
梁漱溟对道德问题很看重，但他并不把此问题抬到至高，他知道“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帮助理性开发的，则是经济”，（《朝话》之“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他也并不拘泥在此问题上，在类似的文化问题上，他知道并没有三个分别能说得通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他反对文化本位主义，“民族精神是从实际问题研究上慢慢发现的”，“只须在事实上求办法”，另提一个文化问题，“先悬不损固有文化之一限定，或中国本位之一标准，凌空虚渺，不好捉摸，一切讨论皆成窒碍，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平实的地方了。（《朝话》之“中国本位文化宣言”）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