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教育部平行，代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其在建院之初曾在体制上试图模仿法国皇家科学院和苏联国家科学院，但院士荣誉制度却在1948年才得以践行，其中，学术水平发展不足和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安是最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七年的建设之后，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第一个指导协调全国学术发展的评议性机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于同年9月7日—9日，在南京召开成立会议暨第一届年会，推选丁文江为评议会秘书，李书华、丁文江、胡适、周鲠生、谢家声、李济、何廉等七人为评议会规程起草委员，以这些人枢纽，中研院院士群体的人才架构端倪初现。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其后日军开始大举侵华，严重打乱了中研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发展规划，先是西迁，后辗转于西南数省之间，物力财力遭受重大损失，人员流失也很严重。直到1941年，中研院在陪都重庆召开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朱家骅、傅斯年、任鸿隽提交了“国家统筹全国学术研究”的临时议案，翁文灏则提出了在中研院设置“名誉会员”的议案，但这次会议后不久，则因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发文，爆发教育部和中研院在隶属问题上的摩擦，阻碍了中研院的顺利发展，同时也激励了中研院主力们加快进一步自我建设的决心。1943年，中国逐渐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后国家经济重建和学术文化复兴的议题提上中研院日程，经过多次讨论与谈话，决定于1946年举行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正式讨论设置“院员”问题。1946年，返京的中央研究各研究所在南京、上海两地重新集结，揭开了战后学术重建的序幕，并于10月20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年会，讨论了一系列有关院士制度的具体问题，最终1927年4月形成《院士选举规程草案》，并以通信投票的方式选出15名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数理组（吴有训、茅以升、吴学周、谢家荣、凌鸿勋）；（生物组）王家楫、罗宗洛、林可胜、汪敬熙、秉志；（人文组）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李济。之后便进入第一次院士选举的正式筹备工作：拟定候选人评议员名单、提出院士候选人名单、批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决定于1948年6月9日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时举行全国第一次院士会议。而当时，由于国共关系紧张微妙，关于这次选举，社会各界也是意见纷纭，中研院内部也不乏批评与谨慎的声音。
早在前一年，傅斯年就有信致胡适说院士选举一事：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的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不能包办也），尽力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甚低，减后如此。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1）吴。（2）胡，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3）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陈）；（傅）；（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人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梁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此似乎为不可少之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部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
（二）其他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6月4日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并乞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著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推，最后先生审定寄所也。
余待陈。
专颂
道安！
斯年谨上（1947年6月20日）
对于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傅斯年是一个最为关键性的角色，而事实上，不仅如此，傅对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也相当关注，且始终参与其中，并提出各项意见。从上封信中，可窥见一二。1947年下半年，傅斯年因病赴美疗养，不间断地与当时史语所代所长夏鼐保持着通信联系，以了解选举进程。1948年3月9日，他收到了台湾方面寄来的150名院士候选人名单，对其中一些候选人明确表示不满，并自美国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等人并同时转发各位评议员，文中提及个人都直接指名道姓，可见傅斯年凌厉磊落的行事风格。
骝先、咏霓、适之、本栋、济之诸先生、并转各评议员先生：
自斯年出国就医以后，曾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之文件，其候选人名单，虽斯年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至佩诸公之劳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国外就医，虽然委员会内，未能尽力，既惭且感，深喜诸事赖诸先生之劳苦，得以顺利进行也。
……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决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增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农皆应用科学，第二项资格人士应加考虑。
……
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谍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
除了具体点名外，傅斯年还对候选名单及投票程序提了诸多意见和想法，皆以公正与名副其实为旨归，然时代不淑，当时中国正值一场翻天覆地变化的前夜，终于在选举会议开幕前十余日，辽沈战役打响了，而选举会议也就是在内战阴云笼罩之下召开的，然很快中研院的人员也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各种各样的变故，1948年最后一天，当选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在长江边上吟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由此开始了中研院的南迁计划，而第一届当选院士们也因为在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不同选择而或走或留，在无形中，中国现代学术历史的一次重要积淀也由此瓦解。
P.s. 《傅斯年全集》第7卷为“书信集”。
早在前一年，傅斯年就有信致胡适说院士选举一事：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的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不能包办也），尽力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甚低，减后如此。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1）吴。（2）胡，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3）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陈）；（傅）；（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人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梁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此似乎为不可少之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部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
（二）其他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6月4日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并乞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著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推，最后先生审定寄所也。
余待陈。
专颂
道安！
斯年谨上（1947年6月20日）
对于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傅斯年是一个最为关键性的角色，而事实上，不仅如此，傅对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也相当关注，且始终参与其中，并提出各项意见。从上封信中，可窥见一二。1947年下半年，傅斯年因病赴美疗养，不间断地与当时史语所代所长夏鼐保持着通信联系，以了解选举进程。1948年3月9日，他收到了台湾方面寄来的150名院士候选人名单，对其中一些候选人明确表示不满，并自美国致信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等人并同时转发各位评议员，文中提及个人都直接指名道姓，可见傅斯年凌厉磊落的行事风格。
骝先、咏霓、适之、本栋、济之诸先生、并转各评议员先生：
自斯年出国就医以后，曾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之文件，其候选人名单，虽斯年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至佩诸公之劳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国外就医，虽然委员会内，未能尽力，既惭且感，深喜诸事赖诸先生之劳苦，得以顺利进行也。
……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决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增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农皆应用科学，第二项资格人士应加考虑。
……
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谍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
除了具体点名外，傅斯年还对候选名单及投票程序提了诸多意见和想法，皆以公正与名副其实为旨归，然时代不淑，当时中国正值一场翻天覆地变化的前夜，终于在选举会议开幕前十余日，辽沈战役打响了，而选举会议也就是在内战阴云笼罩之下召开的，然很快中研院的人员也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各种各样的变故，1948年最后一天，当选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在长江边上吟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由此开始了中研院的南迁计划，而第一届当选院士们也因为在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不同选择而或走或留，在无形中，中国现代学术历史的一次重要积淀也由此瓦解。
P.s. 《傅斯年全集》第7卷为“书信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