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原子弹秘密历史的另一种线索
在广岛通信医院院长蜂谷道彦的笔下，1945年8月6日清晨的广岛是“温暖而美好”的：“黎明过去，无云的天空中反射着阳光，与我的花园中的阴影形成舒适的对比”。但是这样的“温暖而美好”却在并不多久之后成了永远的记忆。那天之后的广岛变成了一片废墟，然后是长崎。我在《原子弹秘史》一书中读到亲历者们有关那场人间惨剧的回忆时，文字激发的想象将那些燃烧的瞬间凝固成一张张老照片呈现眼前，灼热的、炙烤的，让人恍如置身其中，最终，我放弃了继续读下去的努力而跳过了那些段落……
提到原子弹，通常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曼哈顿工程”，相应地，一部“原子弹秘史”似乎顺理成章地可以被理解为“曼哈顿工程内幕”。我就是以这样一种预期翻开了这部厚达千余页的大书，而当阖上它时我发现，它所给我的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诚如评论所云，此书是“至今对‘曼哈顿工程’最完整的记述”，不过它最吸引我的东西却不在于此。书写历史，不同的线索标示着不同的书写姿式，相比于书写的内容，这种有别于其他的线索与姿式似乎更有讨论的必要。
“伦敦，一个灰暗而又压抑的早晨，南安普敦大街穿过百花里大英博物馆对面的罗素广场，利奥•齐拉焦急地等待红灯变成绿灯。……齐拉后来讲起那天的情形，从没提起过那天早晨他想去哪儿。他可能没有任何目的地；他常常一边走一边思考。……红灯转绿灯，齐拉跨出街沿。就在他横穿大街时，时间在他面前裂开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条未来的路，看到死神将走进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所有悲哀、种种事物的幽灵即将来临。”
这是此书的第一幕场景：1933年9月12日的早晨，一个雨后的早晨。那一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物理学家卢瑟福爵士的演讲内容，卢瑟福在演讲中称“所有寻找这种原子转化能源的人都不过是在谈论着‘镜花水月’”。但是齐拉，这位来自匈牙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不这么认为。索尔韦会议齐拉并未收到邀请，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当时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们思考相同的问题。于是他就这样一边思考原子能的释放一边穿过大街。对于这位匈牙利青年来说，科学的问题似乎还在其次，更令他关切的其实还是拯救世界。是的，释放出原子核能拯救世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齐拉也显然看到了美好之外的另一些东西。他在那天之后的某一天曾写道：“科学家的发现为人类提供了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避免进一步的战争，那么这些武器可能毁掉我们现今的文明。”
全书的第一章，作者以利奥•齐拉开启全篇；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这个名字还将一再出现，成为全书的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在有关原子弹历史的书写中，齐拉的名字显然并不像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乃至他们之前的物理学家以及化学家们那样引人注目——甚至很少会被提及，仅就这一点而言，此书在有关原子弹历史的诸多文本中已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尤金•维格纳在评论此书时曾说，作者“对利奥•齐拉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给我印象尤深”。不过，作者此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齐拉贡献的重新阐释与评价。照我的理解，作者以齐拉作为其中一个线索加以铺展，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或者换句话来说，正是通过齐拉的思考与工作，作者为其书写方式与态度定下了基调。
以上述视角加以考量就会发现，阅读这样一部原子弹秘史其实可以为我们揭开下述问题的答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美好的初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无法预期、无法控制的结果。
在书写原子弹历史的大背景下，书中所呈现的一些小事件也很值得玩味。比如哈伯与毒气战。当哈恩向哈伯提到毒气战是违背海牙协定的一种战争方式时，哈伯说法国已经使用了它，并且他还认为“如果这意味着战争能够早点结束，这就是一种拯救无数生命的方法”。但在同为化学家的哈伯夫人看来，化学曾开启过生命的远景，但是毒气工作使得这一学科变得腐朽和堕落，它不仅是对科学的曲解，而且是野蛮的象征。于是在哈伯出门去监督毒气进攻的当晚，哈伯夫人以自杀表达了她的绝望。伴随着战争的深入，再一次地，我们会看到，一个也许是美好的初衷——早日结束战争以拯救无数生命——如何一步步走向无法预期、无法控制的结果。
当所有的故事像老照片一样渐渐褪去颜色，有一些昔日的画面又会慢慢重现：还是1933年9月12日那个雨后的早晨，匈牙利青年利奥•齐拉一边思考着一边穿过大街。
“‘此刻我没有想出将怎样找到这样一种元素，或者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但这一想法总萦绕在我心头。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实现原子核链式反应、以工业规模释放原子能、制造原子弹，都应该是可能的。’
“利奥•齐拉走上了街沿。在他身后，绿灯变成了红灯。”
关于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科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之关系，无论是从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抑或其他种种角度已经有许多讨论，原子弹是这种讨论中最绕不过去的一个案例。此书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文本，通过它，我们将会看到结果与初衷之间的巨大背离，看到面对重大决策时科学家们的个人选择与群体应对，看到科学与政治、科学家与政治的对话与冲突；还有红灯与绿灯曾经亮起在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而这往往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提到原子弹，通常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曼哈顿工程”，相应地，一部“原子弹秘史”似乎顺理成章地可以被理解为“曼哈顿工程内幕”。我就是以这样一种预期翻开了这部厚达千余页的大书，而当阖上它时我发现，它所给我的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诚如评论所云，此书是“至今对‘曼哈顿工程’最完整的记述”，不过它最吸引我的东西却不在于此。书写历史，不同的线索标示着不同的书写姿式，相比于书写的内容，这种有别于其他的线索与姿式似乎更有讨论的必要。
“伦敦，一个灰暗而又压抑的早晨，南安普敦大街穿过百花里大英博物馆对面的罗素广场，利奥•齐拉焦急地等待红灯变成绿灯。……齐拉后来讲起那天的情形，从没提起过那天早晨他想去哪儿。他可能没有任何目的地；他常常一边走一边思考。……红灯转绿灯，齐拉跨出街沿。就在他横穿大街时，时间在他面前裂开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条未来的路，看到死神将走进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所有悲哀、种种事物的幽灵即将来临。”
这是此书的第一幕场景：1933年9月12日的早晨，一个雨后的早晨。那一天的《泰晤士报》刊载了物理学家卢瑟福爵士的演讲内容，卢瑟福在演讲中称“所有寻找这种原子转化能源的人都不过是在谈论着‘镜花水月’”。但是齐拉，这位来自匈牙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却不这么认为。索尔韦会议齐拉并未收到邀请，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当时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们思考相同的问题。于是他就这样一边思考原子能的释放一边穿过大街。对于这位匈牙利青年来说，科学的问题似乎还在其次，更令他关切的其实还是拯救世界。是的，释放出原子核能拯救世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齐拉也显然看到了美好之外的另一些东西。他在那天之后的某一天曾写道：“科学家的发现为人类提供了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避免进一步的战争，那么这些武器可能毁掉我们现今的文明。”
全书的第一章，作者以利奥•齐拉开启全篇；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这个名字还将一再出现，成为全书的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在有关原子弹历史的书写中，齐拉的名字显然并不像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乃至他们之前的物理学家以及化学家们那样引人注目——甚至很少会被提及，仅就这一点而言，此书在有关原子弹历史的诸多文本中已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尤金•维格纳在评论此书时曾说，作者“对利奥•齐拉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给我印象尤深”。不过，作者此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齐拉贡献的重新阐释与评价。照我的理解，作者以齐拉作为其中一个线索加以铺展，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或者换句话来说，正是通过齐拉的思考与工作，作者为其书写方式与态度定下了基调。
以上述视角加以考量就会发现，阅读这样一部原子弹秘史其实可以为我们揭开下述问题的答案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美好的初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无法预期、无法控制的结果。
在书写原子弹历史的大背景下，书中所呈现的一些小事件也很值得玩味。比如哈伯与毒气战。当哈恩向哈伯提到毒气战是违背海牙协定的一种战争方式时，哈伯说法国已经使用了它，并且他还认为“如果这意味着战争能够早点结束，这就是一种拯救无数生命的方法”。但在同为化学家的哈伯夫人看来，化学曾开启过生命的远景，但是毒气工作使得这一学科变得腐朽和堕落，它不仅是对科学的曲解，而且是野蛮的象征。于是在哈伯出门去监督毒气进攻的当晚，哈伯夫人以自杀表达了她的绝望。伴随着战争的深入，再一次地，我们会看到，一个也许是美好的初衷——早日结束战争以拯救无数生命——如何一步步走向无法预期、无法控制的结果。
当所有的故事像老照片一样渐渐褪去颜色，有一些昔日的画面又会慢慢重现：还是1933年9月12日那个雨后的早晨，匈牙利青年利奥•齐拉一边思考着一边穿过大街。
“‘此刻我没有想出将怎样找到这样一种元素，或者需要做什么样的实验，但这一想法总萦绕在我心头。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实现原子核链式反应、以工业规模释放原子能、制造原子弹，都应该是可能的。’
“利奥•齐拉走上了街沿。在他身后，绿灯变成了红灯。”
关于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科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之关系，无论是从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抑或其他种种角度已经有许多讨论，原子弹是这种讨论中最绕不过去的一个案例。此书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文本，通过它，我们将会看到结果与初衷之间的巨大背离，看到面对重大决策时科学家们的个人选择与群体应对，看到科学与政治、科学家与政治的对话与冲突；还有红灯与绿灯曾经亮起在一些重要的十字路口，而这往往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