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全译本编前编后
上午，同事手中的《读书》杂志2002年第7期秦颖的《昆虫记汉译小史》。在网上没找到这篇短文，倒是找到《昆虫记》全译本的编者的文章，还不错。
冲着编者这样认真的态度，想来这本书也应该不错。
《昆虫记》全译本编前编后
文/邹肙华
从1996年起意出版法布尔《昆虫记》全译本，到2001年全译本问世，再到2003年推出修订本，花城出版社编辑邹肙华七年时间几乎全用在了这套书的出版工作上。从她历经艰难、全力提高译本质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优秀图书背后，是出版者认真、执著、敬业的专业精神。 ——编者
钟叔河先生读了《昆虫记》十卷全译本的修订本后，感慨地说：“《昆虫记》能够这样出，虽然前后两种远来不及比较对照，就凭这一点，也就不让汪原放在‘亚东’印了程甲本又印程乙本的壮举专美于前了。”
1920年代，汪原放主持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系列白话小说，汪原放负责标点和编辑，胡适任主编，确定选题和版本，并为每种小说写了长篇序文。亚东本《红楼梦》原用道光壬辰刻本（程甲本）作底本，后来胡适发现程乙本比程甲本好，就建议亚东废掉已有纸型，重新标点排印。
亚东对重印古旧小说的严肃态度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为出版界之美谈，花城版《昆虫记》当然不能望其项背，然而，钟先生的溢美之辞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小小的波澜。从1996到2003年，《昆虫记》全译本走过了前世今生，七年的出版过程恍若梦境。
出版《昆虫记》全译本源于脑中瞬间冒出的念头，并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长于知识赤字的年代，只有大自然中的花儿虫儿开卷有益；后来读《知堂书话》，始知《昆虫记》，并立即为之诱惑，渴望一睹法布尔的虫儿之风采。1995年改行做编辑，恰在此时我读到了王大文转译自英文改写本的《昆虫的故事》，流浪在都市边缘几近麻木的心重又开始悸动，童年的玩伴螳螂、知了、蝗虫重又跳跃在身旁，法布尔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令我感动得泪眼婆娑，脑子里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版《昆虫记》全译本，满足像我一样被昆虫诱惑而生渴望的人们。没有远大抱负，夹杂着几分私心，我就这样甘愿被法布尔牵着鼻子，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出版人生涯。
自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80年来，不断有转译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写本或选译本面世，版本纷纶迷人眼，却没有一部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对于一部影响了世界几代人的传世经典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译与出版之困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
在今天这个连养猪养牛都速成的时代，一个初入行的新手，不懂法语，不懂昆虫学，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耗时费力地去啃一根硬骨头，似乎更有些冒险。我也曾考虑过失败，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呼唤，仅凭着对昆虫、对《昆虫记》的痴迷，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五个冬去春来，终于将第一个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放在了读者的面前。
整整五载啊，个中甘苦，鱼游渊中，冷暖自知。找原著，遍寻各大图书馆而不得，最后是中山大学的梁守锵先生向法国封奈特－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员J.L.戴刚先生求助，才从法国借回法文原著。请译者，奔走于各大城市，四处碰壁，几度易人。《昆虫记》兼具科学与文学双重价值，对翻译的要求之高，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更何况稿酬又如此有限，约稿受挫当在情理之中。虽有此心理准备，我也曾数度冒出放弃的念头。有的译者在我的盅惑之下，约稿时自然是宾主尽欢，可是当我春风得意地回到广州却遭遇当头一盆冷水，退回的原著已经先我而至了。有的译者已经译了好几万字，也因种种原因停笔了。这场景几次上演，令我欲哭无泪，至今仍历历在目。看译稿，不懂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科学巨著不能随意亵渎，读者也不能随便糊弄呀，于是买来昆虫学教材研读，手边还摆满了法汉辞典、百科全书、法国地图、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等等，随时备查。由于多人翻译，统稿怎么办，我也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译稿看了几遍，虽然收获了不少昆虫学知识，但毕竟根基欠缺，译文的学术规范问题始终令我忐忑不安。可是，丑媳妇也得要见公婆呀，2001年我不得不诚惶诚恐地捧出了《昆虫记》全译本。
5月，各方面专家云集中国科技会堂，祝贺译自法文的《昆虫记》中文全译本出版，称这是文化传播史和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会上，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张广学院士肯定了《昆虫记》对于中国昆虫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从昆虫学的学术规范看，一些译法不够准确。张院士话音刚落，法语专家李玉民教授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李先生说：作为翻译工作者，深知规范术语之难。在翻译过程中，时而碰到鸟兽鱼虫或花草树木的词，有的查遍身边的词典也找不到相应的规范术语，只好大而化之，译为“一种毛毛虫”或“一种禾科植物”之类，心虽不安，但也无奈何，好在这并不妨碍一般读者的阅读和欣赏。
专家的批评如芒在背，作为责编，我不能去找理由来搪塞。很多昆虫学术语，虽然从文学角度可以不必深究，但科学著作必须严谨，规范术语是其命脉，《昆虫记》既是文学经典又是科学著作，必须还原其科学本色。会后我表示要修订全译本，并请张院士主其事。然而，与会的专家大都不以为然，有人甚至发出疑问：《昆虫记》全译本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么大的工程刚完成，马上修订，有必要吗？可能吗？
对于我的非分之请，张院士当即表示，修订《昆虫记》是昆虫学工作者的责任，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昆虫物种十分庞大，昆虫学的分类十分细致，请两三位专家不足以解决所有学术问题，于是张院士组织了13个科目的专家，将十卷本肢解开来，请他们为不同的章节把关。专家们也不负重托，切切实实参与修订：核定译本的昆虫名称，校正译文中的常识性错误，并对因科学发展而成为错误的理论或观点加注说明，使修订本基本达到了学术规范的要求。张院士更是事必躬亲，200余万字，字字都浸润着一个老院士的心血和汗水。
历时两年，全译本凤凰涅，完成了自身的超越。修订本几乎是全新的本子，除修订专业术语外，还润色了译文，力争更完美地传达出原著风格；同时增加有助于读者阅读的资料，比如，正文中除保留作者和译者注外，增加校者注，帮助读者理解相关的昆虫研究以及文化、哲学背景；卷后所附译名对照表，增加人名和地名，方便读者查阅相关人名、地名与昆虫名；卷前增加《法布尔小传》和《导言》，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法布尔与《昆虫记》，卷后增加《〈昆虫记〉汉译小史》，梳理《昆虫记》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策划选题到初版到修订版，小小的虫儿啊，整整七年，你一直苦苦地纠缠于我，我为你消得人憔悴啊！小小的虫儿啊，我为你而踌躇自得，我也为你而磨掉了少不更事的冲动，今后是断断不会再像蚍蜉一样去撼树。
稿件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2003-11-12
冲着编者这样认真的态度，想来这本书也应该不错。
《昆虫记》全译本编前编后
文/邹肙华
从1996年起意出版法布尔《昆虫记》全译本，到2001年全译本问世，再到2003年推出修订本，花城出版社编辑邹肙华七年时间几乎全用在了这套书的出版工作上。从她历经艰难、全力提高译本质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优秀图书背后，是出版者认真、执著、敬业的专业精神。 ——编者
钟叔河先生读了《昆虫记》十卷全译本的修订本后，感慨地说：“《昆虫记》能够这样出，虽然前后两种远来不及比较对照，就凭这一点，也就不让汪原放在‘亚东’印了程甲本又印程乙本的壮举专美于前了。”
1920年代，汪原放主持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系列白话小说，汪原放负责标点和编辑，胡适任主编，确定选题和版本，并为每种小说写了长篇序文。亚东本《红楼梦》原用道光壬辰刻本（程甲本）作底本，后来胡适发现程乙本比程甲本好，就建议亚东废掉已有纸型，重新标点排印。
亚东对重印古旧小说的严肃态度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为出版界之美谈，花城版《昆虫记》当然不能望其项背，然而，钟先生的溢美之辞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小小的波澜。从1996到2003年，《昆虫记》全译本走过了前世今生，七年的出版过程恍若梦境。
出版《昆虫记》全译本源于脑中瞬间冒出的念头，并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长于知识赤字的年代，只有大自然中的花儿虫儿开卷有益；后来读《知堂书话》，始知《昆虫记》，并立即为之诱惑，渴望一睹法布尔的虫儿之风采。1995年改行做编辑，恰在此时我读到了王大文转译自英文改写本的《昆虫的故事》，流浪在都市边缘几近麻木的心重又开始悸动，童年的玩伴螳螂、知了、蝗虫重又跳跃在身旁，法布尔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令我感动得泪眼婆娑，脑子里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版《昆虫记》全译本，满足像我一样被昆虫诱惑而生渴望的人们。没有远大抱负，夹杂着几分私心，我就这样甘愿被法布尔牵着鼻子，跌跌撞撞地开始了出版人生涯。
自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80年来，不断有转译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写本或选译本面世，版本纷纶迷人眼，却没有一部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对于一部影响了世界几代人的传世经典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译与出版之困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
在今天这个连养猪养牛都速成的时代，一个初入行的新手，不懂法语，不懂昆虫学，竟然不知天高地厚，耗时费力地去啃一根硬骨头，似乎更有些冒险。我也曾考虑过失败，但最终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呼唤，仅凭着对昆虫、对《昆虫记》的痴迷，以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五个冬去春来，终于将第一个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放在了读者的面前。
整整五载啊，个中甘苦，鱼游渊中，冷暖自知。找原著，遍寻各大图书馆而不得，最后是中山大学的梁守锵先生向法国封奈特－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员J.L.戴刚先生求助，才从法国借回法文原著。请译者，奔走于各大城市，四处碰壁，几度易人。《昆虫记》兼具科学与文学双重价值，对翻译的要求之高，足以让人望而却步，更何况稿酬又如此有限，约稿受挫当在情理之中。虽有此心理准备，我也曾数度冒出放弃的念头。有的译者在我的盅惑之下，约稿时自然是宾主尽欢，可是当我春风得意地回到广州却遭遇当头一盆冷水，退回的原著已经先我而至了。有的译者已经译了好几万字，也因种种原因停笔了。这场景几次上演，令我欲哭无泪，至今仍历历在目。看译稿，不懂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科学巨著不能随意亵渎，读者也不能随便糊弄呀，于是买来昆虫学教材研读，手边还摆满了法汉辞典、百科全书、法国地图、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等等，随时备查。由于多人翻译，统稿怎么办，我也自不量力地承担了。译稿看了几遍，虽然收获了不少昆虫学知识，但毕竟根基欠缺，译文的学术规范问题始终令我忐忑不安。可是，丑媳妇也得要见公婆呀，2001年我不得不诚惶诚恐地捧出了《昆虫记》全译本。
5月，各方面专家云集中国科技会堂，祝贺译自法文的《昆虫记》中文全译本出版，称这是文化传播史和翻译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会上，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张广学院士肯定了《昆虫记》对于中国昆虫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从昆虫学的学术规范看，一些译法不够准确。张院士话音刚落，法语专家李玉民教授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李先生说：作为翻译工作者，深知规范术语之难。在翻译过程中，时而碰到鸟兽鱼虫或花草树木的词，有的查遍身边的词典也找不到相应的规范术语，只好大而化之，译为“一种毛毛虫”或“一种禾科植物”之类，心虽不安，但也无奈何，好在这并不妨碍一般读者的阅读和欣赏。
专家的批评如芒在背，作为责编，我不能去找理由来搪塞。很多昆虫学术语，虽然从文学角度可以不必深究，但科学著作必须严谨，规范术语是其命脉，《昆虫记》既是文学经典又是科学著作，必须还原其科学本色。会后我表示要修订全译本，并请张院士主其事。然而，与会的专家大都不以为然，有人甚至发出疑问：《昆虫记》全译本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么大的工程刚完成，马上修订，有必要吗？可能吗？
对于我的非分之请，张院士当即表示，修订《昆虫记》是昆虫学工作者的责任，表现出一个科学家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昆虫物种十分庞大，昆虫学的分类十分细致，请两三位专家不足以解决所有学术问题，于是张院士组织了13个科目的专家，将十卷本肢解开来，请他们为不同的章节把关。专家们也不负重托，切切实实参与修订：核定译本的昆虫名称，校正译文中的常识性错误，并对因科学发展而成为错误的理论或观点加注说明，使修订本基本达到了学术规范的要求。张院士更是事必躬亲，200余万字，字字都浸润着一个老院士的心血和汗水。
历时两年，全译本凤凰涅，完成了自身的超越。修订本几乎是全新的本子，除修订专业术语外，还润色了译文，力争更完美地传达出原著风格；同时增加有助于读者阅读的资料，比如，正文中除保留作者和译者注外，增加校者注，帮助读者理解相关的昆虫研究以及文化、哲学背景；卷后所附译名对照表，增加人名和地名，方便读者查阅相关人名、地名与昆虫名；卷前增加《法布尔小传》和《导言》，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法布尔与《昆虫记》，卷后增加《〈昆虫记〉汉译小史》，梳理《昆虫记》在中国的传播史。
从策划选题到初版到修订版，小小的虫儿啊，整整七年，你一直苦苦地纠缠于我，我为你消得人憔悴啊！小小的虫儿啊，我为你而踌躇自得，我也为你而磨掉了少不更事的冲动，今后是断断不会再像蚍蜉一样去撼树。
稿件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 200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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