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无法绕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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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读了毕淑敏的《我敬畏生命的过程》，这本书是沙沙从旧书市场买了后不敢带回家，怕被老妈絮叨（最近她买书很多），寄存在我这里的。因为这本书是独立成篇的演讲记录或散文，即使我还没全读完，也大概了解了她的创作历程和思想轨迹。我喜欢读作家这种随意交谈形式的文字，不端架子、打摆子，不引经据典故弄玄虚，能在一大堆废话里轻易地发现很真实、很受启发的东西。上次向沙沙推荐叶兆言《午后的岁月》，也是这个原因，我并非多么喜欢曾读过的很少的他的几部作品，但这不妨碍我读这本书时忍不住击节叫好，许多话，说得多实在，多透彻！
毕淑敏写作有其他许多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优势，她在西藏阿里当了十五年的卫生员，16岁到27岁，一生中最敏感，最富于幻想的年龄。然后又转业到北京当医生，自学电大汉语言文学系，到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等等。对她来讲，一个好作家应具备的基础——阅历和学识都有了，剩下的就是天赋和运气了。当然，很多大作家不被局限于什么阅历和学识，比如高尔基，学识这词用他身上就很不合适。比如博尔赫斯，好像阅历也不丰富。现在年少成名的作家大都拿他来说事，那就算他们天赋和运气好好了。对毕淑敏这个作家个体来说，无疑她的阅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没有她的《昆仑殇》和一系列关于西藏的作品。毕淑敏提到王蒙夫人的一段话，“作家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拓展自己的领域和视野，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那点经历写完了。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谁也夺不去，不着急。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再写也不迟。”这话我同意一半，就是强调拓展领域和视野这部分。但我不相信每个人老了以后都还有写作的激情和精力，同时更不相信每个人都能保证活成托尔斯泰或者巴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像李贺王勃王小波路遥等人一样盛年离世。撇开作品的艺术性不谈，我更关注的是蕴含在毕淑敏文章中的生命态度，她在这点上其实和王蒙夫人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她写了《预约死亡》，在大连大学演讲时让学生们给自己写墓志铭。
这本书中提到，关于《昆仑殇》，毕淑敏和《昆仑》杂志社的编辑还有过一场争论。编辑认为她在文章里描写几个战士的死亡的场面太平淡，这些应该泼墨去写。她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编辑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安宁了，才会觉得死亡是那样恐怖。而对一个生活在海拔五千公尺的士兵来说，生命的终结本来就是件比较平易的事情”。毕淑敏和医生为一位藏族人实行天葬的场面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们把死人搬到附近最高的山上，医生用手术刀把尸体一点点解剖，然后把死人的肝脏拎在手里，让周围的人看肝脏的病变。有了这些经历，她的作品自然无法避免地对生存与死亡进行了更多的关注和剖析。她讲：“藏族人认为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他不是作为宗教来感觉，他认为人真的就这样，不时地从这种状态到那种状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追问，从出生那天开始，这个问题始终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
这个问题，单纯靠医学是解决不了的。要理解生命，就要深入我们的内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毕淑敏后来开始研究心理学，甚至开办了心理诊所。像毕淑敏这样不断地学习深造，是一条途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非学术的，重体验的，宗教式研究。
对生命和内心的体验，当然可以和宗教无关，它甚至无处不在。比如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什么是死亡，死亡以后还有什么，那不是证明我早熟，多半是胆小怕死的缘故。即使不像我那么胆小怕死，面对身边的亲友一个个离去，我们很难对死亡无动于衷。那天在去马庄的公交车上，沙沙谈到许多亲人在大地震中丧生。也许她无法真切地体验那种怆痛，等她出生时，唐山已经重新在废墟上站立起来了，但在沙沙的文字里，那些与生命、情感有关的迷惘和忧伤，也是分明挥之不去的。这种迷惘和忧伤不只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体，只不过有人在刻意回避，有人在凭着本能慢慢地碰触。昨天，沙沙传给我“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我发现自己很难给出那些问题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内心世界的难以界定和把捉。我在一百多条问题后添的一条是，“你认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一百多个问题，无论是选择喜欢或者厌恶，是选择宁静或者狂欢，最终都要皈依到“活着的意义”的座下。
我前一段时间向几个朋友推荐过《西藏生死书》，那本书浓缩着藏传佛教对生命最深入、最瑰丽的解读，很适合现代人看。我并不是要朋友们不假思索地信服那些书中的观点，但我们至少可以借鉴它的思路和角度。一本好书从不逼迫一个人必须相信什么，它只是把前人所体验、所认识到真相一点点分析给你听，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深入的体验，却能不断地和你自己的体验相牵引，相印证。一个真正读懂生命和内心的人，能逐渐从对死亡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不沮丧，不放纵，学会珍惜和感恩，面对生死会都同样的开心和从容。这种生命境界，也是文学和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也许是古今中外，凡是大作家、大学者，没有几个能绕开宗教的缘故。即使像鲁迅先生，他那样一个充满斗志的战士，其实也有着很浓的宗教情结，要了解这一点的朋友，《心灵的探寻——回忆鲁迅先生》（钱理群著）可以找来看一下。
毕淑敏写作有其他许多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优势，她在西藏阿里当了十五年的卫生员，16岁到27岁，一生中最敏感，最富于幻想的年龄。然后又转业到北京当医生，自学电大汉语言文学系，到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等等。对她来讲，一个好作家应具备的基础——阅历和学识都有了，剩下的就是天赋和运气了。当然，很多大作家不被局限于什么阅历和学识，比如高尔基，学识这词用他身上就很不合适。比如博尔赫斯，好像阅历也不丰富。现在年少成名的作家大都拿他来说事，那就算他们天赋和运气好好了。对毕淑敏这个作家个体来说，无疑她的阅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没有她的《昆仑殇》和一系列关于西藏的作品。毕淑敏提到王蒙夫人的一段话，“作家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拓展自己的领域和视野，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那点经历写完了。你的经历就是你的，谁也夺不去，不着急。到了老年的时候，你再写也不迟。”这话我同意一半，就是强调拓展领域和视野这部分。但我不相信每个人老了以后都还有写作的激情和精力，同时更不相信每个人都能保证活成托尔斯泰或者巴金，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像李贺王勃王小波路遥等人一样盛年离世。撇开作品的艺术性不谈，我更关注的是蕴含在毕淑敏文章中的生命态度，她在这点上其实和王蒙夫人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她写了《预约死亡》，在大连大学演讲时让学生们给自己写墓志铭。
这本书中提到，关于《昆仑殇》，毕淑敏和《昆仑》杂志社的编辑还有过一场争论。编辑认为她在文章里描写几个战士的死亡的场面太平淡，这些应该泼墨去写。她初生牛犊不怕虎，说编辑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他的生活太安宁了，才会觉得死亡是那样恐怖。而对一个生活在海拔五千公尺的士兵来说，生命的终结本来就是件比较平易的事情”。毕淑敏和医生为一位藏族人实行天葬的场面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们把死人搬到附近最高的山上，医生用手术刀把尸体一点点解剖，然后把死人的肝脏拎在手里，让周围的人看肝脏的病变。有了这些经历，她的作品自然无法避免地对生存与死亡进行了更多的关注和剖析。她讲：“藏族人认为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他不是作为宗教来感觉，他认为人真的就这样，不时地从这种状态到那种状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追问，从出生那天开始，这个问题始终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
这个问题，单纯靠医学是解决不了的。要理解生命，就要深入我们的内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毕淑敏后来开始研究心理学，甚至开办了心理诊所。像毕淑敏这样不断地学习深造，是一条途径。另外一条途径，就是非学术的，重体验的，宗教式研究。
对生命和内心的体验，当然可以和宗教无关，它甚至无处不在。比如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什么是死亡，死亡以后还有什么，那不是证明我早熟，多半是胆小怕死的缘故。即使不像我那么胆小怕死，面对身边的亲友一个个离去，我们很难对死亡无动于衷。那天在去马庄的公交车上，沙沙谈到许多亲人在大地震中丧生。也许她无法真切地体验那种怆痛，等她出生时，唐山已经重新在废墟上站立起来了，但在沙沙的文字里，那些与生命、情感有关的迷惘和忧伤，也是分明挥之不去的。这种迷惘和忧伤不只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体，只不过有人在刻意回避，有人在凭着本能慢慢地碰触。昨天，沙沙传给我“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我发现自己很难给出那些问题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内心世界的难以界定和把捉。我在一百多条问题后添的一条是，“你认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一百多个问题，无论是选择喜欢或者厌恶，是选择宁静或者狂欢，最终都要皈依到“活着的意义”的座下。
我前一段时间向几个朋友推荐过《西藏生死书》，那本书浓缩着藏传佛教对生命最深入、最瑰丽的解读，很适合现代人看。我并不是要朋友们不假思索地信服那些书中的观点，但我们至少可以借鉴它的思路和角度。一本好书从不逼迫一个人必须相信什么，它只是把前人所体验、所认识到真相一点点分析给你听，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深入的体验，却能不断地和你自己的体验相牵引，相印证。一个真正读懂生命和内心的人，能逐渐从对死亡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不沮丧，不放纵，学会珍惜和感恩，面对生死会都同样的开心和从容。这种生命境界，也是文学和艺术的最高境界。这也许是古今中外，凡是大作家、大学者，没有几个能绕开宗教的缘故。即使像鲁迅先生，他那样一个充满斗志的战士，其实也有着很浓的宗教情结，要了解这一点的朋友，《心灵的探寻——回忆鲁迅先生》（钱理群著）可以找来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