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常太息——《天朝的崩溃》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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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本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书，本来，这本身就是一段晦暗的历史，承载着国人耻辱的元记忆。
既然这本书对于天朝的种种愚昧予以鞭挞，那我不如对天朝的思维略加揣摩。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不用法律而改用道德治国将会使整个王朝的机体一步步崩塌。但是人们同时或许也记得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公允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那么，机体是从哪里崩塌的呢？
从史实上看，堡垒是从外部被攻陷的，然而，稍有常识的人细想便知，如果不是堡垒内部的种种崩坏，这个曾经的巨人又是怎么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彻底崩溃的呢？因此，这种超稳定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称之为迷梦毫不为过。
就我对论语的心得，论语的意涵中，一个智识-官僚阶层乃是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力量。在传统的社会范式中，这个阶层所肩负起的是一个教化劝谏匡正的作用。这个阶层薪火相传，一步步发展，人们惊奇的发现，大概就是从科举制施行开始，最迟不过宋明理学，同一本论语，同一个孔子，明清的士子们再无魏晋风采，知识分子和官僚的结合带给这个阶层前所未有的撕裂力，导致其不断病态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这些人双重分裂的人格。琦善、伊里布、耆英、威远、靖逆们一边被侵略者的军舰大炮打得一败涂地。一边却用华丽的辞藻蒙骗道光。而道光因此也不断地坐着过山车，给林则徐的诏谕从朕不虑卿等孟浪到反生出许多波澜、一派胡言，一时主剿一时主抚，这种游移不定正是整个统治集团双重分裂人格的真实写照。
正是这样的统治集团领导了整个鸦片战争，从寒冷的盛京到荒芜的香港，每一地的抵抗都是同样的模式，似乎失败早已命中注定。修筑炮台，调兵雇勇，妄图按照火烧赤壁的模式击沉英舰，武断地认为英人关节僵硬不擅陆战。各地都是如此，整个战争期间毫无长进，这个阶层用了很多年才了解到，清军的大炮射程不够长，射击夹角过小，装弹速度过慢，往往是英舰的大炮打得到清军的炮台，而清军无法反制。而清军落后的军事组织制度，使得从各地调来的军队机动性差，武器落后，战斗力弱。火烧英舰根本异想天开，英人也很快用一场场胜利证明了其陆战实力远强于清军。难道这个阶层毫无头脑么？绝非如此，他们都是中国最有知识文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头脑里都是天朝的思维。而这却不是侵略者西方思维的对手。
当面对巨大的陌生时，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自卑都是不可取的，然而，天朝的智识-官僚阶层却正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然而，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样的一片陌生么？不，这根本不陌生，在殖民主义的逻辑里，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任何一片土地都是俎上之肉，待宰羔羊，就像是天朝屡屡犯同样的错误，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也是用不断重复的策略打败中国的，海军利用大炮优势将清军炮台全部摧毁，随后陆军在其掩护下绕过清军主力于其侧翼登陆，野战炮兵迅速抢占制高点，压制清军火力，陆军从清军背后袭击全歼。抽去具体的时间背景，鸦片战争的每一场战役好像都在不断重复。除了一次，镇江之战，或许是最后一战的缘故，英舰放弃了火力压制，镇守镇江二百余年的八旗官兵誓死抵抗，在伤亡率超过三成的情况（约四百），毙敌39人。而其余的战役，英军的伤亡以个位数计，清军的伤亡以千位数计。三元里抗英毙敌五人左右，便已经是开战以来英军伤亡第四的战役了。
这是琦善、伊里布、耆英、威远、靖逆们的问题么？显然不是，天朝的思维里，用人的忠奸似乎可以决定一切，然而他们只能是从属他们的阶层，难以跳脱，即使不是他们上阵，即使道光真的找到了忠臣（事实上也有裕谦这个好榜样），战争的结果仍然不会改变。因为天朝思维根本就不是西方思维的对手。
换句话说，西方思维代表了一种方向，即一种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只能扼腕却无法更改的事实。比如国际法的准则，责备耆英不通此道似乎有苛责古人之嫌，但是与他的行为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来说，这些苛责似乎有一些道理，就如同失败连着失败之后，智识-官僚阶层突然因为三元里因为广州人民的反入城事件而短暂的振奋了起来一样。如果，他们明白他们的行为于国于民大为有害，如果他们明白这根本是我们主权范围所及，本不用与英人商量，如果他们再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西方，如果…………历史学家确有假设的义务，但是他们真的理解不了，他们真的做不到，假设终归是假设，不问真假只问是否对构建理论有用。
随后的历史将继续证明统治集团的分裂人格，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再往后就是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
由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干脆就直接分裂，直到今天。
茅海建在最后一章拿中国和日本做了对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故意忽略英萨战争，这样的一场战争除了英军没有登陆之外，和虎门的沙角大角之战有何不同？然而前者将萨摩变成了倒幕四强藩，后者除了牺牲了关天培外毫无斩获。日本何以成功，难道仅仅因为它奉行了“不抵抗”的策略？
今人依然在某些场景重复着天朝的思维，不光是那些愤青们，就连咒骂这思维，扬言下辈子决不为中国人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在巨大的陌生面前除了极度的自卑外别无他求，只不过相比于耆英之辈，他们的自卑更加老成，更加纯熟，而当今的时代也让这些人更加有市场。
这或许是一段令人抬不起头的历史，但它确实发生了。
既然这本书对于天朝的种种愚昧予以鞭挞，那我不如对天朝的思维略加揣摩。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不用法律而改用道德治国将会使整个王朝的机体一步步崩塌。但是人们同时或许也记得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至少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公允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那么，机体是从哪里崩塌的呢？
从史实上看，堡垒是从外部被攻陷的，然而，稍有常识的人细想便知，如果不是堡垒内部的种种崩坏，这个曾经的巨人又是怎么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彻底崩溃的呢？因此，这种超稳定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称之为迷梦毫不为过。
就我对论语的心得，论语的意涵中，一个智识-官僚阶层乃是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力量。在传统的社会范式中，这个阶层所肩负起的是一个教化劝谏匡正的作用。这个阶层薪火相传，一步步发展，人们惊奇的发现，大概就是从科举制施行开始，最迟不过宋明理学，同一本论语，同一个孔子，明清的士子们再无魏晋风采，知识分子和官僚的结合带给这个阶层前所未有的撕裂力，导致其不断病态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这些人双重分裂的人格。琦善、伊里布、耆英、威远、靖逆们一边被侵略者的军舰大炮打得一败涂地。一边却用华丽的辞藻蒙骗道光。而道光因此也不断地坐着过山车，给林则徐的诏谕从朕不虑卿等孟浪到反生出许多波澜、一派胡言，一时主剿一时主抚，这种游移不定正是整个统治集团双重分裂人格的真实写照。
正是这样的统治集团领导了整个鸦片战争，从寒冷的盛京到荒芜的香港，每一地的抵抗都是同样的模式，似乎失败早已命中注定。修筑炮台，调兵雇勇，妄图按照火烧赤壁的模式击沉英舰，武断地认为英人关节僵硬不擅陆战。各地都是如此，整个战争期间毫无长进，这个阶层用了很多年才了解到，清军的大炮射程不够长，射击夹角过小，装弹速度过慢，往往是英舰的大炮打得到清军的炮台，而清军无法反制。而清军落后的军事组织制度，使得从各地调来的军队机动性差，武器落后，战斗力弱。火烧英舰根本异想天开，英人也很快用一场场胜利证明了其陆战实力远强于清军。难道这个阶层毫无头脑么？绝非如此，他们都是中国最有知识文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头脑里都是天朝的思维。而这却不是侵略者西方思维的对手。
当面对巨大的陌生时，极度的恐惧和极度的自卑都是不可取的，然而，天朝的智识-官僚阶层却正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然而，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样的一片陌生么？不，这根本不陌生，在殖民主义的逻辑里，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任何一片土地都是俎上之肉，待宰羔羊，就像是天朝屡屡犯同样的错误，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也是用不断重复的策略打败中国的，海军利用大炮优势将清军炮台全部摧毁，随后陆军在其掩护下绕过清军主力于其侧翼登陆，野战炮兵迅速抢占制高点，压制清军火力，陆军从清军背后袭击全歼。抽去具体的时间背景，鸦片战争的每一场战役好像都在不断重复。除了一次，镇江之战，或许是最后一战的缘故，英舰放弃了火力压制，镇守镇江二百余年的八旗官兵誓死抵抗，在伤亡率超过三成的情况（约四百），毙敌39人。而其余的战役，英军的伤亡以个位数计，清军的伤亡以千位数计。三元里抗英毙敌五人左右，便已经是开战以来英军伤亡第四的战役了。
这是琦善、伊里布、耆英、威远、靖逆们的问题么？显然不是，天朝的思维里，用人的忠奸似乎可以决定一切，然而他们只能是从属他们的阶层，难以跳脱，即使不是他们上阵，即使道光真的找到了忠臣（事实上也有裕谦这个好榜样），战争的结果仍然不会改变。因为天朝思维根本就不是西方思维的对手。
换句话说，西方思维代表了一种方向，即一种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只能扼腕却无法更改的事实。比如国际法的准则，责备耆英不通此道似乎有苛责古人之嫌，但是与他的行为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来说，这些苛责似乎有一些道理，就如同失败连着失败之后，智识-官僚阶层突然因为三元里因为广州人民的反入城事件而短暂的振奋了起来一样。如果，他们明白他们的行为于国于民大为有害，如果他们明白这根本是我们主权范围所及，本不用与英人商量，如果他们再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西方，如果…………历史学家确有假设的义务，但是他们真的理解不了，他们真的做不到，假设终归是假设，不问真假只问是否对构建理论有用。
随后的历史将继续证明统治集团的分裂人格，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再往后就是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
由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干脆就直接分裂，直到今天。
茅海建在最后一章拿中国和日本做了对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故意忽略英萨战争，这样的一场战争除了英军没有登陆之外，和虎门的沙角大角之战有何不同？然而前者将萨摩变成了倒幕四强藩，后者除了牺牲了关天培外毫无斩获。日本何以成功，难道仅仅因为它奉行了“不抵抗”的策略？
今人依然在某些场景重复着天朝的思维，不光是那些愤青们，就连咒骂这思维，扬言下辈子决不为中国人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在巨大的陌生面前除了极度的自卑外别无他求，只不过相比于耆英之辈，他们的自卑更加老成，更加纯熟，而当今的时代也让这些人更加有市场。
这或许是一段令人抬不起头的历史，但它确实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