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将功业误苍生

学理文章如果让我文从字顺地读下来，总是会让我反过来怀疑是不是高深度不够，其实人家分明是深入浅出而已。
不过可能政治学是勉强才成为学理的，所以老让我猜想朱的头脑用在别处是否更值得。
对九十年代南方（当然说的是上海）理论热潮流变不清楚的能够从这些旧作中有一个详尽的概念。朱不仅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首届代表”，而且在后来的博弈中也始终没有转变过风向，不是说变得更固执，而是削去再削去，消极的时候更理解了鲁迅，积极地时候也只是在海峡对岸或大洋彼岸找到知音。在他的评价中不算完全的自由主义学者的胡适，大概因为不够完全，倒是在文化上激起了关注。而越来越完全的朱，便只能这样。

新左派的命名看来是拜朱所赐，他和王安忆一样对没经历过文革却心生隔代向往的年轻学者很无奈。王安忆在强烈的暗示下写出了启蒙时代这种小说，亮点倒是在朱学勤记忆中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除了被soul mate陈思和看出来之外，其他左派都是在利用她。而朱拒绝被利用的后果就是走向沉默，因为现在当然已经是一派新左之音了，都不需要利用他来论战了。朱也只能淡定地接受当年自己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细若游丝，极易夭折”的预言，他也知道那些《药》式的光明尾巴多无用。说起来纯粹的自由主义知分在政治上坚持代议制，经济上要求市场经济，文化上保守主义，听起来不就是一个“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清明世界么，爽朗得没有现实的地位。

从来说起坚守就是很咬牙切齿，但是学术上的坚守，超越了站哪边的坚守其实是一种反高潮的自知之明。就是朱在台紫庐茶馆看到的殷海光的学生周德伟两句话“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