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着，痛苦着

   也许张爱玲这颗星过于明亮了，使许多女作家黯然失色；这是不公平的。比如萧红的天才就绝不在张爱玲之下。从逃婚离家的“问题少女”成长为一个职业作家，她并没有受过多少写作训练，但一出手，就直接进入了一流作家的行列。她从开始写作到去世，创作生命一共只有10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居无定所、贫病交加的生活，然而，她竟然留下了百万多字的作品，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传世之作。如此看来，她不但天才，而且有着超人的勤奋。
      传记作者林贤治把萧红定位为“漂泊者”，这没有错，十年间，她辗转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西安、香港等地，从北到南，从海内到海外，就像一只折了翅膀的燕子，飞不动也得飞，最后陨落在南国一个叫做“浅水湾”的地方。可是读了关于她的传记，我觉得用“苦命人”来形容她、概括她要更加准确。没有一个作家，像她那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那样遭到从精神到肉体刑罚般地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抛弃，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相比之下出身望门的贵族后裔张爱玲实在是优裕到天上去了。
      我觉得萧红的“苦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封建家庭、殖民社会的重压，旧中国一个女人生而俱来的悲惨命运，似乎难以避免；可是更深刻的伤害恰恰是她爱着的人所带来的。这就让人感到特别悲哀。
       提到萧红就会联想到萧军，那位豪迈粗犷、疾恶如雠的东北作家，这是萧红一生真正爱着的男人。是萧军把她从哈尔滨的小旅店里解救了出来，她当时已是身怀六甲、饿馁数日，因拖欠房钱，老板扬言要卖了她。她视萧大哥为“恩人”，而萧军也以“恩人”自居，爱情从开始就不平等，就包含了悲剧的种子。在他俩之间，第三者总是间隔出现。屡屡的打击增强了她的心理承受力，她在痛苦中抬起了头，没有崩溃，但她不可能把写作与爱情分开，几乎什么也写不成，经常在霞飞路（淮海路）上游荡，苦闷得不行，就往鲁迅家里走。萧军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要绝对支配萧红，包括思想。萧红东去日本，写信关照“不要忘记吃药”“要睡软枕头”等生活琐事，萧军说自己“很不舒服，以至厌烦。”“我是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不愿别人可怜我！”他不懂细节几乎就是女人的全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朋友都站在男人这一面，因为她说到底只不过是“萧军的女人”！尽管从才华和创作价值上，萧红都高高在上。唉，他们的朋友都是当时鼓吹“男女平等”的思想“精英”哟！最后，在萧红最孤立无援的时候，萧军独自走了。填补萧军空缺的是另一个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不幸的是，这位端木是个自私、矫饰、畏葸、不负责任的男人，他风流倜傥，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时时表现出来，两人很快就互相厌倦和排斥了；每每萧红最需要温情的时候，端木总是一走了之；即使她已经病危，他还是常常借故走开。萧红一生追求爱，然而，她一直遭到被爱者的剥夺。永久的孤独属于她，最后的毁灭也属于她。
       1942年，萧红在香港患病，先是被误诊为“喉部肿瘤”，手术摘除；可后来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却已不能进食。她是该年1月22日去世于玛丽医院的，年仅31岁。她在清醒的时候，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萧红给自己一生所下的这个断语，被林贤治先生放在了他的萧红传记扉页上。其实，萧红的悲剧性，毋宁说是女人的不幸，不如说是爱的渴望和破产。萧红的成长经历，让她深味无爱的痛苦，她需要一个人，取代珍爱她的爷爷在她心中的位置。萧红是五四之女，她追求思想解放和真正的爱，可惜她的解放并不彻底，也未得到社会有力的支援。更大的悲剧是，她一生都没有找到真正懂她的爱人。
       半部《红楼》。但是林黛玉毕竟有过与贾宝玉的心心相印，萧红呢？我想她的灵魂至今还在大地上空久久徘徊、漂泊，因为那些因爱而生的悲剧正一遍遍地重演 ，也许“红楼”一“梦”将会永远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