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耕与游牧第一次遭遇的深层考察

本书副标题，中文与英文并不一致，我觉得英文名更准确，更点透题意，直译即：北方游牧部族与华夏帝国的首次遭遇。遭遇包涵撞击、冲突、交锋、交流甚至融合等互动性意蕴。
首次遭遇的时代，是汉朝。这也就是中文名为“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之原因，因为它隐含了首次遭遇之义。但不显豁，也就无法凸显汉帝国时代的遭遇对于以后王朝的示范意义。首次，意味着以后还有一次又一次；首次，意味着以后的每一次都能在首次找到根源；首次，意味着若想透彻理解以后的每一次，就应该首先理解第一次是怎么回事。这才能凸显本书研究之重大意义所在。
 
首次为什么意义这么大？因为作者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考察汉帝国与周边匈奴、羌、鲜卑与乌桓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即作者所谓的“历史表相”。他考察的是“历史本相”，或人们常说的深层原因，即“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 的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这一“本相”不断产生类似的历史事件。
“本相”是什么？作者做了很好的总结，我也不费劲了，抄：
（汉帝国周边匈奴、羌及鲜卑与乌桓所代表的）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皆成为一种模式，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在西北及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历史上本地游牧人群多处于分裂性结构之“部落”中，不断进行各部落间的争夺与雠报，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草原则不断产生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以掠边、和亲、岁给、贡赐、关市贸易中突破华夏之资源界线。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则吸收各种生态背景之人群，包括汉人，以此混合人群、混合政治体制，他们在历史上一波波的西移、南移争夺较优的农牧资源，或有时得以进入中原成为王朝统治者。
不过，作者声称，“本相”并非一成不变的，“在追求较安全或较优越的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之动机下，其（处于特定资源环境中的）个人行为作为表征、表相涓滴地形塑与改变着‘本相’。也就是说，通过个人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人们有能力以其抉择与行动来塑造及改变种种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当然这不是本书的任务，却启示我们在看汉代以后的中原定居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关系时，应持有一种变与不变观：汉代以后，经过这么多年，什么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改变的为什么改变，是生态环境还是人为作用等等。由人为作用能改变或没改变的东西，可进而思考人（大人物、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评估这些历史出场人物的意义，等等。
 
为什么会呈现上述“历史本相”呢？（看完再说，自己也先猜猜）
 
 
还有让我开眼的地方。本书既然说的是首次遭遇，那当然要先说说北方游牧部族的形成问题了，即何时形成、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在那个时间形成。
于是先得弄清楚何谓游牧。游牧并非我们一般以为的属于落后生产方式，游牧者属于蛮族。并不，游牧是适应特定生态环境（不适宜耕作的气候与土地）的一种精致经济模式。农耕者挑拣剩下的废地，游牧者把它利用了起来。因此，从土地产值讲，相差悬殊。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中原江南农业精华地区不用一亩地，川西等贫瘠山地需6-10亩，内蒙呼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右旗需6000-8000亩。但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所依凭资源的优劣之分。
从此可以见出，游牧其实后于农业产生，并且还可能是农耕将比较容易开垦、适宜耕植的土地都利用了以后。而且，气候变迁还加速了游牧产生。公元前2000-1000年，气候的持续干冷化对北方以及中原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华夏帝国及其敌人——游牧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