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现实，就是荒诞
文首用了《圣经》里那段著名的话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砸她”。
列夫托尔斯泰被中国人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然窃以为他的书里从来都充斥着类似存在主义“荒诞”的东西。
人不是荒诞的，世界也不是荒诞的，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荒诞。这在《复活》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卡秋莎会变成妓女？因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纯真爱情的引诱。
为什么卡秋莎没有罪，却不得不被判苦役刑？只是因为陪审团字面上的一个疏忽。
为什么那么多没有罪的人要被关在监狱里那么久？啊，当时只是暂时关他们一下，可不久以后长官们把这事给忘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待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在为卡秋莎奔走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人世的这种荒诞性，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生活，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荒诞性包围着：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就这么做了。无数个对长官、对传统和对生活本身的“尽忠职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荒谬绝伦的世界。
然而托尔斯泰的目光不止于此，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破裂：没有谁可以拯救谁。
聂赫留朵夫想通过使卡秋莎免于苦刑来拯救她的肉体和灵魂，同时也拯救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这种复杂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使得聂赫留朵夫紧紧抓住卡秋莎不放，甚至愿意出于道义而非爱情而与卡秋莎结婚。
他幡然醒悟，他愿意高尚，但他离不开舒适的社交生活，他向往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生活不意味着卑下，却绝对意味着对荒诞的妥协），他不是不愿意变得更好，但他无法判断什么才是更好的。在跟随玛丝洛娃流放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无数次出入于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他的判断愈加模糊：上流社会中也有品德高尚的人，下层社会中许多人“道德败坏”。聂赫留朵夫认为那些人不应该独自承担自己道德败坏的责任，但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难道是虚幻的“制度”吗？
整个流放的过程，聂赫留朵夫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审判罪人？
这几乎把人要拉回到故事一开头，玛丝络娃受审判的那个场景去：高高在上的法官们的生活中充斥着通奸、受贿这类龌龊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去审判被告？
但如果没有人有资格审判别人，那谁又能坚持正义和维护道德呢？
当卡秋莎告诉他，自己愿意和西蒙松结婚时，聂赫留朵夫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的高尚举止突然失去了目标，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拯救卡秋莎，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力量。他甚至没有这份用心——所谓拯救玛丝络娃，并不是真正出于同情，而仅仅是想让自己从过往的生活中逃脱出来，让自己找到高尚的理由。
聂赫留朵夫猛然发现，自己正企图用另一种荒诞来纠正这个世界原有的荒诞。
故事在这里急转直下，聂赫留朵夫拿起了《福音书》，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大段大段阐述着自己参合着宗教观点的种种理念。
这几乎是智者无可奈何的追问。
好比牛顿最终埋头于对“上帝的推力”的研究，好比鲁迅一再表达对未来世界的疑惑和担忧。
他们知道，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关于宇宙及人世，所有人都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聂赫留朵夫的苏醒是无力的，托尔斯泰也意识到了这种“复活”的无力感：在最后的章节里，故事情节被淡化，说教意味突出，聂赫留朵夫的醒悟显得虚无缥缈，无凭无据。
托尔斯泰说：是的，我们应该高尚，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尚，为何要高尚。
每个人，都是聂赫留朵夫。
我们不是没有过高尚和醒悟的时刻，但在这瞬间的清醒过后，便是无穷无尽的疑惑和痛苦。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砸她”。这其实是一种不可逃脱的困境和悲剧。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砸她”。
列夫托尔斯泰被中国人尊为现实主义大师，然窃以为他的书里从来都充斥着类似存在主义“荒诞”的东西。
人不是荒诞的，世界也不是荒诞的，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荒诞。这在《复活》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为什么卡秋莎会变成妓女？因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纯真爱情的引诱。
为什么卡秋莎没有罪，却不得不被判苦役刑？只是因为陪审团字面上的一个疏忽。
为什么那么多没有罪的人要被关在监狱里那么久？啊，当时只是暂时关他们一下，可不久以后长官们把这事给忘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待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在为卡秋莎奔走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人世的这种荒诞性，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生活，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荒诞性包围着：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于是就这么做了。无数个对长官、对传统和对生活本身的“尽忠职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荒谬绝伦的世界。
然而托尔斯泰的目光不止于此，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破裂：没有谁可以拯救谁。
聂赫留朵夫想通过使卡秋莎免于苦刑来拯救她的肉体和灵魂，同时也拯救自己的肉体和灵魂。这种复杂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使得聂赫留朵夫紧紧抓住卡秋莎不放，甚至愿意出于道义而非爱情而与卡秋莎结婚。
他幡然醒悟，他愿意高尚，但他离不开舒适的社交生活，他向往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些生活不意味着卑下，却绝对意味着对荒诞的妥协），他不是不愿意变得更好，但他无法判断什么才是更好的。在跟随玛丝洛娃流放的过程中，聂赫留朵夫无数次出入于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他的判断愈加模糊：上流社会中也有品德高尚的人，下层社会中许多人“道德败坏”。聂赫留朵夫认为那些人不应该独自承担自己道德败坏的责任，但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难道是虚幻的“制度”吗？
整个流放的过程，聂赫留朵夫和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审判罪人？
这几乎把人要拉回到故事一开头，玛丝络娃受审判的那个场景去：高高在上的法官们的生活中充斥着通奸、受贿这类龌龊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去审判被告？
但如果没有人有资格审判别人，那谁又能坚持正义和维护道德呢？
当卡秋莎告诉他，自己愿意和西蒙松结婚时，聂赫留朵夫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的高尚举止突然失去了目标，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拯救卡秋莎，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力量。他甚至没有这份用心——所谓拯救玛丝络娃，并不是真正出于同情，而仅仅是想让自己从过往的生活中逃脱出来，让自己找到高尚的理由。
聂赫留朵夫猛然发现，自己正企图用另一种荒诞来纠正这个世界原有的荒诞。
故事在这里急转直下，聂赫留朵夫拿起了《福音书》，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大段大段阐述着自己参合着宗教观点的种种理念。
这几乎是智者无可奈何的追问。
好比牛顿最终埋头于对“上帝的推力”的研究，好比鲁迅一再表达对未来世界的疑惑和担忧。
他们知道，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关于宇宙及人世，所有人都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聂赫留朵夫的苏醒是无力的，托尔斯泰也意识到了这种“复活”的无力感：在最后的章节里，故事情节被淡化，说教意味突出，聂赫留朵夫的醒悟显得虚无缥缈，无凭无据。
托尔斯泰说：是的，我们应该高尚，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尚，为何要高尚。
每个人，都是聂赫留朵夫。
我们不是没有过高尚和醒悟的时刻，但在这瞬间的清醒过后，便是无穷无尽的疑惑和痛苦。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砸她”。这其实是一种不可逃脱的困境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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