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方能通今

公务员考试热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年头了，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素有铁饭碗之称的公务员再次受到了追捧。根据张亚群的观点（《书屋》2005年第1期），从隋朝绵延千余年到1905年寿终正寝的科举制度，实际是选材考试和选官考试合二为一的制度。科举制度废弃后，选官和选才两大功能便告分离，然而自1977年回复高考以来（见新片《高考1977》），分别承担上述两大功能的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却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内狂飙突进，着实让国人叹为观止了。在老百姓眼中考取公务员即是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即便是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也被人们按照“官本位”的模式称为所谓的“村官”。十分有趣的是，就算今人经常说的所谓“秩序”一词，其中的“秩”字在古文中还有俸禄和职级的含义，也沾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官气”。然而在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概念范畴内，在“官本位”形成之前其实还有一重要的“爵本位”。

阎步克先生是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官制的大家，几年前就出版了《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2002年），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框架，梳理了中华传统官阶制度三千年的演变，提出了五阶段的分期模式。官制官阶古今中外都是行政制度中的重要问题。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考任、聘任、选任还是委任，一旦成为了公务员就意味着进入了严格的等级序列中，而工资、奖金、保险、福利等经济待遇又是与紧密依附于这个等级序列的。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用整整一章来确认和规范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仅次于总则和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两章之后，然后才是录取、考核、待遇等项。倒退两千亦是如此。宗法制度是按照血缘的亲属远近来区分高低贵贱，这样势必导致贵族政治，而行政制度即便充斥着裙带关系，依旧需要以品位和职位作为外壳，方能统辖官僚集团的利益关系。阎先生又将之进一步细分为官员的分等与分类和官职的分等与分类，传统官阶制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的不对称，而且后者远大于前者。阎先生将传统官阶称为“一元化序列的复式官阶体制”，由多种功能不同的位阶彼此搭配衔接而成。而位阶的不同功能可以通过其构成要素来表示，凡权责、俸禄、资格、特权、礼遇五种，现当代的公务员制度恐怕也还是超脱不出这些条条框框。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显规则”颇多繁文缛节，且比不上“潜规则”真切生动，但它们至少构成了行政体系的必要骨架。

近年来，阎先生对“品位分等”的研究更为精进，重点聚焦于对后世影响甚深的秦汉两代，以全新的理论推出了《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一书。也许是影视剧的功劳，人们大概对清朝的官制比较熟悉，而对两宋、隋唐甚至更早的官制就不甚了了了。虽然易中天、王立群等几位先生在百家讲坛上讲春秋、讲战国、讲秦汉，那几百年的历史对普通人来说远不如明清来得清晰，更遑论行政制度和官阶制度这样专业的题目了。施治生和徐建新主编的《古代国家的等级制度》（2001年）在论及古代中国的社会等级制度时，探讨了周代宗法等级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瓦解的过程，并且明确到战国时期卿大夫宗法与行政系统是逐步分离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阎著重点着眼的历史时段。不过由于该书覆盖面过于宽广，基本上只能浅尝辄止，未及展开就匆匆收笔了。春秋战国作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商鞅变法后秦代实行二十级军功爵制度，以“砍人头”多少这种最为简单粗暴的办法，极大地激励了秦人耕战的积极性。阎先生从秦代二十等军功爵切入，不仅对其制度内涵进行了异常深入的挖掘，还使秦汉官阶制的描述进一步完善化。

周朝品位结构的特点就是“爵本位”，而且还分为内外两个基本序列，外者公侯伯子男，内者公卿大夫士爵，后者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员等级。这套以等级君主制为政治基础的体系，其经济基础则主要系于土地，作为官吏阶层的上段公卿士大夫爵有土地，而作为官吏阶层的下段胥吏则要领取“稍食”，也就是口粮和衣装，其实是实物配给制的一种报酬形式。由于“以吏职位公卿大夫士”和“以秩级定公卿大夫士”两个变动，周代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到战国时已不断淡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源于稍食作为吏之定酬定等之法的禄秩，则从品位结构的下端不段向上伸展，呈现此消彼长你退我进的特征。在面对二十等军功爵这种全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后，周代的“爵—食”体制就转化为了“爵—秩”体制。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传承几千年，绝对离不开制度演化中的渐进发展。像二十等军功爵既是推动社会流动的功绩制，也是一种保障权益世袭的身份制，完全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二十等军功爵生根发芽后，有上下之分的周朝“爵—食”体制被相互平行的“爵—秩”体制所替代，一开始只是“砍人头”后赐爵和为官的二选一。在政治制度上，汉代很大程度沿袭了秦代的旧制，其中就包括“爵—秩”二元体制。但是随着帝国的不断完善，“爵—秩”二元体制及各种位阶间的散漫关系，就一点点地得到了调整改进。在汉代官僚制政治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王朝人员的同质化和等级管理的一体化，以及二十等爵的边缘化与禄秩的中心化。

爵级和禄秩在等级秩序中不再比肩并立，前者成了旁支，后者则转为主干。表面上看，经常性的赐爵卖爵使爵级越来越滥，但其根本原因却既有政治性，又有经济性，还有社会性。阎先生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官阶制和现代文官等级制的差异在于，后者是一种“职位管理”的手段，而前者除了用于管理职位，更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身份管理”的手段。现代人事管理采用“为官择人”原则，而传统人事管理则经常“因人设官”，却往往面对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不对称，“官”不等于“职”，“官”多于“职”的窘况。特别是在天下初定、王朝方立的时候，由于需要论功行赏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一般需要数代功臣才能逐步得以消化，或者碰上铁腕的开国之君，就难免演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杯酒释兵权已然是客气的了。在《红楼梦》中贾演和贾源这对兄弟随皇帝出兵，遂分别封为宁国公和荣国公，其子孙却一代不如一代，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然淘汰。当然，《红楼梦》里面的这些情节设定是以明清这套官场戏路为依据的。从经济性原因来看，“爵本位”依附于土地授予，但在土地频繁转移与爵位频繁升降的情况下，依爵占田之制必将成为一纸空文。再来看社会性原因，爵级同时用于维系身份和行政激励，而与官职、秩级相关的特权却是频繁转移的，结果在官僚制时代是打了折扣的。再来举个小说的有趣例子，金庸先生为笔下的韦小宝杜撰了一个鹿鼎公的爵位，但其出前入后确实一大堆罗哆嗦所的官衔。

最终，中国的官阶制度形成了所谓的一元化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九品官品对各种位阶的整合可以看做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经历汉晋以来的长期摇摆之后，终于把职事官、文阶官、无阶官、勋官、封爵森罗其中而井然不紊。需要强调的是，尽管阎先生的作品是一本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其现实感依旧非常强烈，尽管读者可能没有对号入座的癖好，如现在某些好事者把若干衙门、职衔偷换成帝国时代的名称聊以一娱，也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官品体制的历史惯性对现代中国的潜移默化影响。阎先生将贵贱之分、士吏之分、文武之分和胡汉之分作为官阶发展的四条重要线索，在书中专设一章讨论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近年来广受议论的“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员化”，从某种角度看大概可以算是士吏转化制度的再次反弹，即便学校里的教授们不挂有行政职务，也会被给予更高的起家资格，而在许多地区博士入仕则立马能挂上某档行政别，而大学生缓征兵役的制度不免让人联想起士人免役的古制。文武之分就更好理解了，省军级、师局级、县团级之类对应关系几乎是定制，无需每年开一场军转安置大会大家也不会陌生。有一种流行多年的观点反复在人们耳边灌输，这就是从英国文官制度发端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实际是吸收了中国科举制度的精华。当然这样说并不十分正确，英国文官制度实际应当追溯到东印度公司的官制改革，从1813年起英籍文官任职前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课程学习并通过考试。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自己的行政制度传统了解的也不那么清楚，而只有了解自己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独特，才能说清西方究竟从东方学走了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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