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世界
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小说陆续在国内出版。先是有浙江文艺出版的《魔幻玩具铺》，后来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夏娃的激情》、《明智的孩子》和《马戏团之夜》等。南大这套书的出版统筹杨全强告诉记者，他最早是在英国评论家迈克·伍德的评论集《沉默之子：论当代小说》留意到安吉拉·卡特的，作者将她与马尔克斯、卡尔维诺、托尼·莫里森相提并论。其他人的著作在国内多多少少都有出版，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安吉拉·卡特是谁，看过台湾的译本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去填补的空白。
安吉拉·卡特生于1940年，1992年去世，在她短暂的人生中，一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多个短篇小说，并著有诗歌和文艺评论集。国内对她的评论几乎是空白，但是英语文学界对她的作品的严肃评论颇有份量，甚至在2006年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回顾热潮。在阅读评论的过程中，不慎在半夜打开书迷为她建立的某个非官方网站，鬼影幢幢还有那音效把人吓得半死。然而没有哪个写“鬼故事”的作家，可以被萨尔曼·拉什迪引为知己，并在多篇文章中对她高度赞誉，或者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风趣地称为“神话教母”。
安吉拉·卡特在英国文学中有非常独创的风格，她擅长使用魔幻写实的技法，以童话故事为基底，描绘华丽诡异的故事，其作品的颠覆意义更大于她的文字技巧。她的第二部小说《魔幻玩具铺》发表于1967年，小说女主人公梅拉尼从小生活优渥，在父母去世后，寄居在叔叔菲利普家，而菲利普叔叔家的房子就是来源于“蓝胡子的城堡”，梅拉尼成了她的叔叔菲利普和表哥费因色情欲望的出口。译林出版社的审稿编辑黄昱宁是很早在国内出版界推介安吉拉·卡特的人之一，她告诉记者，“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观点认为，童话故事和色情文学是建立在同一个脚本上。在父权社会的理想环境中，女性一定会被邪恶和恐惧所控制，继而英雄救美，在色情的城堡中俯首帖耳。如果说这是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两棵树，到了安吉拉·卡特这里变成了一棵。框架没有改动，她的想象力更多发挥在微妙和骇人的细节中。” 安吉拉·卡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童话故事一定要是仁慈的呢？”在《染血之室》她改编的十个童话故事中，小红帽和狼有这样一段对话：“呀，你的牙真大！”狼：“这样才好吃掉你。”而小红帽却大声笑着说，她知道她不是任何人的食物。最后小红帽和狼躺在床上，在温柔的狼爪子间睡着了——一个并不令人觉得十分有趣的结尾。安吉拉·卡特告诉读者，如果你发现恐惧无济于事的时候，不妨学着与恐惧和平共处。
找来6年前三联出版的《沉默之子》，在没有时间通读的情况下，试着翻到其中的一章“老虎和镜子”，果然，一整章正是论述安吉拉·卡特的。这是因为在卡特的《马戏团之夜》中，老虎曾经踏着威廉·布莱克的诗作《老虎》的节拍隆重登场。“令人恐惧的对称”（形容虎皮花纹），“像火一样明亮”，这些意象都是来自布莱克的那首诗作。 而说到镜子，在安吉拉·卡特屡次提到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般读者都知道它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魔幻现实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此外，我们经常可以在诸如《黑客帝国》的电影中，看到说“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代表着吹响探索黑暗的未知世界的号角。迈克·伍德说，安吉拉·卡特具有双重隐喻的才能，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两样物品背后她想带给读者的启示。他认为 “老虎作为卡特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凶猛与无辜的象征，它的服从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屈从的隐喻。英国人跟那些老虎一样，长久以来不仅服从，而且对自己的服从自鸣得意，并把这当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胜利。”卡特并没表示这是错误的，也没有说应该放虎归山，只是觉得有必要批评一下英国人的那种奇怪自信，她通过作品想让人看到的是，“老虎的服从是神秘的，而且是可以撤回的。”
她的小说呈现出这般的面貌，颠覆我们所有的约定俗成。她质疑男女性别上的权力分配，甚至质疑乱伦的界限。她的小说里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就像1969年的一句口号“禁止被禁止”。事实上，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伦理道德观被挑战，她的想象力带读者看到的景况，往往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消受的。在《夏娃的激情》中，“艾弗林”（Evelyn）被阉割，成为“夏娃”(Eve)，又因为某种技术层面的误差，他/她保留了以前的生理器官，于是成为了雌雄同体的“新夏娃”，在美国沙漠里的地下王国，他看到以射杀老鼠解闷的炼金术士，任意羞辱殴打男人的泼妇帮，也有高科技的粉红色女儿国。通过这个雌雄同体人的眼光，审视美国社会的荒唐真相。并不是人人都有作者那般强韧的神经，但话说回来，她的小说的读者像被“开了天眼”逐渐意识到，社会的很多条条框框并不是像“苹果熟了会落到地上”这样不容逆转的常识，而是人为制定的。安吉拉·卡特能拥有众多铁杆粉丝，是因为她的小说的核心是有爱的。如一位中国读者所说，梅拉尼身上有她每个女同学的缩影，在时间的历练中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并不是让人放弃追逐理想，而是学会爱自己。
安吉拉·卡特认为，父系社会中的文学体系所宣传的爱情和婚姻观，造就了妇女将此视作人生目标，如果不能得到就痛不欲生的格局。她想消解这痛苦，却被贴上“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而在女性主义内部的细分下,又有人说她是“伪女权”，“反女权”。利益团体各取所需，总以局限的眼光看待她的创作，其实从她早期的作品到最后一部《明智的孩子》，迈克·伍德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安吉拉·卡特不承认任何既定的社会规则。
《明智的孩子》写于1991年，此时的卡特已经发现罹患癌症。于是整个小说的腔调相比以前有很大不同，而卡特的研究者贝思·鲍艾姆将其形容为“天鹅的挽歌”，传说中天鹅在知道死之将至时，发出的最动人的悲鸣。也许是想在小说中补上自己生命即将缺失的时光，小说的主人公双胞胎姐妹一上来就都已经是75岁的年纪，当时的时间与她们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朵拉讲述和双胞胎妹妹以跳舞为业的人生，她们的父亲，是一位封爵的戏剧名角，生活在上流社会，只当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私生女儿。姐妹俩的表演事业在战前风光一时，战后逐渐走向黄昏，在电视业崛起的那个年代里，他们系出名门的婚生弟妹在父荫的庇护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而他们则伴着她们的养母，以及已与父亲离婚但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个夫人度过晚年，爱把她们联系到一起，远比父亲那个华丽家族紧密的多。这平衡直到一天，收到生父百年寿诞的邀请卡被打乱。除了家族的百年风云，小说也讲了演艺业和电视业此起彼伏的历史。因为父亲和姐妹俩都演过莎翁剧，还有数部莎翁名剧结合小说发展的情节有机地穿插其间。结尾秉承卡特一贯的风格，成了一场狂欢的闹剧，也作为她一生创作的收尾，就像一场绚烂异常的焰火。双胞胎私生女在宴会上认父，同时，父亲被告知，婚生女儿并非亲生。75岁的朵拉勾引100岁的叔叔佩瑞上床，同时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其实就是和多年来关照他们的这位亲叔叔。“娘是事实，爹是流水席。”安吉拉·卡特写道，鉴于这个家族混乱的性史，俩人确定他们的确不是父女关系（佩瑞是他的兄弟婚生女儿的事实父亲），就已经很庆幸。在一篇访谈中，她说：“小说想写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布尔乔亚家庭和非布尔乔亚家庭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卡特说，“抱着英国盛产淑女和绅士的认识来到英国的人，往往会被英国人的卑劣所惊呆，因为英国的宣传出了问题。”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明智的孩子》，她说：“我觉得是时候该写一下我们的国家了，特别是伦敦。现在（1990年代初），大家都开始写伦敦，可能是因为这已经到了转折的时刻——伦敦正在巨变，而伴随我们成长的那个伦敦已消逝不见，去年，我50岁了，我决定要保存那个记忆中的伦敦。现在英国文学有个好的转向，我们终于决定将自己视为城市居住者来创作，因为之前，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勉强地住在城市里，但其实我们是爱它的。如今看到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许多品质正在消失，写起来都带着一股浓浓的乡愁。我还记得狄更斯的伦敦——木造的街市，狄氏人物比比皆是。当我儿子亚历山大长大成人，所有这些早已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想在这本书中，为他保留一些昔日的景象。”
这篇采访做完没多久，安吉拉·卡特就去世了。需要补充的是，明智的作者明了创作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安吉拉·卡特结过两次婚，后来一直和第二任丈夫住在伦敦南岸一幢四层的房子里。临去世前最让她依依不舍的是她的两个“男孩”——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迈克·伍德说：“卡特作品中的现实，始终是信念和欲望问题。并不是说信念和欲望可以简单直接地改变这个世界。有一对翅膀的菲弗斯，她的问题不是考据这翅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本质问题是，你真能飞起来吗？安吉拉·卡特的英国，完全没有英国人的谨小慎微。她仍然是个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作家，这是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她的作品的道德吸引力在于它们在差异上大做文章，男与女，老与少，而不是别的。”
安吉拉·卡特生于1940年，1992年去世，在她短暂的人生中，一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多个短篇小说，并著有诗歌和文艺评论集。国内对她的评论几乎是空白，但是英语文学界对她的作品的严肃评论颇有份量，甚至在2006年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回顾热潮。在阅读评论的过程中，不慎在半夜打开书迷为她建立的某个非官方网站，鬼影幢幢还有那音效把人吓得半死。然而没有哪个写“鬼故事”的作家，可以被萨尔曼·拉什迪引为知己，并在多篇文章中对她高度赞誉，或者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风趣地称为“神话教母”。
安吉拉·卡特在英国文学中有非常独创的风格，她擅长使用魔幻写实的技法，以童话故事为基底，描绘华丽诡异的故事，其作品的颠覆意义更大于她的文字技巧。她的第二部小说《魔幻玩具铺》发表于1967年，小说女主人公梅拉尼从小生活优渥，在父母去世后，寄居在叔叔菲利普家，而菲利普叔叔家的房子就是来源于“蓝胡子的城堡”，梅拉尼成了她的叔叔菲利普和表哥费因色情欲望的出口。译林出版社的审稿编辑黄昱宁是很早在国内出版界推介安吉拉·卡特的人之一，她告诉记者，“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观点认为，童话故事和色情文学是建立在同一个脚本上。在父权社会的理想环境中，女性一定会被邪恶和恐惧所控制，继而英雄救美，在色情的城堡中俯首帖耳。如果说这是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两棵树，到了安吉拉·卡特这里变成了一棵。框架没有改动，她的想象力更多发挥在微妙和骇人的细节中。” 安吉拉·卡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童话故事一定要是仁慈的呢？”在《染血之室》她改编的十个童话故事中，小红帽和狼有这样一段对话：“呀，你的牙真大！”狼：“这样才好吃掉你。”而小红帽却大声笑着说，她知道她不是任何人的食物。最后小红帽和狼躺在床上，在温柔的狼爪子间睡着了——一个并不令人觉得十分有趣的结尾。安吉拉·卡特告诉读者，如果你发现恐惧无济于事的时候，不妨学着与恐惧和平共处。
找来6年前三联出版的《沉默之子》，在没有时间通读的情况下，试着翻到其中的一章“老虎和镜子”，果然，一整章正是论述安吉拉·卡特的。这是因为在卡特的《马戏团之夜》中，老虎曾经踏着威廉·布莱克的诗作《老虎》的节拍隆重登场。“令人恐惧的对称”（形容虎皮花纹），“像火一样明亮”，这些意象都是来自布莱克的那首诗作。 而说到镜子，在安吉拉·卡特屡次提到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中，一般读者都知道它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英国魔幻现实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此外，我们经常可以在诸如《黑客帝国》的电影中，看到说“掉进兔子洞的爱丽丝”，代表着吹响探索黑暗的未知世界的号角。迈克·伍德说，安吉拉·卡特具有双重隐喻的才能，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两样物品背后她想带给读者的启示。他认为 “老虎作为卡特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凶猛与无辜的象征，它的服从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屈从的隐喻。英国人跟那些老虎一样，长久以来不仅服从，而且对自己的服从自鸣得意，并把这当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胜利。”卡特并没表示这是错误的，也没有说应该放虎归山，只是觉得有必要批评一下英国人的那种奇怪自信，她通过作品想让人看到的是，“老虎的服从是神秘的，而且是可以撤回的。”
她的小说呈现出这般的面貌，颠覆我们所有的约定俗成。她质疑男女性别上的权力分配，甚至质疑乱伦的界限。她的小说里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就像1969年的一句口号“禁止被禁止”。事实上，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伦理道德观被挑战，她的想象力带读者看到的景况，往往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消受的。在《夏娃的激情》中，“艾弗林”（Evelyn）被阉割，成为“夏娃”(Eve)，又因为某种技术层面的误差，他/她保留了以前的生理器官，于是成为了雌雄同体的“新夏娃”，在美国沙漠里的地下王国，他看到以射杀老鼠解闷的炼金术士，任意羞辱殴打男人的泼妇帮，也有高科技的粉红色女儿国。通过这个雌雄同体人的眼光，审视美国社会的荒唐真相。并不是人人都有作者那般强韧的神经，但话说回来，她的小说的读者像被“开了天眼”逐渐意识到，社会的很多条条框框并不是像“苹果熟了会落到地上”这样不容逆转的常识，而是人为制定的。安吉拉·卡特能拥有众多铁杆粉丝，是因为她的小说的核心是有爱的。如一位中国读者所说，梅拉尼身上有她每个女同学的缩影，在时间的历练中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并不是让人放弃追逐理想，而是学会爱自己。
安吉拉·卡特认为，父系社会中的文学体系所宣传的爱情和婚姻观，造就了妇女将此视作人生目标，如果不能得到就痛不欲生的格局。她想消解这痛苦，却被贴上“女性主义作家”的标签，而在女性主义内部的细分下,又有人说她是“伪女权”，“反女权”。利益团体各取所需，总以局限的眼光看待她的创作，其实从她早期的作品到最后一部《明智的孩子》，迈克·伍德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安吉拉·卡特不承认任何既定的社会规则。
《明智的孩子》写于1991年，此时的卡特已经发现罹患癌症。于是整个小说的腔调相比以前有很大不同，而卡特的研究者贝思·鲍艾姆将其形容为“天鹅的挽歌”，传说中天鹅在知道死之将至时，发出的最动人的悲鸣。也许是想在小说中补上自己生命即将缺失的时光，小说的主人公双胞胎姐妹一上来就都已经是75岁的年纪，当时的时间与她们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朵拉讲述和双胞胎妹妹以跳舞为业的人生，她们的父亲，是一位封爵的戏剧名角，生活在上流社会，只当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私生女儿。姐妹俩的表演事业在战前风光一时，战后逐渐走向黄昏，在电视业崛起的那个年代里，他们系出名门的婚生弟妹在父荫的庇护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而他们则伴着她们的养母，以及已与父亲离婚但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个夫人度过晚年，爱把她们联系到一起，远比父亲那个华丽家族紧密的多。这平衡直到一天，收到生父百年寿诞的邀请卡被打乱。除了家族的百年风云，小说也讲了演艺业和电视业此起彼伏的历史。因为父亲和姐妹俩都演过莎翁剧，还有数部莎翁名剧结合小说发展的情节有机地穿插其间。结尾秉承卡特一贯的风格，成了一场狂欢的闹剧，也作为她一生创作的收尾，就像一场绚烂异常的焰火。双胞胎私生女在宴会上认父，同时，父亲被告知，婚生女儿并非亲生。75岁的朵拉勾引100岁的叔叔佩瑞上床，同时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其实就是和多年来关照他们的这位亲叔叔。“娘是事实，爹是流水席。”安吉拉·卡特写道，鉴于这个家族混乱的性史，俩人确定他们的确不是父女关系（佩瑞是他的兄弟婚生女儿的事实父亲），就已经很庆幸。在一篇访谈中，她说：“小说想写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布尔乔亚家庭和非布尔乔亚家庭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卡特说，“抱着英国盛产淑女和绅士的认识来到英国的人，往往会被英国人的卑劣所惊呆，因为英国的宣传出了问题。”在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谈到《明智的孩子》，她说：“我觉得是时候该写一下我们的国家了，特别是伦敦。现在（1990年代初），大家都开始写伦敦，可能是因为这已经到了转折的时刻——伦敦正在巨变，而伴随我们成长的那个伦敦已消逝不见，去年，我50岁了，我决定要保存那个记忆中的伦敦。现在英国文学有个好的转向，我们终于决定将自己视为城市居住者来创作，因为之前，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勉强地住在城市里，但其实我们是爱它的。如今看到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许多品质正在消失，写起来都带着一股浓浓的乡愁。我还记得狄更斯的伦敦——木造的街市，狄氏人物比比皆是。当我儿子亚历山大长大成人，所有这些早已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想在这本书中，为他保留一些昔日的景象。”
这篇采访做完没多久，安吉拉·卡特就去世了。需要补充的是，明智的作者明了创作是一回事，生活是一回事。安吉拉·卡特结过两次婚，后来一直和第二任丈夫住在伦敦南岸一幢四层的房子里。临去世前最让她依依不舍的是她的两个“男孩”——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迈克·伍德说：“卡特作品中的现实，始终是信念和欲望问题。并不是说信念和欲望可以简单直接地改变这个世界。有一对翅膀的菲弗斯，她的问题不是考据这翅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本质问题是，你真能飞起来吗？安吉拉·卡特的英国，完全没有英国人的谨小慎微。她仍然是个非常具有英国特色的作家，这是个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她的作品的道德吸引力在于它们在差异上大做文章，男与女，老与少，而不是别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