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阅读的原则

一、
除了应付考试或者消磨时光的原因之外，很多人都是因为有了困惑才去看书的。书能解惑，他们是这么相信的。这话其实并不确切。对于书的这种态度，起源于学校教育的经验。一般而言，学校教育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科学知识、历史知识，以及意识形态观点（也可以把部分历史知识归于此类）——这些都确实是有标准答案的。

不过，心理学知识却属于另一种知识：没有标准答案的知识。对于这样一门学问（还有哲学、文艺学等可以归于人文学科的知识，以及大部分标榜为社会科学的学问），如果把一家之言当做是终极真理，那便不仅无益，而且有潜在的害处了，小而言之对个人有害，大而言之则可能对他人有害。显然，与之截然相反的态度，即“书中全是一派胡言”似乎对解决我们的困惑更没有帮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观点与书中的观点常常发生冲突，不同的作者的观点之间也常常有矛盾，当你发现这些相异之处时，就不仅拓展了视野，更是引发你自己的思考的契机。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用自己的思考去作出如下两种区分：第一，哪些是符合我所遇到和思考的实际问题的，哪些又只是对作者的个人环境和个人倾向的反映，并不适合拿来当做借鉴？第二，我的旧有观念中，哪些只是坐井观天的、一厢情愿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哪些是全面的、符合现实的、有助于理解并解决问题的？

对于读者来说，在两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审慎阅读，悬置判断。第一种情况是，书中的观点是此前从未以任何形式接触过的。一般而言，对于一种在自己看来是全新的观点，是很容易有盲目相信的倾向的，这也是人的喜好新奇的天性使然。第二种情况是，书中的观点此前曾在很多场合多次接触过。这时即使原先并不十分信服这种观点，也会逐渐地削弱怀疑而倾向于相信。有人说这是由于人在思考上的懒惰，我认为，用“懒惰”一词显得过于激烈了，不妨称之为思考上的节约，毕竟如果连1+1的运算都要每次检查以防止出错，对于精力是极大的浪费。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或许还有第三种情况。

我们知道，一般的思维过程是这样的：阐明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有句名言是，提出一个好问题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这句名言似乎是某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讲的。这句话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或许正确，但是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领域内则未必正确。其实，这句名言倒正是反映了这第三种情况，即，一看到书中对于问题的精妙阐述，就马上为作者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所倾倒，于是就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书中对于问题起源的解释和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是，这三者常常并无紧密的逻辑联系，而应被分别看待；我的个人经验似乎恰恰是，在力求解决个人困惑或社会问题的书中，很少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问题的诊断一阵见血，解释则勉勉强强，而药方却谬之千里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著作中，相互攻击之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都说对方误解了己方的观点，都说对方的观点可能会导致（或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恶劣后果，都说己方的观点“更科学”——但是我们不妨承认这样的结论：双方所有的互相攻击基本上都确实打到了对方的痛处，因而没有哪一方更能代表真理、“更科学”。两者倾向于指出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者更喜欢指责激励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不公平，自由主义者则更喜欢抨击隐蔽肮脏的政治权力导致不自由。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这些指责都是正确的，错误之处只在于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是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万恶之源”。

二、
贴上“心理治疗”标签的书，就属于需要审慎阅读的一类。原因在于存在两种错误的阅读态度。

第一种态度不妨称之为“疑病症”倾向，感觉书中所说的每一个病例都在影射自己。这种倾向正好可以对应于本书所提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其症状是为自己强加责任，对自己过于苛刻。

第二种态度与第一种相反，类似于“基本归因错误”，对于他人的行为，往往将其归因于内部稳定的性格特征，忽视引起行为的外部客观因素；对于自己的行为，则用情境因素来解释。于是，就把书中描述的不好的性格特点归于他人，而好的性格特点归于自己。这种倾向则对于于本书中所提的“人格失调患者”，其症状是不愿承担责任，对自己过于宽容。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与此相类似的划分，出现在了《孤独的人群》——一本六十年代美国人写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中，该书作者采用的术语是：内在导向的人和外在导向的人；还出现在《男人四十》——一本五年前日本人写的心理学著作中，该书作者的术语是：躁狂抑郁症型的人和精神分裂症型的人。所不同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指出，两类人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基于年龄来判断，是一种由不同的时代特征造成的代际差别，因此有其社会学上的意义，而本书的作者则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做出考察。

而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似乎也有这样的代际差别。“知识青年”的一代崇尚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改变命运，认为成功主要靠自己，同时喜欢发表不着边际的社会评论，而“80后”的一代则更喜欢强调“把握机会”、强调“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认为成功主要靠“关系”即他人的喜爱，同时不习惯发表政治议论。

由此我认为，这两类患者，不如说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原型：我们有时会令人厌恶地推卸责任，有时会毫无必要地陷入自责；所谓的患者只是在程度上比较严重而已，本书中也提到了不少人兼有这两种症状。

“心理治疗”一类的书，之所以需要审慎阅读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不能正确做出前文曾提到过的两种区分，就不免会产生上面的两种错误倾向，造成的后果是反而加强了原有的错误倾向，等于是南辕北辙，还不如不读。

因此也就很容易判别这一类书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包含了有可操作性的实际建议。如果具体阐述了如何根据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和想法来诊断自己心中的病态倾向，以及如何对症下药，那么这就是一本好书，否则，即使对于病例的援引再生动、对于病因的解释再有系统性、对于心灵健康的描述再美好、对于治疗手段及其有效性的承诺再诱人，也不是一本好书。

三、
本书似乎属于后者。

当然，本书的畅销也说明了其有一定的价值。我认为，本书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对几种心理病态倾向的描述，以及对于“什么不是爱”的论述。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缺少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这部分内容也颇有可能被前述两种错误倾向所误读。

值得商榷的是，本书对心理问题和病态的爱所做的一刀切式的解释：从童年开始就不懂得延迟满足感的重要性，因而一直得过且过，到了成年后就不敢面对或懒于思考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反而一再沿用童年时塑造的、已经过时的世界观。据此，作者一再强调，在童年时代父母必须给予儿童以充足的安全感，以建立起儿童的延迟满足感的习惯。这种对于童年因素的强调也可见于很多心理学著作中，几乎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但这种片面的强调可能掩饰了许多可能的现实因素：个人能力与愿望之间的冲突，业余爱好的人际差异，个人所信奉的流行观念的局限性，某些资源（如金钱、权力、名誉）稀缺的现实，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对于人的真实需要的漠视，职业生活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人口统计学的因素，等等；而且，对于我们的童年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当前的处世态度也没有（或许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心理治疗时可以将对童年经验的回忆和解释作为对患者的一种启发，以激发其发现真正问题的灵感，或者作为一种安慰，以减轻其痛苦的感觉并转移其痛苦的对象，从而产生改变其对于引起痛苦感觉的现实问题的态度的机会，或者纯粹是借此表明一种“我是确实关心着你的”态度，以解除患者的心理防御，从而说出困扰着他的真正问题——这种实用上的有效性不能简单地上升为理论上的真理，而必须通过可重复的对照实验、可靠的数据分析和一定的理论基础。作者在这里，就像很多心理学作者那样，几乎没有做任何论证。

本书作者对于宗教观念（“奇迹”、“接近上帝”、神圣、自我救赎与拯救他人）的执着和独到见解可能令一些人敬佩，也可能令像我这样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宗教观念尤其影响到了他对于“爱”的理解。在本书中，“爱”被定义为“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这种观点有其狭隘之处。

按照一般的理解，爱的产生过程，与其说是这种理性的选择和善良的意愿，不如说是由一种纯粹偶然的兴趣所激发，并由某种责任感所维系的。只有出于这种这种兴趣和责任感，才有进一步出现这种自我完善和帮助他人完善的理性动机的可能，或者说，爱的感觉导致爱的行动——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导致了求爱的行为，一种彼此交融和忘我的激情导致了在主观上不要求任何回报的付出、为了适应对方而改变自己的某些习惯。

作者对于几种错误的爱的观念的批评是很有说服力的。他的目的是建立起自己的关于爱的宗教，但是其所持的那种过于严厉的观点却很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把心理医生的某些职业态度带入了其职业之外的生活领域？

这种怀疑由以下事实而显得更切实了：作者处处宣扬心理治疗对于一般人的必要性，似乎一个人的心智成熟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参与心理治疗。按照这种说法，无力支付高额诊疗费用的穷人似乎只能面临暗淡的前景了。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作者的特殊身份对于其观点的影响：作者从心理诊疗室这个特殊角度来观察社会，其中的被观察对象是一些付得起钱也愿意付钱的中产阶级人士，而作者本人则是一个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得成功的心理医生。如果把心理诊疗室看成是现代人的忏悔室，作者的一些偏执的观点（比如全书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在讲人的潜意识是人与上帝最接近的部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此书在美国的大受欢迎也不在意料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