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堂语录》读后
《药堂语录》后记云，“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庸报社索去有四五十则，日前来信云拟搜集为一册，亦便答应”，止庵《关于<药堂语录>》云，“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个别篇目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时，亦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查止庵《周作人传》，一九三九年三月，周作人受聘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八月文学院成立后出任院长。自一九四〇年一月起发表在《庸报》上的药草堂诸篇，还属于自视为“不说话”的笔记之列。
关于书名，作者自序中云，与儒释两家门人弟子记录师父日常言行不同，“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可算作是对“语录”二字的脚注。“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十分要去求它，大约则“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以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药草“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其间也有有味而使人难忘的，则“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叶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周氏自编文集，中期题名多含苦意，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药味集》《药堂杂文》《苦口甘口》等等，所取的意思大约不外于此，总是一种平淡而深永的滋味也。
《药堂语录》内容既多是“看书仍记”，五十篇中，所录之书十之有九为古代笔记小说，又三四篇关于日本书或与日本有关之书。篇幅短小，多五六百字一则。若从内容与形式上说，与之相当接近的大约要算《书房一角》。作者虽自言“针砭却是不来的”，《书房一角》序里却说：“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未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是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则实际于剪裁取用之间，几百字批评以内，作者的意见已明了矣。至于所记书多为笔记小说，时贤眼里看来难免要不登大雅之堂的，《夜读抄》后记里于此有一段话似可看作解释：“如我来鼓吹休明，大谈其自己所不大了然的圣经贤传，成绩也未必会更好。忠臣面具后边的小丑脸相，何尝不在高明鉴察之中，毕竟一样的暴露出真相，而且似乎更要不好看。”
《药堂语录》的具体内容，说来约略也可分为以下几种。《太上感应篇》《文海披沙》《科目之蔽》《五祖肉身》等篇，大抵言士人之陋习多源于科目，热中功名，而多谈休咎因果，以行善为曳取科名之手段，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书，而终堕入戒牛肉惜字纸之卑鄙琐屑，以求冥佑。《科目之蔽》云：
“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人魔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则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护》一篇乃是周氏一贯的对女子问题的关注。此处将《华严经音义》中“女人志弱，故借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与《仪礼》之“三从”作对比，以为一是利他的，一是利己的。又《鼠数钱》《药酒》《落花生》《七夕》《中秋的月亮》诸篇可算作是草木虫鱼及乡土风物系列，从笔记中引来话题，遂记及故乡习俗，文字简净可亲，记录之外又出以通达的见解。如《七夕》篇云：
“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七夕油（火甲）粉果，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诳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论，则亦自有其佳趣。”
与此大略可归于一处的，尚有《绕竹山房诗稿》一文，因诗稿作者记改“枫树”地名为“丰市”，因吴语“树”与“市”音同。周氏以为大不必，云“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这话是我所喜欢的，因此不惮文抄公之讥将它都录下来，反正自始至此，所做工作也只是文抄而已。周氏如得见今之地名街名，无论何城何市，无处不南京路北京路上海路，其无想象力与生动气可谓极矣，而商店之名可堪悦目者更少，更有自装帧至内容极尽俗媚之书与文字极恶之腰封，不知将以何言来对才好呢。
此外诸篇，大抵或言版本，或取笔记内容之一端而发挥之，而以此类型为最多。因为是笔记小说，自然不免涉及志怪，作者也多处谈及对笔记小说的看法，《洞灵小志》篇比较《阅微草堂》与《聊斋》：
“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
《耳食录》一篇又云：
“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
“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橄榄或萝卜，虽是和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话说至此，则不仅是关于志怪之文的态度，而是为文的态度了，周氏“文章与态度”要“诚实质朴”的意思，与他自己写作文章所追求的境界正是一致，大概归结起来还是“文章立其诚”罢。
最后值得单单提出来讲的，是《许敬宗语》一文。文记《舌华录》卷三《冷语第六》云唐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城中矢石如雨，而无人敢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闻而欲罪之。”周氏按曰：
“贤哲设教唯恐人不解思量，英雄则恐人解思量，盖如此便不易得健者借驱使，俗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
这里实在不得不使人联想起最近那一位许君的遭际，时间虽早已过去千载，“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的精神却始终如一也。孔文举嵇叔夜既已不得其死，则吾朝之欲罪许君，不也宜乎。
关于书名，作者自序中云，与儒释两家门人弟子记录师父日常言行不同，“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可算作是对“语录”二字的脚注。“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十分要去求它，大约则“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以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药草“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其间也有有味而使人难忘的，则“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叶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周氏自编文集，中期题名多含苦意，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药味集》《药堂杂文》《苦口甘口》等等，所取的意思大约不外于此，总是一种平淡而深永的滋味也。
《药堂语录》内容既多是“看书仍记”，五十篇中，所录之书十之有九为古代笔记小说，又三四篇关于日本书或与日本有关之书。篇幅短小，多五六百字一则。若从内容与形式上说，与之相当接近的大约要算《书房一角》。作者虽自言“针砭却是不来的”，《书房一角》序里却说：“随时写些小文，多少还是希望有用，去年在一篇文章的未尾曾说过，深信此种东西于学子有益，故聊复饶舌，若是为个人计，是好还是装痴聋下去，何苦费了工夫与心思来报告自己所读何书乎。”则实际于剪裁取用之间，几百字批评以内，作者的意见已明了矣。至于所记书多为笔记小说，时贤眼里看来难免要不登大雅之堂的，《夜读抄》后记里于此有一段话似可看作解释：“如我来鼓吹休明，大谈其自己所不大了然的圣经贤传，成绩也未必会更好。忠臣面具后边的小丑脸相，何尝不在高明鉴察之中，毕竟一样的暴露出真相，而且似乎更要不好看。”
《药堂语录》的具体内容，说来约略也可分为以下几种。《太上感应篇》《文海披沙》《科目之蔽》《五祖肉身》等篇，大抵言士人之陋习多源于科目，热中功名，而多谈休咎因果，以行善为曳取科名之手段，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书，而终堕入戒牛肉惜字纸之卑鄙琐屑，以求冥佑。《科目之蔽》云：
“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人魔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则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护》一篇乃是周氏一贯的对女子问题的关注。此处将《华严经音义》中“女人志弱，故借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与《仪礼》之“三从”作对比，以为一是利他的，一是利己的。又《鼠数钱》《药酒》《落花生》《七夕》《中秋的月亮》诸篇可算作是草木虫鱼及乡土风物系列，从笔记中引来话题，遂记及故乡习俗，文字简净可亲，记录之外又出以通达的见解。如《七夕》篇云：
“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市上卖巧果，为寻常茶食之一，《越谚》卷中云：‘七夕油（火甲）粉果，样巧味脆，即乞巧遗意。’此种传说，如以理智批判，多有说诳分子，学者凭唯理主义加以辨正，古今中外常有之，惟若以诗论，则亦自有其佳趣。”
与此大略可归于一处的，尚有《绕竹山房诗稿》一文，因诗稿作者记改“枫树”地名为“丰市”，因吴语“树”与“市”音同。周氏以为大不必，云“我们读《诗经》，觉得最特别处是其所谓兴，也最有风致，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只是赏识些动植物也大有意思。读书人不能领解此等旨趣，更无怪商工纷纷以兴隆丰盛命名，招牌满街，全是吉利语矣。希望三多九如，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这只可是一方面，今若使其统率一切，把对于自然的趣味都消灭了，学问便无从发芽，此损失不小也。”这话是我所喜欢的，因此不惮文抄公之讥将它都录下来，反正自始至此，所做工作也只是文抄而已。周氏如得见今之地名街名，无论何城何市，无处不南京路北京路上海路，其无想象力与生动气可谓极矣，而商店之名可堪悦目者更少，更有自装帧至内容极尽俗媚之书与文字极恶之腰封，不知将以何言来对才好呢。
此外诸篇，大抵或言版本，或取笔记内容之一端而发挥之，而以此类型为最多。因为是笔记小说，自然不免涉及志怪，作者也多处谈及对笔记小说的看法，《洞灵小志》篇比较《阅微草堂》与《聊斋》：
“谈鬼怪殊有佳趣，但须以艺术出之，东坡居士强人说鬼，云姑妄言之，甚能得此中三昧。为说鬼而说鬼，第一必须说得好才行。文章宜朴质明净，六朝唐人志怪最擅胜场，传奇文便已差了，则因渐趋于华丽雕饰，《阅微草堂》与《聊斋》之比较亦正是如此。第二必须无所为，即不讲因果以至譬喻。讲到这里，《聊斋》却又要胜一筹，盖其记狐鬼艳情中有别无用意者，而《阅微草堂》于此全无是处，只是文尚佳，故或可一读耳。”
《耳食录》一篇又云：
“大抵志怪之书要在无所为，若《还冤志》，《金刚经鸠异》，标明宗旨者，别是一类，亦无妨碍。”
“纪晓岚工于文而主意太显露，使人觉得如吞糖衣丸药，若能味橄榄或萝卜，虽是和意在润喉清火，亦可吃得有味，……鄙人常说说鬼要无所为，其实重要的还是在于文章与态度，假如二者皆诚实质朴，自有其美，虽有所说示，有如个人的宗教倾向，读者亦可以礼相接，或赞或否，均无所嫌也。由此观之，写文章本无一定的规律，无所为固然最好，却亦可以有例外，大抵作者的趣味与见识乃是必要的两重基本，即态度之所从出，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语虽陈旧，实颇有理，盖文章与器识本来是一物之表里耳。”
话说至此，则不仅是关于志怪之文的态度，而是为文的态度了，周氏“文章与态度”要“诚实质朴”的意思，与他自己写作文章所追求的境界正是一致，大概归结起来还是“文章立其诚”罢。
最后值得单单提出来讲的，是《许敬宗语》一文。文记《舌华录》卷三《冷语第六》云唐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城中矢石如雨，而无人敢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闻而欲罪之。”周氏按曰：
“贤哲设教唯恐人不解思量，英雄则恐人解思量，盖如此便不易得健者借驱使，俗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
这里实在不得不使人联想起最近那一位许君的遭际，时间虽早已过去千载，“所谓愚民政策无他，实只是使人毋思量而已”的精神却始终如一也。孔文举嵇叔夜既已不得其死，则吾朝之欲罪许君，不也宜乎。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