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学优不仕者，死！
子曰：“学而优则仕”，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但一般认为，隐士更具有道德优势，也更受人尊敬。
隐居不仕，有很多理由，有些是觉得隐居高人一等，比如许由、巢父，有些是前朝遗民，比如伯夷、叔齐，有些学庄周甘愿泥中，这些理由，在明初也不例外，但是明初文人不仕，相较其它时期，另有其特殊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诱惑不够，有明一朝，官员俸禄达到历史低点，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文的姚叔闰、王谔就属于此类；其二是恐惧太多，明初惩元季纵弛，法度极严，朱元璋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再加上滥杀功臣，牵连太广，做官容易出事，罕见善终，还是不做的好，后文的罗辅就属于此类。
政府对于隐士，一般采用征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隐士而言，拒绝一次就等于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称为“养望”，就政府而言，隐士不入仕，政府就有表现好才的机会，隐士入仕，那就再好不过，说明天下太平，天子英明，连不世出的隐士都出了山，好比献祥瑞的麒麟。所以汉高祖看到了商山四皓，就熄了换太子的念头。
然而也有例外，太公望诛华士，大约是第一宗个案，理由是这种人不交税，不纳粮，一点用也没有，居然还能出名，破坏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该杀！介子推是疑案，且搁下不论。嵇康亲于曹魏而不肯出仕，加之诽谤典午，自然该杀！
朱元璋的想法比较朴素，早期的办法是流氓式的威胁，衍圣公孔克坚不肯来朝，朱元璋通过他的儿子孔希学传话：“假称有病是不可以的”，孔克坚诚惶诚恐的兼程前往。衍圣公是孔子正宗后裔，历代极受尊重，也被吓成这样，何况其它人？秦裕伯受征称病不出，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海滨之民（当时秦裕伯隐居上海）喜好争斗，裕伯您是智谋之士，住在这儿，守节不做官，恐怕会后悔。”意下说我怕你带着这帮好斗之民起兵造反，你好自为之吧。秦裕伯涕泪横流，只好偕使者入朝。
也有比朱元璋更流氓的。洪武二年，朱元璋召集儒林编纂礼乐书，元朝遗老杨维桢谢辞：“哪有老妇行将就木，又再次治妆出嫁的呢？”次年又催，杨维桢说：“皇帝尽我所能，不勉强我所不能的话就可以，否则只有蹈海而死了。”比谁更流氓，朱元璋没奈何，只能答应，于是杨维桢安车抵京，留住一百一十天，编纂的叙例大略初定，就安车回山隐居。
后来江山渐渐稳固，发现重刑可以解决一切，治贪官如此，治隐士也如此，这一款罪状叫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出自《大诰》。寰中就是天下的意思，士夫就是士大夫，就是说“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
《大明律》是成文刑法，后来朱元璋亲自择取某些判例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就是《大诰》，先后颁布《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四编，有人说《大诰》是法外施法，其实不正确，《大诰》本身是成文的判例法，是洪武后期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当时家有《大诰》，犯罪减一等，因此户户有《大诰》，后来《大义觉迷录》不过是官员人手一册，只有后来德国《我的奋斗》与中国红宝书似之。
案例一：福建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议论说：“现在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们各断手指，便没用了。”
案例二：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据称心怀故国，对朱明取得天下不满，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以示不仕。
案例三：苏州儒生姚叔闰、王谔，经荐举由吏部下文行取入京任职。据称嫌俸禄太薄，不愿入京，藏匿民间。
这些人断指自残，是不孝，捏词诽谤朝廷，是不臣，加之横行乡里、豪取强夺，称为“害民之源”，因此全部斩首示众，籍没家产，以儆效尤。
明太祖下结论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就不是君主教化的百姓，更违背儒教的真义，杀头抄家罪有应得。
这是一条斩草除根的好手段，读书人要么做生员，不许言事，要么做官，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总之没有知识分子流落民间，就不会有人闹事造反。
隐居不仕，有很多理由，有些是觉得隐居高人一等，比如许由、巢父，有些是前朝遗民，比如伯夷、叔齐，有些学庄周甘愿泥中，这些理由，在明初也不例外，但是明初文人不仕，相较其它时期，另有其特殊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诱惑不够，有明一朝，官员俸禄达到历史低点，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文的姚叔闰、王谔就属于此类；其二是恐惧太多，明初惩元季纵弛，法度极严，朱元璋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再加上滥杀功臣，牵连太广，做官容易出事，罕见善终，还是不做的好，后文的罗辅就属于此类。
政府对于隐士，一般采用征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隐士而言，拒绝一次就等于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称为“养望”，就政府而言，隐士不入仕，政府就有表现好才的机会，隐士入仕，那就再好不过，说明天下太平，天子英明，连不世出的隐士都出了山，好比献祥瑞的麒麟。所以汉高祖看到了商山四皓，就熄了换太子的念头。
然而也有例外，太公望诛华士，大约是第一宗个案，理由是这种人不交税，不纳粮，一点用也没有，居然还能出名，破坏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该杀！介子推是疑案，且搁下不论。嵇康亲于曹魏而不肯出仕，加之诽谤典午，自然该杀！
朱元璋的想法比较朴素，早期的办法是流氓式的威胁，衍圣公孔克坚不肯来朝，朱元璋通过他的儿子孔希学传话：“假称有病是不可以的”，孔克坚诚惶诚恐的兼程前往。衍圣公是孔子正宗后裔，历代极受尊重，也被吓成这样，何况其它人？秦裕伯受征称病不出，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海滨之民（当时秦裕伯隐居上海）喜好争斗，裕伯您是智谋之士，住在这儿，守节不做官，恐怕会后悔。”意下说我怕你带着这帮好斗之民起兵造反，你好自为之吧。秦裕伯涕泪横流，只好偕使者入朝。
也有比朱元璋更流氓的。洪武二年，朱元璋召集儒林编纂礼乐书，元朝遗老杨维桢谢辞：“哪有老妇行将就木，又再次治妆出嫁的呢？”次年又催，杨维桢说：“皇帝尽我所能，不勉强我所不能的话就可以，否则只有蹈海而死了。”比谁更流氓，朱元璋没奈何，只能答应，于是杨维桢安车抵京，留住一百一十天，编纂的叙例大略初定，就安车回山隐居。
后来江山渐渐稳固，发现重刑可以解决一切，治贪官如此，治隐士也如此，这一款罪状叫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出自《大诰》。寰中就是天下的意思，士夫就是士大夫，就是说“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
《大明律》是成文刑法，后来朱元璋亲自择取某些判例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就是《大诰》，先后颁布《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四编，有人说《大诰》是法外施法，其实不正确，《大诰》本身是成文的判例法，是洪武后期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当时家有《大诰》，犯罪减一等，因此户户有《大诰》，后来《大义觉迷录》不过是官员人手一册，只有后来德国《我的奋斗》与中国红宝书似之。
案例一：福建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议论说：“现在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们各断手指，便没用了。”
案例二：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据称心怀故国，对朱明取得天下不满，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以示不仕。
案例三：苏州儒生姚叔闰、王谔，经荐举由吏部下文行取入京任职。据称嫌俸禄太薄，不愿入京，藏匿民间。
这些人断指自残，是不孝，捏词诽谤朝廷，是不臣，加之横行乡里、豪取强夺，称为“害民之源”，因此全部斩首示众，籍没家产，以儆效尤。
明太祖下结论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就不是君主教化的百姓，更违背儒教的真义，杀头抄家罪有应得。
这是一条斩草除根的好手段，读书人要么做生员，不许言事，要么做官，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总之没有知识分子流落民间，就不会有人闹事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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