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问题下的社会流动
这本书分析了所谓的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的构成及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其中,关于学额的讨论值得关注:清朝的学额制非常像现在这样,“学额与应试人数之间,或者学额与地区人口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例”(p. 74);又,朝廷对客家人、棚民和少数民族有特殊学额。自太平天国之后,咸丰三年规定,捐饷可以增加地方的学额,又规定地方上增加的永广学额不能超过十个。太平天国之后,正途的生员人数增加了23%。而监生的捐纳在太平天国之后也大大增加了,因为为了筹集军饷,朝廷将空白的监生名额发给地方,估计可能增加了30%[捐纳制度在1800年之后才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这造成了上层绅士中正途和异途绅士的比例变动,异途占了一半。
又,其第四章有对绅士传记的定量分析,但是很superficial,值得注意的是p.229有Economic Mobility table,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需要考虑truncated data的问题。
又,其第四章有对绅士传记的定量分析,但是很superficial,值得注意的是p.229有Economic Mobility table,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需要考虑truncated data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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