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明朝的考试大纲
明太祖出身是中国历代皇帝里最贫苦的一个，因此，他有很多朴素的道德观和理想主义，比如重罪治贪，以至于剥皮实草，比如准许农民捉拿下乡扰民的官吏赴京，后来也为人所继承。不过他最怕的还是有人造反，所以他下令禁游食闲民，怕有人学自己；所以他下令把孟子搬出孔庙，后来虽然搬了回去，又把《孟子》一书，砍得惨不忍睹；所以他下令天下生员，不许言事；所以他下令，士大夫拒绝应征出来做官，就得死。
后三条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虽不是创举，也是第一次记入成文法，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朱元璋以平民而登帝位，虽然懂得不能马上治天下，但对儒家的重视依然不足，洪武初年，常常发布一些奇怪的命令。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废除天下春秋两祭孔子，只在曲阜孔庙进行。钱唐、程徐等人上疏言此事不可废，朱元璋并不听取，直到很久以后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学新成，才下诏天下通祀孔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这老家伙活到现在，还能免祸吗？讨论罢除孟子配享孔子，下诏有敢谏者以大不敬论处，大不敬是十大恶之一，和叛逆等同，罪在不赦。毛泽东反右时说道鲁迅倘若还活着，“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所见略同。
又是钱唐，抗疏入谏：“我为孟轲而死，虽死犹荣。”朝廷上下，没有不为他担心的。朱元璋倒觉得他很诚恳，不治罪，第二年旋即恢复孟子配享。后来钱唐得以配祀孟庙。
据说罢祀孟子，司天奏文星黯淡，又据说钱唐抬棺受箭，恐怕是小说家言、笔记附会，不过这件事所体现的出来的，是道统和治统的严重问题，则毫无疑问。治统即政权，略等于欧洲的世俗权力，道统即话语权、精神权力，略似于欧洲的神权。
孔子以前的圣人，传说也好，史实也好，反正尧、舜、禹、汤、文、武，以至周公，都是治统兼有道统，政权也在手里，话语权也在手里，虽然有些逸民，毕竟只是点缀。
春秋战国，史官的记载，最能代表“道统”，晋有董狐、齐有太史兄弟。到了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孔子一跃而成掌握道统的圣人，儒学也在融合诸子百家之后成为儒教，道统就移到孔子门下了。因此，历代儒生，不畏皇权，当庭谏争者有之，伏阙上疏者有之，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掌握了“道统”的权力，而这项权力，是高于“治统”的权力的。
钱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曾经给站在台阶上给皇帝讲解《虞书》，有人纠举钱唐不知君臣礼仪，钱唐正色说：“把古代圣帝的大道陈说给陛下，不跪不是倨傲。”言下之意，圣人之道，是高过帝王之尊。
韩愈撰《原道》，孟子成为“道统”的最后一个圣人，朱子集解四书，《论语》之下，曾参承孔子而作《大学》，子思承曾参而作《中庸》，孟子承子思而作《孟子》，这就是“道统”的流传。朱元璋要罢孟子配享，无异是要否认孟子的“道统”，这是天下儒生所无法接受的，不惜以生命为抗争，也是在所难免的。
孟子配享虽然恢复，朱元璋却没有安下心中这根刺，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重订《孟子》，删去八十余条，大约三分之一，称为《孟子节文》。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节文》并不是废止现行的《孟子》，而是宣布删节的内容不尊长上，不符合时代精神，“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也就是说不纳入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和考试大纲。以前只有禁书，这次的删节本和考试大纲是新招数，很有创意，很恶毒。
相比《大学》、《中庸》、《论语》更多的侧重于诚正之学，《孟子》更多的侧重于治平之学，孟子特别注意维护士人的“道统”权，自居天子之师，而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下和奴仆。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才是待士之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 孟子自许“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最重要的是，“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士人有责任、有权力、有义务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也就是说，“道统”高于“治统”。
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应当“与民偕乐”，否则“人不得，则非其上矣”，甚至“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当君主与民众及社稷发生矛盾时，可以而且应该变易君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典型的案例就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种理论足以蛊惑人心，孟子说过：“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是根据伊尹流放太甲，三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迎回太甲为王的故事。西晋时出土的魏国史记《竹书纪年》就记载伊尹流放太甲于桐，然后自立为王，七年年后太甲潜回杀伊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当事之时，真伪如何鉴定？
汉唐以来，君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士权不断斗争和妥协，直至明太祖最终废除丞相，在明清两代达到中国古代专制的顶峰。与此同时，朱元璋当然不能接受游离于“治统”之外的“道统”的存在，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何况还有这种换君主的理论。
然而孟子亚圣的地位已经稳定，朱元璋经过上次教训，也只能迂回行事，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即序言中阐述了删节《孟子》的理由，说穿了只有一条，孟子那时候列国诸侯，所以孟子有选择权，士大夫有选择权，百姓有选择权，当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士大夫必须尊君亲上，百姓必须尊君亲上，不能把孟子的这些思想用到太平盛世来，为了避免大家学非所宜学，所以官订节本，以免用非所宜用。
刘三吾以为这样就不会得罪天下士大夫，可洪武二十八年，游义生等十余人上书，言辞愤切，冒犯上颜，下狱自杀。他的同乡孙芝在永乐九年（1410年）上疏直指刘三吾为逆臣，要求恢复《孟子》全书，于是废止《孟子节文》，一场历经十七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大纲闹剧终于结束。
然而随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四书成为政治正确性的最终标杆。
永乐三年（1405年），朱友季着书攻击周、程、张、朱，献于朝廷；成化二十年（1484年），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弘治元年（1488年），陈公懋又上所著《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嘉靖八年（1529年），太仆寺丞陈云章上《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广东佥事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四书易经存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川佥事张世则着《大学初议》，专门攻击程、朱。皇帝虽然不同了，可态度是一贯的：这些书一概焚毁，这些人一概交有司治罪，当官的褫夺官位，没当官的押遣还乡，以戒踵者，只有张世逃过劫数，但他的《大学初议》的下场依然是废而不用。
后三条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虽不是创举，也是第一次记入成文法，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朱元璋以平民而登帝位，虽然懂得不能马上治天下，但对儒家的重视依然不足，洪武初年，常常发布一些奇怪的命令。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废除天下春秋两祭孔子，只在曲阜孔庙进行。钱唐、程徐等人上疏言此事不可废，朱元璋并不听取，直到很久以后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学新成，才下诏天下通祀孔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认为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这老家伙活到现在，还能免祸吗？讨论罢除孟子配享孔子，下诏有敢谏者以大不敬论处，大不敬是十大恶之一，和叛逆等同，罪在不赦。毛泽东反右时说道鲁迅倘若还活着，“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所见略同。
又是钱唐，抗疏入谏：“我为孟轲而死，虽死犹荣。”朝廷上下，没有不为他担心的。朱元璋倒觉得他很诚恳，不治罪，第二年旋即恢复孟子配享。后来钱唐得以配祀孟庙。
据说罢祀孟子，司天奏文星黯淡，又据说钱唐抬棺受箭，恐怕是小说家言、笔记附会，不过这件事所体现的出来的，是道统和治统的严重问题，则毫无疑问。治统即政权，略等于欧洲的世俗权力，道统即话语权、精神权力，略似于欧洲的神权。
孔子以前的圣人，传说也好，史实也好，反正尧、舜、禹、汤、文、武，以至周公，都是治统兼有道统，政权也在手里，话语权也在手里，虽然有些逸民，毕竟只是点缀。
春秋战国，史官的记载，最能代表“道统”，晋有董狐、齐有太史兄弟。到了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孔子一跃而成掌握道统的圣人，儒学也在融合诸子百家之后成为儒教，道统就移到孔子门下了。因此，历代儒生，不畏皇权，当庭谏争者有之，伏阙上疏者有之，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掌握了“道统”的权力，而这项权力，是高于“治统”的权力的。
钱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曾经给站在台阶上给皇帝讲解《虞书》，有人纠举钱唐不知君臣礼仪，钱唐正色说：“把古代圣帝的大道陈说给陛下，不跪不是倨傲。”言下之意，圣人之道，是高过帝王之尊。
韩愈撰《原道》，孟子成为“道统”的最后一个圣人，朱子集解四书，《论语》之下，曾参承孔子而作《大学》，子思承曾参而作《中庸》，孟子承子思而作《孟子》，这就是“道统”的流传。朱元璋要罢孟子配享，无异是要否认孟子的“道统”，这是天下儒生所无法接受的，不惜以生命为抗争，也是在所难免的。
孟子配享虽然恢复，朱元璋却没有安下心中这根刺，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重订《孟子》，删去八十余条，大约三分之一，称为《孟子节文》。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节文》并不是废止现行的《孟子》，而是宣布删节的内容不尊长上，不符合时代精神，“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也就是说不纳入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和考试大纲。以前只有禁书，这次的删节本和考试大纲是新招数，很有创意，很恶毒。
相比《大学》、《中庸》、《论语》更多的侧重于诚正之学，《孟子》更多的侧重于治平之学，孟子特别注意维护士人的“道统”权，自居天子之师，而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臣下和奴仆。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才是待士之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 孟子自许“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最重要的是，“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士人有责任、有权力、有义务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也就是说，“道统”高于“治统”。
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应当“与民偕乐”，否则“人不得，则非其上矣”，甚至“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当君主与民众及社稷发生矛盾时，可以而且应该变易君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典型的案例就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种理论足以蛊惑人心，孟子说过：“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章句上》）这是根据伊尹流放太甲，三年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迎回太甲为王的故事。西晋时出土的魏国史记《竹书纪年》就记载伊尹流放太甲于桐，然后自立为王，七年年后太甲潜回杀伊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当事之时，真伪如何鉴定？
汉唐以来，君权和以相权为代表的士权不断斗争和妥协，直至明太祖最终废除丞相，在明清两代达到中国古代专制的顶峰。与此同时，朱元璋当然不能接受游离于“治统”之外的“道统”的存在，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更何况还有这种换君主的理论。
然而孟子亚圣的地位已经稳定，朱元璋经过上次教训，也只能迂回行事，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即序言中阐述了删节《孟子》的理由，说穿了只有一条，孟子那时候列国诸侯，所以孟子有选择权，士大夫有选择权，百姓有选择权，当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士大夫必须尊君亲上，百姓必须尊君亲上，不能把孟子的这些思想用到太平盛世来，为了避免大家学非所宜学，所以官订节本，以免用非所宜用。
刘三吾以为这样就不会得罪天下士大夫，可洪武二十八年，游义生等十余人上书，言辞愤切，冒犯上颜，下狱自杀。他的同乡孙芝在永乐九年（1410年）上疏直指刘三吾为逆臣，要求恢复《孟子》全书，于是废止《孟子节文》，一场历经十七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大纲闹剧终于结束。
然而随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四书成为政治正确性的最终标杆。
永乐三年（1405年），朱友季着书攻击周、程、张、朱，献于朝廷；成化二十年（1484年），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弘治元年（1488年），陈公懋又上所著《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嘉靖八年（1529年），太仆寺丞陈云章上《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广东佥事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四书易经存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川佥事张世则着《大学初议》，专门攻击程、朱。皇帝虽然不同了，可态度是一贯的：这些书一概焚毁，这些人一概交有司治罪，当官的褫夺官位，没当官的押遣还乡，以戒踵者，只有张世逃过劫数，但他的《大学初议》的下场依然是废而不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