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怎么就孔夫子了?
要不是最近新出版的《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我对余秋雨老师的印象基本不会从“捐款门”三个字儿里拔出来了。余秋雨已经有几年没出东西了吧,之前零星的一些出版物也都是“炒冷饭”,而不断的人气也基本是多亏了前仆后继的“反余大军”对他一系列的 “人身攻击”,虽然显然应该不是余秋雨本意。用他的话讲,就是“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至多是某些文人无行而已。
手上这本《问学》就是大约两年前凤凰台“秋雨时分”节目的集结。因为混迹出版业,这两年也老惦记着余秋雨的这本书,毕竟他的东西有群众基础市场也买账。但,他显然精力也没有完全放在这边,后来事情一拖再拖,也不知道具体签给了哪家,然后今年发现事情尘埃落定,于是就有了手上这本《问学》。
记得两年前在凤凰台看这档节目的时候经常容易笑场,像我这种已经被流行文化弄成了彻彻底底“反智”主义的80后,只要余秋雨一讲“今天咱们横着讲一下中国五千年,明天咱们竖着讲一下世界五千年,对文明发展历程进行解读”之类的话,我就开始抽筋儿。哎,这种文化人的大情怀显然已经离我太远了。而我这种“反智“也早已也沦为了余秋雨的那句“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之中。”
再说这本书的形式,虽然是采取“课堂互动”的对话,但这种互动怎么看都有“摆拍”的嫌疑。记得当时上场的都是一水儿北大高材生,高材生也就罢了,还都长的特漂亮,然后和余秋雨有问有答,用关键词讲就是特“和谐“。而至于为什么采取这种互动的“问学”方式,余秋雨也是瞄准了”百家讲坛“这块儿靶子做类比,认为”问学“显然比”百家讲坛“有趣,中央十套撑死了调查一下收视率,再撑死了给台下听众几个镜头,剩下的基本就是一人一讲坛,哪能像他这种深入学生、体察下情。当然,这种深入体察也是古已有之。所以才有余秋雨自比孔夫子,称“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原来我们文化的脉没有断,问学的气儿是接在这儿了。姑且不论这种比喻看上去多自信爆棚。但是儒家又讲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吗,至少余秋雨的这种情怀是没有错儿的。就像他在《问学》中也讲“本书旨在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换言之,也就是一个现代人应受传统文化多少影响,虽然这种情怀可能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一个现代人应受传统文化多少影响本身即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方方面面因素而异的,很难简简单单的通过个把精英话语去定论。
不过至此也发现,本书的责编真是敬业,什么话都敢往书腰上忽悠,不光说出了“古有孔夫子,今有余秋雨“,更说出了《问学》可谓是“创制了中国文坛‘散文式’文化通史”,这么牛逼?
确实,余秋雨的东西“散文式“从来没错,这一本也显然够散。但依然继承了他一向的问题:所谓“辞章”有余,“考据”不足,于是“义理“,也只能是充斥着大面积情绪化的内容。而义理不足,还能“通史”起来吗?毕竟所谓“通史”,必得有一套系统化的框架。但据余秋雨所言:“本书课程都是花费时间进行的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既然是这种零星话题的讨论,虽然从时间线索上也约莫可以勾兑出上下五千年,但是作为通史的流畅性而言,难免力不从心。记得傅斯年先生曾谓:治史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史学即是史料学”,显然任何通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任何文字如果敢自命为某某的话,显然也是也是陷入了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好大喜功的窠臼。而这种窠臼又是余秋雨老师开课时一再试图规避的,这样一来,岂不自己踩了自己一脚?
手上这本《问学》就是大约两年前凤凰台“秋雨时分”节目的集结。因为混迹出版业,这两年也老惦记着余秋雨的这本书,毕竟他的东西有群众基础市场也买账。但,他显然精力也没有完全放在这边,后来事情一拖再拖,也不知道具体签给了哪家,然后今年发现事情尘埃落定,于是就有了手上这本《问学》。
记得两年前在凤凰台看这档节目的时候经常容易笑场,像我这种已经被流行文化弄成了彻彻底底“反智”主义的80后,只要余秋雨一讲“今天咱们横着讲一下中国五千年,明天咱们竖着讲一下世界五千年,对文明发展历程进行解读”之类的话,我就开始抽筋儿。哎,这种文化人的大情怀显然已经离我太远了。而我这种“反智“也早已也沦为了余秋雨的那句“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之中。”
再说这本书的形式,虽然是采取“课堂互动”的对话,但这种互动怎么看都有“摆拍”的嫌疑。记得当时上场的都是一水儿北大高材生,高材生也就罢了,还都长的特漂亮,然后和余秋雨有问有答,用关键词讲就是特“和谐“。而至于为什么采取这种互动的“问学”方式,余秋雨也是瞄准了”百家讲坛“这块儿靶子做类比,认为”问学“显然比”百家讲坛“有趣,中央十套撑死了调查一下收视率,再撑死了给台下听众几个镜头,剩下的基本就是一人一讲坛,哪能像他这种深入学生、体察下情。当然,这种深入体察也是古已有之。所以才有余秋雨自比孔夫子,称“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原来我们文化的脉没有断,问学的气儿是接在这儿了。姑且不论这种比喻看上去多自信爆棚。但是儒家又讲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吗,至少余秋雨的这种情怀是没有错儿的。就像他在《问学》中也讲“本书旨在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换言之,也就是一个现代人应受传统文化多少影响,虽然这种情怀可能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一个现代人应受传统文化多少影响本身即是因人因时因地因方方面面因素而异的,很难简简单单的通过个把精英话语去定论。
不过至此也发现,本书的责编真是敬业,什么话都敢往书腰上忽悠,不光说出了“古有孔夫子,今有余秋雨“,更说出了《问学》可谓是“创制了中国文坛‘散文式’文化通史”,这么牛逼?
确实,余秋雨的东西“散文式“从来没错,这一本也显然够散。但依然继承了他一向的问题:所谓“辞章”有余,“考据”不足,于是“义理“,也只能是充斥着大面积情绪化的内容。而义理不足,还能“通史”起来吗?毕竟所谓“通史”,必得有一套系统化的框架。但据余秋雨所言:“本书课程都是花费时间进行的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既然是这种零星话题的讨论,虽然从时间线索上也约莫可以勾兑出上下五千年,但是作为通史的流畅性而言,难免力不从心。记得傅斯年先生曾谓:治史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史学即是史料学”,显然任何通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任何文字如果敢自命为某某的话,显然也是也是陷入了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好大喜功的窠臼。而这种窠臼又是余秋雨老师开课时一再试图规避的,这样一来,岂不自己踩了自己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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