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前的真知灼见
几个月前，当我读到一些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们（胡适、蒋梦麟、高一涵等）早在一百年前发表的，关于个人与集体、国家与法律之间观点（例如“国家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国家而生”）时，再联想到我们目前主流媒体鼓吹的一些言论，对比之下，我不禁感到汗颜不已：他们刚从旧社会封建专制的桎梏中挣脱，便有了如此民主而独立的意识。为什么百年后，我们还在与社会上下或明或暗的专制做无休止的斗争？
时间再向前推至1798年，英国的马尔萨斯曾在他的《人口原理》小册子里提出过一些至今对于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尚不失为一剂良药的观点。那时，社会上充斥着一批激情洋溢的革新派，试图在全国推行他们的新主张、新改良。马尔萨斯于是把矛头对准了以葛德文与孔多塞为首的，“智慧、有才干的人”（本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稍后将加以论述），以清醒理智的逻辑推理对他们所持有的观点逐一进行反驳。
在目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基本论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这些反驳以及论述过程却言犹在耳，不断提醒着我们不忘怀疑精神，警惕统治者、上层阶级、“贤明之士”们打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招牌，然后在普通人民间推行暴虐与专制。
基于上述原因，这本《人口原理》经久不衰，至今已出版八次，多年以来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
对比马尔萨斯所在的时代与我们经历过的时代，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场革命发起前后，领域内总是存在对立的两派。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认为革新者鼓吹美好的愿望，描绘完善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后者则斥责前者为可怜、狭隘的偏见的奴隶，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为了一己私利自欺欺人。
双方都争执不下，却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观点中有失偏颇：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思考社会可完善理论的基础，更不愿费力达到公正而不抱偏见的态度。革新者们则只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探索铲除弊端的更好、更稳妥的办法。通常，前者运用旧秩序下占有的优势打压后者，但一旦后者取得“翻身”，事态就完全逆转过来了。可是在这种前提之下，无论双方的身份怎样转换，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曾发生过变化，视新旧完全对立。
假如这发生在推翻极度黑暗的专制统治时代（如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态度与过去彻底对立作为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种情况，保守等于自取灭亡，激进才有生存的机会）。但局势开始趋于稳定之后，就不该继续摒弃一切继承下来的制度，而丝毫不思考其合理性。
毕竟能够存留下来的制度，总是有一定的道理，或是与某种环境相契合，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具有认同感。而任何制度的完善过程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绝对的完美。所以取精华去糟粕的做法更为合适。另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才能使综合后建立起的新制度逐渐趋于真理。
在批判英国当时现行的济贫法案中，马尔萨斯认为：“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缺少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作是一种羞耻，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近乎残酷。然而，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企图削弱这种刺激的用心，不论其本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一句俗语“笑贫不笑娼”，贫困者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按常理来讲是要予以保护的。而马尔萨斯却说要把陷入贫困看作羞耻，乍一看令人不能苟同。
但想起曾经看过一些关于贫困乡的报道，那些地方的镇政府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向上头要补助，却不把这些钱投资到可持续、长远发展的项目上。这种做法导致的惟一后果就是越给钱越穷。且不论被贪污掉的部分，从人的本能心理推测，一旦该贫困区域人民发现自己不工作即可获得补助，自然便懒惰了，甚至以善款玩乐，过一天算一天。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致，虽然仍然有自立自强者，却很难抵挡那样的大趋势。
这样看来马氏的观点又似乎有合理之处，我想，应该把济贫一事一分为二地看待，完全缺乏劳动能力者，由政府福利部门无条件赡养。其他则给予一定补助，重点在培训技能、传授经验。用中国的俗话说，由“授人以鱼”渐变到“授人以渔”。这样既不致将贫困人群推至绝境，又鼓励他们自力更生，摆脱处于社会边缘、靠人接济为生的状态。
（这后面一段是老生常谈了，不过马氏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济贫法案巨大而根本的缺陷是有助于增加人口，却并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所以要通过鼓励人们开垦荒地，耕种新土地，竭尽全力鼓励农耕而不是畜牧或制造业。读到这里我想起我国古代自商鞅变法即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倒阻碍了封建社会末期民间资本力量的发展。看来农业与工商业的大力提倡真是各有利弊，要视时代背景方能加以判断啊。）
在后面的章节，他又说到：“虽然我完全赞同葛德文先生关于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觉得，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确切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持久地握有权利是极其危险的。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时，某人为我干一天活儿给予我的恩惠，和我给予他的恩惠是同样的。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也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可以由此而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马尔萨斯在反驳孔多塞关于人类完善自身的无限可能性时，作出了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改良是有限度的，虽然暂时不能明确划界。例如繁殖优良的莱斯特绵羊品种时，虽然后代的头和腿在逐渐缩小缩短，虽然不能标明改良无法逾越的限度，却可以很容易指出改良无法达到一点。“我可以果断地认为，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绵羊的头和腿也绝不会像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即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方面进行推理，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善，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没有限度的。对于为什么要对孔多塞等革新派提出反驳，书中的注脚清楚地指出：
“然而，如果一种谬论是由智慧、有才干的人提出来的，置之不理，绝不能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正以其知识广博和宏大、其见识广、内容丰富自夸，如果置之不理，他们会把这看作是同时代的人不愿作精神上的努力、眼光短浅的一种表现；并且只会认为，世人尚未就接受他们的崇高真理做好准备。
相反，坦率地研究这些问题，并为采用已由正确的哲学证明的任何理论作好充分的准备，也许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作出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根据的假设，不但不能扩大，反而会缩小人类科学的范围，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妨碍人类理性的进步；这种假设使我们几乎重新退回到知识的摇篮时代，或许是由于近年来各门科学都有重大而出乎预料的发现所引起的。并不断削弱哲学探讨方法（在它的帮助下，近来科学获得了十分迅速的进步）的基础。
现在人们热衷于作任意而漫无目标的推测，这好像已成为一种精神狂热。对由于有这种成就而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人们来说，似乎一切事物都是人类所能理解的；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将尚未取得任何进步的学问，同已取得显著的、明白无误并且得到公认的进步的学问混淆在一起。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劝告，以少许严肃而纯净的思想使自己的神志清醒过来，他们就会知道，用轻率的幻想和未经证实的断言代替孜孜不倦的研究和确凿的证据，只能使真理和正确哲学的目的受到损害。”
这一段话同时应用于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了。各领域争先恐后地想要取得新进展，狂热地幻想毫无任何现实依据的事物，与“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做法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另有一段关于葛德文对两性间情欲描述的论述，也展示出马尔萨斯不凡的眼光。葛德文推测，情欲将来会消失，但马氏认为，性爱的激情同理性或美德并不矛盾。他说：
“每个时代已届晚年的人们都激烈反对自己感觉不到的情欲，但却没有多少理由，也极少成功。那些生来性情冷淡、不知性爱为何物的人，当然完全没有资格判断情欲对于生活中愉快感觉的总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贡献。而年轻时纵欲过度，因此年老后身体虚弱、内心充满悔恨的那些人，也很可能指责这种愉快空虚无益，无法使人永久满足。
其实，纯粹性爱的快乐，与最进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并不矛盾……理性的快乐超越肉体快感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它较为真切和根本，不如说是在于它持续时间较长，牵涉面较广，并且不易使人满足。”
同时，他补充道：
“在对一切享受（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智力的）的追求中，理性即我们能够估算结果的能力，都是适当的矫正者和指导者。因此，较高的理性往往可以防止纵欲过度，但它绝不会灭绝这种快乐。”
这样看来，一些虚伪的道德卫道士们在马氏面前大概会抬不起头来……孟子的时代梁惠王还能比较客观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虽然听上去有些无耻），等到了宋明理学的学术带头人朱老夫子高声疾呼“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国内社会已经虚伪得不成样子了……
对于真理的传达，马尔萨斯有这样一席话：
“在葛德文信念中，理智快乐优于感官快乐是一条基本真理。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但我怎样把这一真理传达给一个从未感受到理智快乐的人呢？这就如同要向瞎子说明颜色的样子，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劝导他，我也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在我们之间，缺少衡量事物的共同尺度。我不能做到一步一步地使他明白，因为这是一个从性质上说根本无法加以证明的真理，我所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将理智快乐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觉声色口腹之乐是毫无意义、转瞬即逝的，经常让人感到乏味和恶心；而理智上的快乐却似乎有一股清新之气，总是我感到年轻……如果他相信我，那只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和对我提及的人物的尊崇，这是信赖而不是信服。我所说的不能使他真正信服。这并非推理所致，而是牵涉到经历。
他也许会回答说，你所说的对你自己和许多品德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真理，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件事上却有与你们大不相同的感受。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若是参加舞会，或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抖擞，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看到这段话时我犹如再逢知音：他说出了我一直深有同感却难以表达出来的感受。有时我们寻求到了理性的乐趣，试图传达给友人，却不被理解，这件事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马氏于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推理和论证是毫无用处的。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会真正对感官的愉悦感到厌腻，或某一偶然事件会唤醒他的潜在的智慧，这种经历在一个月内所起的作用，是40年最为耐心细致的劝导也甭想做到的。”
细细咀嚼这几句话，能感觉到万千苦涩的情怀。我不知其他读者是否也觉察得到，或许这种感觉只有感同身受之后才能心领神会，微微颔首或是击掌长叹，不言自明。
不过这也给予教育学另一个启发：尽管我们有时叹息朽木不可雕孺子不可教，但是如果持之以恒地作一些适当的引导——注意，并非灌输——当有一天，教育的对象开始意识到一些事情（比如理性、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蓦然回首时，感激之情会多于懊悔。马尔萨斯那段话的表达或许过份强调了“唤醒”的一瞬，然而那种智慧要想得到应用，却少不了先前漫长的、近乎无意识的积累。
是为补充。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马尔萨斯对于社会目标的看法。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积极建设XX，迈步进入XX社会”所带来的，以浮躁冒进为首的一系列副作用，实在不失为一味强大的解药。
“常有人说，虽然不能期望任何事情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但在眼前树立起一尽善尽美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于并优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肯定会朝这种完美模式有所迈进，不过，由于我们的双眼紧盯着这个无比完美的模式，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很可能会因此受到阻碍。”
在两百年前的《人口原理》面前，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现代人的渺小。如果没有这些巨人的肩膀，简直要沦落到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的地步。不过无论如何，所幸我们如今可以读到这样的真知灼见，一想到不少人同样能够在阅读此类著作中体会到理性思维带来的巨大乐趣，便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很多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不管怎么说吧，谨以此文向马尔萨斯先生，以及他的前辈，休谟、亚当·斯密等人，致敬。
李修竹
09.10.4
时间再向前推至1798年，英国的马尔萨斯曾在他的《人口原理》小册子里提出过一些至今对于我们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尚不失为一剂良药的观点。那时，社会上充斥着一批激情洋溢的革新派，试图在全国推行他们的新主张、新改良。马尔萨斯于是把矛头对准了以葛德文与孔多塞为首的，“智慧、有才干的人”（本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稍后将加以论述），以清醒理智的逻辑推理对他们所持有的观点逐一进行反驳。
在目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基本论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这些反驳以及论述过程却言犹在耳，不断提醒着我们不忘怀疑精神，警惕统治者、上层阶级、“贤明之士”们打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招牌，然后在普通人民间推行暴虐与专制。
基于上述原因，这本《人口原理》经久不衰，至今已出版八次，多年以来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
对比马尔萨斯所在的时代与我们经历过的时代，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一场革命发起前后，领域内总是存在对立的两派。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认为革新者鼓吹美好的愿望，描绘完善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后者则斥责前者为可怜、狭隘的偏见的奴隶，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为了一己私利自欺欺人。
双方都争执不下，却都不愿承认自己的观点中有失偏颇：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思考社会可完善理论的基础，更不愿费力达到公正而不抱偏见的态度。革新者们则只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探索铲除弊端的更好、更稳妥的办法。通常，前者运用旧秩序下占有的优势打压后者，但一旦后者取得“翻身”，事态就完全逆转过来了。可是在这种前提之下，无论双方的身份怎样转换，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曾发生过变化，视新旧完全对立。
假如这发生在推翻极度黑暗的专制统治时代（如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态度与过去彻底对立作为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是无可厚非的（在这种情况，保守等于自取灭亡，激进才有生存的机会）。但局势开始趋于稳定之后，就不该继续摒弃一切继承下来的制度，而丝毫不思考其合理性。
毕竟能够存留下来的制度，总是有一定的道理，或是与某种环境相契合，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具有认同感。而任何制度的完善过程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绝对的完美。所以取精华去糟粕的做法更为合适。另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才能使综合后建立起的新制度逐渐趋于真理。
在批判英国当时现行的济贫法案中，马尔萨斯认为：“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缺少自立能力而陷入贫困看作是一种羞耻，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近乎残酷。然而，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是绝对必要的，任何企图削弱这种刺激的用心，不论其本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一句俗语“笑贫不笑娼”，贫困者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按常理来讲是要予以保护的。而马尔萨斯却说要把陷入贫困看作羞耻，乍一看令人不能苟同。
但想起曾经看过一些关于贫困乡的报道，那些地方的镇政府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向上头要补助，却不把这些钱投资到可持续、长远发展的项目上。这种做法导致的惟一后果就是越给钱越穷。且不论被贪污掉的部分，从人的本能心理推测，一旦该贫困区域人民发现自己不工作即可获得补助，自然便懒惰了，甚至以善款玩乐，过一天算一天。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所致，虽然仍然有自立自强者，却很难抵挡那样的大趋势。
这样看来马氏的观点又似乎有合理之处，我想，应该把济贫一事一分为二地看待，完全缺乏劳动能力者，由政府福利部门无条件赡养。其他则给予一定补助，重点在培训技能、传授经验。用中国的俗话说，由“授人以鱼”渐变到“授人以渔”。这样既不致将贫困人群推至绝境，又鼓励他们自力更生，摆脱处于社会边缘、靠人接济为生的状态。
（这后面一段是老生常谈了，不过马氏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济贫法案巨大而根本的缺陷是有助于增加人口，却并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所以要通过鼓励人们开垦荒地，耕种新土地，竭尽全力鼓励农耕而不是畜牧或制造业。读到这里我想起我国古代自商鞅变法即开始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倒阻碍了封建社会末期民间资本力量的发展。看来农业与工商业的大力提倡真是各有利弊，要视时代背景方能加以判断啊。）
在后面的章节，他又说到：“虽然我完全赞同葛德文先生关于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觉得，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确切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持久地握有权利是极其危险的。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时，某人为我干一天活儿给予我的恩惠，和我给予他的恩惠是同样的。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也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可以由此而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马尔萨斯在反驳孔多塞关于人类完善自身的无限可能性时，作出了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改良是有限度的，虽然暂时不能明确划界。例如繁殖优良的莱斯特绵羊品种时，虽然后代的头和腿在逐渐缩小缩短，虽然不能标明改良无法逾越的限度，却可以很容易指出改良无法达到一点。“我可以果断地认为，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绵羊的头和腿也绝不会像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即我们只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方面进行推理，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善，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没有限度的。对于为什么要对孔多塞等革新派提出反驳，书中的注脚清楚地指出：
“然而，如果一种谬论是由智慧、有才干的人提出来的，置之不理，绝不能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正以其知识广博和宏大、其见识广、内容丰富自夸，如果置之不理，他们会把这看作是同时代的人不愿作精神上的努力、眼光短浅的一种表现；并且只会认为，世人尚未就接受他们的崇高真理做好准备。
相反，坦率地研究这些问题，并为采用已由正确的哲学证明的任何理论作好充分的准备，也许会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作出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根据的假设，不但不能扩大，反而会缩小人类科学的范围，不但不能促进，反而会妨碍人类理性的进步；这种假设使我们几乎重新退回到知识的摇篮时代，或许是由于近年来各门科学都有重大而出乎预料的发现所引起的。并不断削弱哲学探讨方法（在它的帮助下，近来科学获得了十分迅速的进步）的基础。
现在人们热衷于作任意而漫无目标的推测，这好像已成为一种精神狂热。对由于有这种成就而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人们来说，似乎一切事物都是人类所能理解的；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将尚未取得任何进步的学问，同已取得显著的、明白无误并且得到公认的进步的学问混淆在一起。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劝告，以少许严肃而纯净的思想使自己的神志清醒过来，他们就会知道，用轻率的幻想和未经证实的断言代替孜孜不倦的研究和确凿的证据，只能使真理和正确哲学的目的受到损害。”
这一段话同时应用于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了。各领域争先恐后地想要取得新进展，狂热地幻想毫无任何现实依据的事物，与“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做法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另有一段关于葛德文对两性间情欲描述的论述，也展示出马尔萨斯不凡的眼光。葛德文推测，情欲将来会消失，但马氏认为，性爱的激情同理性或美德并不矛盾。他说：
“每个时代已届晚年的人们都激烈反对自己感觉不到的情欲，但却没有多少理由，也极少成功。那些生来性情冷淡、不知性爱为何物的人，当然完全没有资格判断情欲对于生活中愉快感觉的总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贡献。而年轻时纵欲过度，因此年老后身体虚弱、内心充满悔恨的那些人，也很可能指责这种愉快空虚无益，无法使人永久满足。
其实，纯粹性爱的快乐，与最进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并不矛盾……理性的快乐超越肉体快感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它较为真切和根本，不如说是在于它持续时间较长，牵涉面较广，并且不易使人满足。”
同时，他补充道：
“在对一切享受（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智力的）的追求中，理性即我们能够估算结果的能力，都是适当的矫正者和指导者。因此，较高的理性往往可以防止纵欲过度，但它绝不会灭绝这种快乐。”
这样看来，一些虚伪的道德卫道士们在马氏面前大概会抬不起头来……孟子的时代梁惠王还能比较客观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虽然听上去有些无耻），等到了宋明理学的学术带头人朱老夫子高声疾呼“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国内社会已经虚伪得不成样子了……
对于真理的传达，马尔萨斯有这样一席话：
“在葛德文信念中，理智快乐优于感官快乐是一条基本真理。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但我怎样把这一真理传达给一个从未感受到理智快乐的人呢？这就如同要向瞎子说明颜色的样子，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劝导他，我也绝不可能达到目的。
在我们之间，缺少衡量事物的共同尺度。我不能做到一步一步地使他明白，因为这是一个从性质上说根本无法加以证明的真理，我所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将理智快乐置于非常崇高的地位；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觉声色口腹之乐是毫无意义、转瞬即逝的，经常让人感到乏味和恶心；而理智上的快乐却似乎有一股清新之气，总是我感到年轻……如果他相信我，那只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和对我提及的人物的尊崇，这是信赖而不是信服。我所说的不能使他真正信服。这并非推理所致，而是牵涉到经历。
他也许会回答说，你所说的对你自己和许多品德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真理，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件事上却有与你们大不相同的感受。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若是参加舞会，或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抖擞，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看到这段话时我犹如再逢知音：他说出了我一直深有同感却难以表达出来的感受。有时我们寻求到了理性的乐趣，试图传达给友人，却不被理解，这件事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马氏于是说：“在这种情形下，推理和论证是毫无用处的。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会真正对感官的愉悦感到厌腻，或某一偶然事件会唤醒他的潜在的智慧，这种经历在一个月内所起的作用，是40年最为耐心细致的劝导也甭想做到的。”
细细咀嚼这几句话，能感觉到万千苦涩的情怀。我不知其他读者是否也觉察得到，或许这种感觉只有感同身受之后才能心领神会，微微颔首或是击掌长叹，不言自明。
不过这也给予教育学另一个启发：尽管我们有时叹息朽木不可雕孺子不可教，但是如果持之以恒地作一些适当的引导——注意，并非灌输——当有一天，教育的对象开始意识到一些事情（比如理性、独立思考）的重要性，蓦然回首时，感激之情会多于懊悔。马尔萨斯那段话的表达或许过份强调了“唤醒”的一瞬，然而那种智慧要想得到应用，却少不了先前漫长的、近乎无意识的积累。
是为补充。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马尔萨斯对于社会目标的看法。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积极建设XX，迈步进入XX社会”所带来的，以浮躁冒进为首的一系列副作用，实在不失为一味强大的解药。
“常有人说，虽然不能期望任何事情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但在眼前树立起一尽善尽美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于并优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肯定会朝这种完美模式有所迈进，不过，由于我们的双眼紧盯着这个无比完美的模式，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很可能会因此受到阻碍。”
在两百年前的《人口原理》面前，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现代人的渺小。如果没有这些巨人的肩膀，简直要沦落到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的地步。不过无论如何，所幸我们如今可以读到这样的真知灼见，一想到不少人同样能够在阅读此类著作中体会到理性思维带来的巨大乐趣，便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很多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不管怎么说吧，谨以此文向马尔萨斯先生，以及他的前辈，休谟、亚当·斯密等人，致敬。
李修竹
09.10.4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