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的回忆录

可以说，宽容与温和是一直贯彻于赵家璧晚年的多种回忆文字中。他的回忆文字估计有六十万字之多。与赵相比，郑伯奇在上世纪60年代曾有一种非常现实看法与说法，郑说：“不趁着同时代人还健在时写写回忆录，死后任人涂抹是不甘心的。”

赵显然没有那么多的“不甘心”，因为他一生人缘很好，写这些文字更多是为了总结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成绩、给文学研究提供史料。

他的回忆文字主要收录在三部书稿中，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编辑忆旧》、198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顾与展望》、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中，另外结集的有《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民文学1981年版、河北教育2006年版）、《书比人长寿》（香港三联1988年版），前者为关于鲁迅文章的精选，后者是改称《文坛故旧录》的内地版；2008年，中华书局在赵家璧诞辰一百周年时，重新录排、校订了《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也重印了《编辑忆旧》。

客观地说，赵家璧的回忆文字也是比较谨慎的，如赵在《编辑忆旧》后记时所说：“我从1977年开始写这类回忆三十年代编辑生涯的文章，最初只写与鲁迅有关的。一是因为鲁迅给我的近五十封信，一直珍藏在身边；而当时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集中于研究鲁迅。1978年拨乱反正后，双百方针得到了真正的落实，我回忆的范围大大地开阔，余悸也逐渐消除了。”

但“极左”政治给赵内心造成的阴影显然是一句话两句话能消除了的。因此，如今翻检赵的回忆文字，会发现除却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文字印记以外，仍存在着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个是沿循“正确”的路线，一个是突出“重要”的作家和事件。

所谓“正确路线”即注意保持与“反动派”、“资本家”、“极左”的距离；所谓“重要”，即笔墨大多放置于一些大作家和重要作家身上，前者如鲁迅、茅盾、郑振铎、老舍、徐志摩等人身上，后者如蔡元培、巴金、胡愈之、丁玲、夏衍等人身上。

从赵的写作时间看，《老舍和我》写于1985年，此前关于老舍的回忆文字已经出版了一大批了，这与老舍对赵一生影响的极不对称，赵曾自称老舍为唯一的“恩友”，他也因此面对了许多人的质疑。

在回忆录的著写对象的选择上，赵也是有避与讳的。像施蜇存、马国亮这样与他交往一生的、身上仍有存疑的人物没有专文提及；他的同学储安平、良友复兴董事长袁仰安都是回避提及的，这二人一个是永不摘帽的右派，一个则是毁灭他良友“复兴梦”的人；赵清阁和谢冰莹等与他交情不错的女作家，也是不提及的，前者可能要避老舍的“讳”，赵家璧在信中曾称赵清阁为“数十年知友”，在解放后，蒙老舍恩惠的赵家璧对赵清阁一直照顾有加，比如赵清阁生病他会写信告知老舍，他去北京也会代赵清阁为老舍捎礼物，而谢冰莹可以说是赵一手“捧红”的作家，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也是“良友文学丛书”最为畅销的书目之一，但谢冰莹早年入党又“脱党”，解放前避走台湾转道美国，存在不太“适合”说的因素。

部分散落于报刊的回忆文字还存在版本不一的问题，据孔海珠说，当年他为孔家执笔“说明”的一件事，文章刊出后意思有些变味，赵又写信跟孔海珠说香港的版本刊出有一段话，后来内地刊发又删节了。[iv]赵自己也说过，1957年他在写为《人民日报》有关《大系》第三辑的文章时，未说明当时他曾请文协的梅林[v]担任史料集的编辑，原因是梅林与胡风事件有牵连。

而在写作的过程中，赵的矛盾与谨慎他自己也有披露，比如迟写老舍回忆的缘由是他觉老舍当年汇美金给他不好说；写信问茅盾三十年代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黎照寰能不能提；完成《重见丁玲话当年》直接将初稿寄给丁玲请丁过目等等。

除此之外，赵家璧的回忆录也带有回忆文字通常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容易在回忆的过程中，将最初的事态寄予理想的色彩，并强调个人在一些事件过程中的作用。

如上种种，可以说多是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赵1957年3月写给《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文革时被批判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列为“颂古非今的大毒草”，此事带给赵的影响是巨大的，连曾鼓动赵写此类文字的姜德明后来在提起他的回忆录时都说“是否尽抒其言了，亦难说”。尽管这一局限对后世研究有未尽或者是未够清透的遗憾，但老人还是以其善意、勤奋、认真与谦虚，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