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李洪岩 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管锥编》
本文作者：李洪岩，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学史等。著有《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年史话·史学史话》等。
没有人怀疑《管锥编》是近代以来我国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不过，要想给这部书定性，却并非易事。
走进图书馆，会发现这部书不归属文史哲的任何一个类别，而是归乎“综合”类。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目录学家精准的目光，因为它精准地反映了该书综括四部、周览遍包的特点。
有人说，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读懂的“天书”。可是，也有人说，沉下心，翻一翻，发现此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读。
还有人说，《管锥编》的神乎其神，全是那些无聊的“钱学家”们吹出来的；其实，在电脑发达的时代，好多人都能够“处理”出几部类似的书。可是，又有人说，这纯属无知妄人的胡言乱语！
对《管锥编》最著名的一个定性，是说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零零碎碎、缺乏体系是它的致命伤；弥漫满纸的书名、人名、洋文、文言文，说明它还是一部自娱自乐、炫耀学问的大杂烩。在互联网上随便一搜，会发现对《管锥编》的“鄙视”叠床架屋，早已举不胜举。
有时，笔者不禁暗自发问：在当今这个网络阅读的时代，到底有几个人认真通读过《管锥编》？我们要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这部书，还能赢得多少人的耐心？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到今年12月19日，钱先生逝世就满10周年了。在这个值得怀念的日子里，谈一谈《管锥编》，应该是适当的吧！
我以为，《管锥编》是一部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如果你不喜欢它过于细碎的知识，那么，它还有精美的思想。如果你对思想不感兴趣，那么，它还有美妙的语言。如果你觉得语言的美丑完全无关紧要，那么，它还有精细的考据。词章、义理、考据，古人所欲达到的写作极致，在这本书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不消说，它是跨学科的，也是融化民族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文史哲的相互融通，中西文明的交互映照，宏观与微观的一网打尽，让这部书显得格外神奇，甚至有些“怪异”。
钱锺书先生正是写作上的完美主义者。在知识与思想领域，他抱有统领全部、巨细靡遗的雄霸思维，并试图通过《管锥编》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决不会采用单一的著述方式，决不会为自己划定学科或范围，而是要编织一套综合的、多面向的学识网络。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董仲舒回答，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译成白话就是：大道理要讲得实在，也得通过实事来讲呀！《管锥编》就是这样一部书，“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把“空言”寓于“行事”之中，把思想蕴蓄于密密麻麻的书名之中，最终指向的，是完美的境界。
所以，《管锥编》虽然由笺注古籍的形式构成，由古籍中的某段话语发凡引绪，铺展开来，形成既相对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长短不一的文字内容，但那只是外表，是全书所追求的外在形式之美。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体例”。
思想才是《管锥编》的精髓。而思想的核心，在乎各种文学观念的阐发。所以，《管锥编》可以说是一部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出发，是它最重要的特点。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是它明显的特性。
显然，这是对学术史上以史学或经学为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立场的修正。
在文学观念统领下，书中探讨中外思想，不采用逻辑演绎、构造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实证性的资料搜集和梳理，将古今中外、异时异地、具有统一性的心理观念资料排列比勘，相互映照，以求贯通，从而达到整合中西的目的。
它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元史观。亦即作者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站在一元的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将一元的统一性归结于人类的心灵，但强调“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
从一元史观出发，全书表现出对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强烈关注。它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时刻通过细节去映现世界的统一性，以大量事例，揭示一般与差别、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理一分殊”、“一多互证”，在《管锥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书中鲜明反映了辩证思维的特点。钱锺书娴熟运用辩证法，以辩证的眼光观察、论断研究对象，以学术考辨方式进行理论思考，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性，“于旧解别出新意”，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诗化观念，亦即用艺术化的眼光阐释各类文献，观察各类事物。钱锺书说，文士和诗人往往在见解上高于学者乃至哲人，并经常成为后者的先声。“文士慧悟愈于学士穷研”，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考语，难免让人惊心动魄。
钱锺书还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观察人情与人心的史料功能，但受艺术属性限制，基本不具备考信具体历史事实的功能。所以，书中反对无原则地“以诗证史”。同时，又主张“史蕴诗心”，即认为历史著作常常采用艺术的手法，在局部上成为艺术作品。由此出发，书中不断地而且十分猛烈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抨击，认为“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甚至艺术属性较淡的诸子书，其中所道，也常常“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故“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钱锺书既反对用考据而非审美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著作。此类相关言论，在书中大量存在。
《管锥编》还考察了中西历史中哲学（含伦理道德和人生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科技、语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中西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许多具有普遍性的母题进行了考察，涉及到创作、文体、鉴赏、批评、修辞等方面。书中也包涵许多考据性的内容。要想以“文化快餐”的方式对《管锥编》的内容产生某种印象，读者不妨参考一下蔡田明先生所著《〈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后面所附的那个主题索引。
说到底，《管锥编》是20世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全面汇通以来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正日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阐释、认可和应用。
二十多年前，我始读此书，即被其“怪异”的著述形式与内容所震撼。二十多年后，它依然是我常置案头的经典。我共购买了五套《管锥编》，时常翻阅，勾勾画画，乐趣无穷。
有两件旧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余英时考证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的史事，与钱锺书通信，钱先生回函谓，《管锥编》某页有涉及，余氏翻读，甚感钦佩。另一件是，萧乾先生晚年译奇书《尤利西斯》，特意拈出《管锥编》采用此书词句解释《史记》话语的例子，誉为先河。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即每遇学术问题，首先要查一查《管锥编》中是怎样说的。甚至自学德文，也从《管锥编》中抄写妙译，大有收益。我深深体会到，《管锥编》中所有词句都是浓缩的，经过了作者的思想洗炼与旧货翻新，蕴蓄着多面向的价值和深意。而这些，是电脑所“处理”不来的。
1989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论文，提出钱锺书的治学风格须借助西方的诗化哲学（例如哲学解释学）来通解。后来，我发现许多学者循着这一路径去解读《管锥编》。至今，我依然认为，哲学解释学是破解《管锥编》的一把钥匙。
《管锥编》的英文名是：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最早由中华书局（北京）于1979年8月出版，全四册，1089千字。1982年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84千字。198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2版，其中1994年12月推出的第4次印刷本，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5册。该五册本是《管锥编》的定本，共1360千字。
没有人怀疑《管锥编》是近代以来我国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不过，要想给这部书定性，却并非易事。
走进图书馆，会发现这部书不归属文史哲的任何一个类别，而是归乎“综合”类。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目录学家精准的目光，因为它精准地反映了该书综括四部、周览遍包的特点。
有人说，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读懂的“天书”。可是，也有人说，沉下心，翻一翻，发现此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读。
还有人说，《管锥编》的神乎其神，全是那些无聊的“钱学家”们吹出来的；其实，在电脑发达的时代，好多人都能够“处理”出几部类似的书。可是，又有人说，这纯属无知妄人的胡言乱语！
对《管锥编》最著名的一个定性，是说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零零碎碎、缺乏体系是它的致命伤；弥漫满纸的书名、人名、洋文、文言文，说明它还是一部自娱自乐、炫耀学问的大杂烩。在互联网上随便一搜，会发现对《管锥编》的“鄙视”叠床架屋，早已举不胜举。
有时，笔者不禁暗自发问：在当今这个网络阅读的时代，到底有几个人认真通读过《管锥编》？我们要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这部书，还能赢得多少人的耐心？
《管锥编》是钱锺书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到今年12月19日，钱先生逝世就满10周年了。在这个值得怀念的日子里，谈一谈《管锥编》，应该是适当的吧！
我以为，《管锥编》是一部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如果你不喜欢它过于细碎的知识，那么，它还有精美的思想。如果你对思想不感兴趣，那么，它还有美妙的语言。如果你觉得语言的美丑完全无关紧要，那么，它还有精细的考据。词章、义理、考据，古人所欲达到的写作极致，在这本书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不消说，它是跨学科的，也是融化民族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文史哲的相互融通，中西文明的交互映照，宏观与微观的一网打尽，让这部书显得格外神奇，甚至有些“怪异”。
钱锺书先生正是写作上的完美主义者。在知识与思想领域，他抱有统领全部、巨细靡遗的雄霸思维，并试图通过《管锥编》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决不会采用单一的著述方式，决不会为自己划定学科或范围，而是要编织一套综合的、多面向的学识网络。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董仲舒回答，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译成白话就是：大道理要讲得实在，也得通过实事来讲呀！《管锥编》就是这样一部书，“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把“空言”寓于“行事”之中，把思想蕴蓄于密密麻麻的书名之中，最终指向的，是完美的境界。
所以，《管锥编》虽然由笺注古籍的形式构成，由古籍中的某段话语发凡引绪，铺展开来，形成既相对独立成章又相互映照、长短不一的文字内容，但那只是外表，是全书所追求的外在形式之美。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体例”。
思想才是《管锥编》的精髓。而思想的核心，在乎各种文学观念的阐发。所以，《管锥编》可以说是一部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出发，是它最重要的特点。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是它明显的特性。
显然，这是对学术史上以史学或经学为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立场的修正。
在文学观念统领下，书中探讨中外思想，不采用逻辑演绎、构造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实证性的资料搜集和梳理，将古今中外、异时异地、具有统一性的心理观念资料排列比勘，相互映照，以求贯通，从而达到整合中西的目的。
它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是一元史观。亦即作者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站在一元的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将一元的统一性归结于人类的心灵，但强调“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
从一元史观出发，全书表现出对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强烈关注。它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又时刻通过细节去映现世界的统一性，以大量事例，揭示一般与差别、规律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理一分殊”、“一多互证”，在《管锥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书中鲜明反映了辩证思维的特点。钱锺书娴熟运用辩证法，以辩证的眼光观察、论断研究对象，以学术考辨方式进行理论思考，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关联，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性，“于旧解别出新意”，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诗化观念，亦即用艺术化的眼光阐释各类文献，观察各类事物。钱锺书说，文士和诗人往往在见解上高于学者乃至哲人，并经常成为后者的先声。“文士慧悟愈于学士穷研”，这种具有颠覆性的考语，难免让人惊心动魄。
钱锺书还认为，艺术作品具有观察人情与人心的史料功能，但受艺术属性限制，基本不具备考信具体历史事实的功能。所以，书中反对无原则地“以诗证史”。同时，又主张“史蕴诗心”，即认为历史著作常常采用艺术的手法，在局部上成为艺术作品。由此出发，书中不断地而且十分猛烈地对实证主义进行抨击，认为“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甚至艺术属性较淡的诸子书，其中所道，也常常“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故“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钱锺书既反对用考据而非审美的眼光看待艺术作品，也反对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著作。此类相关言论，在书中大量存在。
《管锥编》还考察了中西历史中哲学（含伦理道德和人生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科技、语言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中西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许多具有普遍性的母题进行了考察，涉及到创作、文体、鉴赏、批评、修辞等方面。书中也包涵许多考据性的内容。要想以“文化快餐”的方式对《管锥编》的内容产生某种印象，读者不妨参考一下蔡田明先生所著《〈管锥编〉述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后面所附的那个主题索引。
说到底，《管锥编》是20世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全面汇通以来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全球化的特点。它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学术思想价值，正日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阐释、认可和应用。
二十多年前，我始读此书，即被其“怪异”的著述形式与内容所震撼。二十多年后，它依然是我常置案头的经典。我共购买了五套《管锥编》，时常翻阅，勾勾画画，乐趣无穷。
有两件旧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件是，余英时考证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的史事，与钱锺书通信，钱先生回函谓，《管锥编》某页有涉及，余氏翻读，甚感钦佩。另一件是，萧乾先生晚年译奇书《尤利西斯》，特意拈出《管锥编》采用此书词句解释《史记》话语的例子，誉为先河。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即每遇学术问题，首先要查一查《管锥编》中是怎样说的。甚至自学德文，也从《管锥编》中抄写妙译，大有收益。我深深体会到，《管锥编》中所有词句都是浓缩的，经过了作者的思想洗炼与旧货翻新，蕴蓄着多面向的价值和深意。而这些，是电脑所“处理”不来的。
1989年，我发表第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论文，提出钱锺书的治学风格须借助西方的诗化哲学（例如哲学解释学）来通解。后来，我发现许多学者循着这一路径去解读《管锥编》。至今，我依然认为，哲学解释学是破解《管锥编》的一把钥匙。
《管锥编》的英文名是：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随笔）。最早由中华书局（北京）于1979年8月出版，全四册，1089千字。1982年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84千字。198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2版，其中1994年12月推出的第4次印刷本，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5册。该五册本是《管锥编》的定本，共1360千字。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