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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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正在阅读王树增先生的战争系列丛书之一——《解放战争》，由于篇幅确实比较长，或者说结构的确比较宏大，我这个对于战争史的门外汉看了三天也才把页数为七百多页的上册看了不到三分之一，但还是被这部我尚没有发言权的著作所吸引，使得海没看完的我忍不住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文字。
说实话，看到现在的程度，我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几次被战争史吸引，而吸引我的那些战争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中国，或是有一部分牵扯到中国，在初中的时候，一次无意间上网，看到了当时正在热评的抗日史——《国殇》，后面的小标题我已不能完全背出，主要是记述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三八年底日军攻占武汉和广州为止国军在正面抗战的实录，虽然具体的脉络依然不甚清晰，毕竟记忆所限，但其中一个个独立成章的模块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拥有着一席之地，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书籍，结构却还是丰富和多样的，还着重介绍了之前我并不甚了解的抗日时期中国的空海军，就是从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顶级的飞行员，在万里长空迎击着日寇，原来中国也有驱逐战舰，在一步步拖延着日军的进军速度，为着“空间换时间”政策来奉献着星火般的热量。第二次便是高中时期曾一度热衷于抗日战争中的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次出境作战——滇缅之战。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先后看了《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缅北之战》等等几本书，其中有记者回访旧站址，寻访老战士的整理记录，也有黄仁宇先生在滇缅做战地记者的连载整理后的成书，这股热情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到了大学，还是耐不住冲动，仔细阅读了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觉得触动很大，了解很多，并且和之后的解放战争连上了，这让我又有了新的视角和更深层次上的体会，是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向来为共产党的军队所试用，但几乎每次都是损失重大后调整成了“不计一地一城得失”的新政策。俗话说的好，船小好调头，积重难返的国军和政府很难再派系间给出这样一个可以贯彻到底的法令，令行禁止也不过是一纸空谈。但，血战滇缅的种种事迹，让我依然心潮澎湃，仿佛一直看不见得利爪将我的心揪起，扔到了那瘴气扑鼻的西南边陲，泥土与鲜血混合而成的味道时刻提醒着国人，那里，在国门之外的缅甸，埋葬着为了中国复兴而牺牲的有名或无名英杰。而第三次，就是大二时期在寒假家里的被窝里读完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作者是一位美国作家约翰 托兰。他的另一部作品《第三帝国的衰亡》以记述德国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情况树立了自己在战争史方面的地位，而那本著作也获得了许多纪实类作家梦寐以求的奖项——普利策奖。看了他的关于日本如何从一个深陷制度混乱和经济重挫的国家一步步迈向战争这个更大更深的泥潭而最终不能自拔的历史的记述，不禁大呼过瘾，而其中详尽的专业记述和人文关怀的文学笔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看完《万历十五年》后大呼中国古代史就该这么写的感慨一样，我着实觉得战争史就应该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加以描写，并做到不偏不倚，两者皆重。
扯了这么多的闲话，仿佛与题无关，但这也是我在看《解放战争》这本书时仍旧抱有的观点，对于这部中国的内战史，我找到约翰托兰的影子，并不是说有某种形式上的雷同，而是说这部著作在科学与人文的平衡上让我的心感受到了共振的力量。一步步都有关于战争的书籍陪伴，我尚有一定的资格说这十年来中国对于这道历史伤疤的开放进程。从抗日战场上国军的表现到内战中国共双方的彼此较量，社会和民众正在一点点走向理性的认知，诚然，意识形态的开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没有人能预料这种开放能否达到所有人需要的程度，但，这种进步和敢于开放的勇气我想如果完全认为理所应当，恐怕还是辜负了不少人。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有条件壮大的队伍——共产党何其军队，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恐怕没有人能给出先例，“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他们愿意的选择，而是无奈的考量。从政治斡旋到军事对抗，从谈判桌到演兵场，转变正如马歇尔所说：“莫过于国共双方深厚的怀疑与不信任在作祟而可以将中国在抗战后再次拉入战争泥潭的了。”不错，就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同时，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诚意，历史证明，当两方都最大限度试探对方诚意的时候，战争就已经在敲门甚至已经推门而入了。
题目定为《历史的病历》，还是有些过分，这难道不是把近代瘦弱的中国承认为“东亚病夫”了么？其实不然，此“病历”非此“病夫”的“病历”，而是中国，这个近代史中摸爬滚打不断向前的坚强斗士的个人简历。太久太久，当改朝换代重写历史之时，文过饰非添油加醋总不乏擅长的人在，这样只会造成一种结果，人民不能理性的接受历史真相的教育，也就不能吸取教训，为以后的路做借鉴，没有最大多数人民的理解，再强大的政府最终也只是纸老虎，沦为被雨水冲走的下场。
但凡病人看病，医生都不该对于病历有丝毫的篡改，而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史，更不应该有所保留，这是关乎亿万百姓的头等大事，刻意去丑化或美化谁都是错误的，是无益的，是有害的，是不应当加以赞扬，不应成为潜规则，而应该被严格避免的。我想，认识到的人不少，而敢于做的人却不多，特别是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就更加凤毛麟角。我想，不管是外国的约翰托兰，还是中国的王树增，能用客观和理性，科学和人文来左右自己历史观都是值得尊敬的，而有幸看到这些作品的我们，也应该能为一睹国家病历而感到庆幸，或许有些脆弱的幻想会破灭，有关的记忆会被改变甚至颠覆，但，这种破灭、改变和颠覆式有意义的，是有着深远的分量的。
人民创造了历史，却总有个别人试图以个人之力去改变它，有些意图固然是善意的，可脱离了最基础的人文假定就永远逃脱不了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的命运。
国人共鉴。
说实话，看到现在的程度，我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几次被战争史吸引，而吸引我的那些战争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中国，或是有一部分牵扯到中国，在初中的时候，一次无意间上网，看到了当时正在热评的抗日史——《国殇》，后面的小标题我已不能完全背出，主要是记述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到三八年底日军攻占武汉和广州为止国军在正面抗战的实录，虽然具体的脉络依然不甚清晰，毕竟记忆所限，但其中一个个独立成章的模块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拥有着一席之地，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书籍，结构却还是丰富和多样的，还着重介绍了之前我并不甚了解的抗日时期中国的空海军，就是从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顶级的飞行员，在万里长空迎击着日寇，原来中国也有驱逐战舰，在一步步拖延着日军的进军速度，为着“空间换时间”政策来奉献着星火般的热量。第二次便是高中时期曾一度热衷于抗日战争中的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第一次出境作战——滇缅之战。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先后看了《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缅北之战》等等几本书，其中有记者回访旧站址，寻访老战士的整理记录，也有黄仁宇先生在滇缅做战地记者的连载整理后的成书，这股热情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到了大学，还是耐不住冲动，仔细阅读了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觉得触动很大，了解很多，并且和之后的解放战争连上了，这让我又有了新的视角和更深层次上的体会，是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向来为共产党的军队所试用，但几乎每次都是损失重大后调整成了“不计一地一城得失”的新政策。俗话说的好，船小好调头，积重难返的国军和政府很难再派系间给出这样一个可以贯彻到底的法令，令行禁止也不过是一纸空谈。但，血战滇缅的种种事迹，让我依然心潮澎湃，仿佛一直看不见得利爪将我的心揪起，扔到了那瘴气扑鼻的西南边陲，泥土与鲜血混合而成的味道时刻提醒着国人，那里，在国门之外的缅甸，埋葬着为了中国复兴而牺牲的有名或无名英杰。而第三次，就是大二时期在寒假家里的被窝里读完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作者是一位美国作家约翰 托兰。他的另一部作品《第三帝国的衰亡》以记述德国在二战前和二战中的情况树立了自己在战争史方面的地位，而那本著作也获得了许多纪实类作家梦寐以求的奖项——普利策奖。看了他的关于日本如何从一个深陷制度混乱和经济重挫的国家一步步迈向战争这个更大更深的泥潭而最终不能自拔的历史的记述，不禁大呼过瘾，而其中详尽的专业记述和人文关怀的文学笔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看完《万历十五年》后大呼中国古代史就该这么写的感慨一样，我着实觉得战争史就应该从科学和人文的角度加以描写，并做到不偏不倚，两者皆重。
扯了这么多的闲话，仿佛与题无关，但这也是我在看《解放战争》这本书时仍旧抱有的观点，对于这部中国的内战史，我找到约翰托兰的影子，并不是说有某种形式上的雷同，而是说这部著作在科学与人文的平衡上让我的心感受到了共振的力量。一步步都有关于战争的书籍陪伴，我尚有一定的资格说这十年来中国对于这道历史伤疤的开放进程。从抗日战场上国军的表现到内战中国共双方的彼此较量，社会和民众正在一点点走向理性的认知，诚然，意识形态的开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没有人能预料这种开放能否达到所有人需要的程度，但，这种进步和敢于开放的勇气我想如果完全认为理所应当，恐怕还是辜负了不少人。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有条件壮大的队伍——共产党何其军队，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恐怕没有人能给出先例，“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他们愿意的选择，而是无奈的考量。从政治斡旋到军事对抗，从谈判桌到演兵场，转变正如马歇尔所说：“莫过于国共双方深厚的怀疑与不信任在作祟而可以将中国在抗战后再次拉入战争泥潭的了。”不错，就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同时，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诚意，历史证明，当两方都最大限度试探对方诚意的时候，战争就已经在敲门甚至已经推门而入了。
题目定为《历史的病历》，还是有些过分，这难道不是把近代瘦弱的中国承认为“东亚病夫”了么？其实不然，此“病历”非此“病夫”的“病历”，而是中国，这个近代史中摸爬滚打不断向前的坚强斗士的个人简历。太久太久，当改朝换代重写历史之时，文过饰非添油加醋总不乏擅长的人在，这样只会造成一种结果，人民不能理性的接受历史真相的教育，也就不能吸取教训，为以后的路做借鉴，没有最大多数人民的理解，再强大的政府最终也只是纸老虎，沦为被雨水冲走的下场。
但凡病人看病，医生都不该对于病历有丝毫的篡改，而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史，更不应该有所保留，这是关乎亿万百姓的头等大事，刻意去丑化或美化谁都是错误的，是无益的，是有害的，是不应当加以赞扬，不应成为潜规则，而应该被严格避免的。我想，认识到的人不少，而敢于做的人却不多，特别是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就更加凤毛麟角。我想，不管是外国的约翰托兰，还是中国的王树增，能用客观和理性，科学和人文来左右自己历史观都是值得尊敬的，而有幸看到这些作品的我们，也应该能为一睹国家病历而感到庆幸，或许有些脆弱的幻想会破灭，有关的记忆会被改变甚至颠覆，但，这种破灭、改变和颠覆式有意义的，是有着深远的分量的。
人民创造了历史，却总有个别人试图以个人之力去改变它，有些意图固然是善意的，可脱离了最基础的人文假定就永远逃脱不了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的命运。
国人共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