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随笔（八）：十六世纪的瓶颈困局【08.06.09】

"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史学大家们这样说。关于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而关于明亡清兴之际的纷乱事件更是无从下手，这里对于南明的话题我推荐顾诚老师的杰作"南明史"，就不多说了。。明之灭亡，可以说是亡于经济，但不是亡于经济不发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亡于经济太发达。 明代的士大夫们可以算是幸运的，在经历了蒙古的短暂统治之后，宋代的程朱理学勉力支持到了明代，诞生了大儒王阳明，其创立的"心学"将禅宗融入儒学，统治了其后数百年的儒家主流，而明代的儒家官员们得此教化，成为了史上最以直言求死闻名的一群，那些御史们一个比一个猛，猛到连皇帝都害怕的地步。。在如此的局面下，为何明代的统治在太祖、成祖之后便一路下坡而不可收拾呢，其中固然有西方学者传统的土地集聚理论（即王朝初期接近平均分配的土地渐渐集中到权贵手中，而权贵手中的土地是免税的，因此国家就陷入税越收越少，民众负担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中，直到王朝灭亡，一切重新来过），但儒学培养机制的先天不足更是致命伤。 明代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尽管有蒙古的毁灭性破坏，但到了十六世纪依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果此时国家政策改为以经济为武器，那么不仅是北方的蒙古，甚至更遥远的国度也将被明朝这个经济巨兽吞噬。可惜明朝偏偏又是一个如上所述以儒学立国的朝代，而儒学传统的教育是教化重于实际、理论重于实践，当时历代明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多数是经济问题。在张居正时代，这个被称为"耀眼暮光"的十年里，讲求实际的首辅大人以个人力量收拢了支离破碎的政府架构，为明朝又延长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的寿命，当时著名的言论大意如此："尽管我给他（某地方官员）一百万他能给我贪掉五十，但事情确实可以办好"，言下之意很符合民间对于官员的四等划分——能干而不贪>能干而贪>不能干而不贪>不能干而贪。儒学教育对于经济、理财专业人员的缺失造成了明帝国十六世纪的困局，民间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国家却不能从中得到一星半点的好处，依然在农业税收问题上纠缠不休，失去商业税和海关税的后果是严重的，明亡之时国库空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而此时的民间尤其是南方却是富商云集的场景，不然也不可能支撑南明政权维持战争状态如此之久。 最后，"天子守边"的神话也是促使明代经济早早出现崩溃前兆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首都位置有逐渐东移、南移的趋势，这一方面和关中、关东、黄河平原生态环境的逐渐退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南方更为优越的水热资源逐渐得到开发有关，明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自南而北统一中国的王朝便可以证明此时南方的优势之大，而且华北地区被辽、金占领多年，此地在蒙古入侵期间是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实在是没有成为首都的条件。但人算不如天算，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大本营既然是幽州，那么蒙古习气甚重的他以此为都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乎，唐代年年从南方运粮接济首都的历史重演，为明朝的政府开支添上了重重的一笔，而漕粮的长途转运也对水利设施的维护提出了极高要求，说明朝政府成天在为钱发愁应该是不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