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李皖）
□ 李皖
（原载于10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
熟悉摇滚音乐的人，都知道伍德斯托克：50万人跑到雅斯各的农场，去听亨德里克斯、詹妮斯·乔普林唱摇滚。那是1969年，8月15至18日，整整4天。上台表演的乐队(歌手)一共有多少个？今天已经说不清楚。观众到底是50万人，还是更多？也说不清楚。我研究分析后的结果是，乐队(歌手)一共有32个，分别是里奇·黑文斯(Richie Havens)、“甜水”(Sweet water)、伯特·骚莫(BertSommer)、蒂姆·哈丁(Tim Hardin)、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梅兰妮(Melanie)、阿洛·格思里(Arlo Guthrie)、琼·贝兹(JoanBaez)、“羽毛管”(Quill)、“乡巴佬乔·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ald)、约翰·B·塞巴斯蒂安(John B.Sebastian)、“奇夫·哈特利乐队”(Keef HartleyBand)、“桑塔纳”(Santana)、“难以置信的弦乐队”(IncredibleStringBand)、“罐热”、(Canned Heat)“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克利登斯清水重现”(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詹妮斯·乔普林(JanisJoplin)、“斯莱和斯通家族”(Sly &The Family Stone)、“谁人”(TheWho)、“杰斐逊飞机”(JeffersonA irplane)、乔·科克与“油脂”(JoeCocker&The Grease)、“乡巴佬乔和鱼”(C ountryJoe&TheFish)、“山脉”(Leslie West/Moun-tain)、“十年后”(Ten Years After)、“乐队”(The Band)、约翰尼·温特(Johnny Winter)、“血、汗、泪”(BloodSw eatAnd Tears)、CSN&Y(Crosby，Stills，Nash &Young)、“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Paul Butterfield BluesBand)、“沙那那”(Sha-Na-Na)、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至于观众人数，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还是别纠结了吧。
伍德斯托克，一代人到那里相互致意，问好，见证了自己的新生。“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评论说。
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刚接触这段历史时，中国人说，反战青年，民权运动者，“爱与和平”的一代人。又说，花童，嬉皮士，“做爱，不要作战”。等对历史了解得更深，看纪录片、文献、各种各样的私人和公共纪录，发现在伍德斯托克之前与伍德斯托克之后，美国舆论对伍德斯托克的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之前，他们带着担心，视之为性乱的一代，堕落的一代；之后，他们带着惊讶，看见了和平的一代，带来了奇迹4天的一代。比如，这奇迹等于：50万人的4天，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同时却没有犯罪，没有暴力，没有骚乱，没有强奸，只有音乐、和平、欢笑、爱。
没有这么简单。埃利奥特·提伯和汤姆·蒙特新著《制造伍德斯托克》对这个人群的描述是：丈夫、妻子、直人、gay、名人、双性或三性恋以及异装癖；在另一处，他说的是克里希纳教派、越南老兵、反对越南战争的老兵、反战抗议者、黑人激进分子、倡议毒品合法化的人以及那些想要禁止一切毒品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各种教派……提伯还这样描述这些人的外在形象———
“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桔黄、粉红、红、绿、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脖子上、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珠链、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当然，这些歌声和笑声很多是由化学药品引发的。毒品到处都是——— 就好像大麻、TH C和LSD突然间合法化了。人们公开传递大麻烟卷，就好像野餐时传递烤饼一样。”
有一处，提伯试图给这群人作总结说：“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与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
提伯自己是犹太人，同性恋，手镣与皮鞭爱好者，受虐与施虐狂。他所自述的艳遇与猎艳史，毫无疑问，将让正统人士和没见过世面的人震惊、厌恶、作呕。但他同时也是位艺术家，是一位有着敏感心灵，热爱着美，追求着崇高情怀的人。
TAKINGWOODSTOCK，这本书的原名，很难翻译。它肯定不是“制造伍德斯托克”，依其本义，TAKING，那个最简单的“拿来”的意思，或许更准确。在伍德斯托克得以成事的史实中，提伯并不是最关键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小旅馆业主，一个在美国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贝特尔)的可笑的“商业理事会主席”。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受到原定地点的抵制，即将流产，提伯出现了，他伸出了橄榄枝，把伍德斯托克“拿来”。
《制造伍德斯托克》几乎没有谈到音乐，关于音乐节，它实在也说得不多。这个顺道“拿来”了伍德斯托克的人，音乐节之于他实在只是一个偶然。但是，读这本书所获得的满足，或许超过了对伍德斯托克作历史描述的音乐著作。是的，这并不是一本音乐著作，它只是提伯的传记，确切地说，是一本像小说的小人物自传。而作者自嘲而幽默的笔法，更是胜任了小说家的智慧。但它明摆着要比小说在某些方面更好，因为这是完完全全真实的。提伯极力描述了一个下层东欧移民家庭；叙述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终于成熟，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大半辈子的个人历史。一个犹太猪，一个不敢让自己的性事见阳光的烂人，一个梦想着远方的艺术青年，一个渴望着有一天能被父母赞赏的儿子，他拼尽了全力奋斗，在一个商业完全凋弊，四周没有一丝希望的“旅游”小镇，在一个毫无道德感，肮脏、贪婪、付不起按揭而家产随时可能被政府收去的家庭，绝望把他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疯子，一个说出的黑色笑话能毒倒一排人的超级笑蛋。
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它走投无路处的压抑，柳暗花明时的狂喜，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并非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如何走出绝望、最终得到至高救赎的亲身经历，而任何一个对人生同样敏感的人，正置身于同样的逆境之中，所以，它一直紧扣着你的心。最终，它成了一部从泥淖和深渊可以一直上达天庭的大弥撒，成了一部对爱的雄辩证明，一部千回百转硬朗无比的证明，由于它的污浊、它的邪恶、它的迂回曲折却终获慰藉，这证明比一切圣洁的证明更来得惊心动魄和强大。
而伍德斯托克是这故事得以喜剧收尾、这爱的证明得以最终成立的转折点，到了这里，境界突转，从悲抑飞奔进狂喜。在伍德斯托克所聚集的人群中，埃利奥特·提伯第一次发现了这么多的歧路人。被此刻包围着他的这一簇灵魂激励着，提伯发现了救赎的转机：“这些人并不局限于异性恋对同性恋的二元性。他们是自由的，以那些我过去从不认为是可能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或双性恋，而是说，不管他们是什么，或者不管我是什么，都是极好的。从他们身上散发的信息是除了做你自己，没有必要做别的。欣赏它，伙计。体验它。……如果一个男人走路喜欢扭捏做女人状，那就扭捏做女人状。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公开展示性感，那她就是。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同性恋，那么他或她就做公开的同性恋。”
伍德斯托克展示了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动荡的1960年代的一代人，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森然对峙，面对着地球可能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人类所有曾经坚固的信念经历了挑战，世界的原有价值观都分崩离析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比宽松而多元的时期。伍德斯托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里，自由的、不羁的、色彩斑斓而又天真幼稚的多元混合体刚刚诞生，他们以乐观而又无知的信念，绽放出了第一次却也是最灿烂的光亮。
经历了伍德斯托克，埃利奥特·提伯，这个一直身怀罪恶感的人，豁然而获新生。结局是，他找到了那个用一生时间寻找的唯一东西——— 爱，他与比利时导演兼教授安德烈(男性)结了婚，在布鲁塞尔两人营建了一个家，创造力像花一样盛开，两人一起合作写电影剧本、戏剧，一起生活、相爱，直到1999年，安德列死于癌症。在书的结尾，提伯这样骄傲地说：我爬上了那座山，“……跟我长久的报应之神摩西一样，我在巅峰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伍德斯托克“在我内心激发了某种奇妙的神秘变化，使我生命中的许多分散的条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那了不起的混合成就了我所有的梦想，包括一切梦想中最重要的，我一生的伴侣，安德烈·厄诺特。”
就在前不久，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伍德斯托克的纪念文章。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诚如作者所宣称的：“它也许没有改变世界，但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
（原载于10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
熟悉摇滚音乐的人，都知道伍德斯托克：50万人跑到雅斯各的农场，去听亨德里克斯、詹妮斯·乔普林唱摇滚。那是1969年，8月15至18日，整整4天。上台表演的乐队(歌手)一共有多少个？今天已经说不清楚。观众到底是50万人，还是更多？也说不清楚。我研究分析后的结果是，乐队(歌手)一共有32个，分别是里奇·黑文斯(Richie Havens)、“甜水”(Sweet water)、伯特·骚莫(BertSommer)、蒂姆·哈丁(Tim Hardin)、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梅兰妮(Melanie)、阿洛·格思里(Arlo Guthrie)、琼·贝兹(JoanBaez)、“羽毛管”(Quill)、“乡巴佬乔·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ald)、约翰·B·塞巴斯蒂安(John B.Sebastian)、“奇夫·哈特利乐队”(Keef HartleyBand)、“桑塔纳”(Santana)、“难以置信的弦乐队”(IncredibleStringBand)、“罐热”、(Canned Heat)“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克利登斯清水重现”(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詹妮斯·乔普林(JanisJoplin)、“斯莱和斯通家族”(Sly &The Family Stone)、“谁人”(TheWho)、“杰斐逊飞机”(JeffersonA irplane)、乔·科克与“油脂”(JoeCocker&The Grease)、“乡巴佬乔和鱼”(C ountryJoe&TheFish)、“山脉”(Leslie West/Moun-tain)、“十年后”(Ten Years After)、“乐队”(The Band)、约翰尼·温特(Johnny Winter)、“血、汗、泪”(BloodSw eatAnd Tears)、CSN&Y(Crosby，Stills，Nash &Young)、“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Paul Butterfield BluesBand)、“沙那那”(Sha-Na-Na)、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至于观众人数，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还是别纠结了吧。
伍德斯托克，一代人到那里相互致意，问好，见证了自己的新生。“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评论说。
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刚接触这段历史时，中国人说，反战青年，民权运动者，“爱与和平”的一代人。又说，花童，嬉皮士，“做爱，不要作战”。等对历史了解得更深，看纪录片、文献、各种各样的私人和公共纪录，发现在伍德斯托克之前与伍德斯托克之后，美国舆论对伍德斯托克的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之前，他们带着担心，视之为性乱的一代，堕落的一代；之后，他们带着惊讶，看见了和平的一代，带来了奇迹4天的一代。比如，这奇迹等于：50万人的4天，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同时却没有犯罪，没有暴力，没有骚乱，没有强奸，只有音乐、和平、欢笑、爱。
没有这么简单。埃利奥特·提伯和汤姆·蒙特新著《制造伍德斯托克》对这个人群的描述是：丈夫、妻子、直人、gay、名人、双性或三性恋以及异装癖；在另一处，他说的是克里希纳教派、越南老兵、反对越南战争的老兵、反战抗议者、黑人激进分子、倡议毒品合法化的人以及那些想要禁止一切毒品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各种教派……提伯还这样描述这些人的外在形象———
“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桔黄、粉红、红、绿、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脖子上、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珠链、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当然，这些歌声和笑声很多是由化学药品引发的。毒品到处都是——— 就好像大麻、TH C和LSD突然间合法化了。人们公开传递大麻烟卷，就好像野餐时传递烤饼一样。”
有一处，提伯试图给这群人作总结说：“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与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
提伯自己是犹太人，同性恋，手镣与皮鞭爱好者，受虐与施虐狂。他所自述的艳遇与猎艳史，毫无疑问，将让正统人士和没见过世面的人震惊、厌恶、作呕。但他同时也是位艺术家，是一位有着敏感心灵，热爱着美，追求着崇高情怀的人。
TAKINGWOODSTOCK，这本书的原名，很难翻译。它肯定不是“制造伍德斯托克”，依其本义，TAKING，那个最简单的“拿来”的意思，或许更准确。在伍德斯托克得以成事的史实中，提伯并不是最关键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小旅馆业主，一个在美国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贝特尔)的可笑的“商业理事会主席”。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受到原定地点的抵制，即将流产，提伯出现了，他伸出了橄榄枝，把伍德斯托克“拿来”。
《制造伍德斯托克》几乎没有谈到音乐，关于音乐节，它实在也说得不多。这个顺道“拿来”了伍德斯托克的人，音乐节之于他实在只是一个偶然。但是，读这本书所获得的满足，或许超过了对伍德斯托克作历史描述的音乐著作。是的，这并不是一本音乐著作，它只是提伯的传记，确切地说，是一本像小说的小人物自传。而作者自嘲而幽默的笔法，更是胜任了小说家的智慧。但它明摆着要比小说在某些方面更好，因为这是完完全全真实的。提伯极力描述了一个下层东欧移民家庭；叙述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终于成熟，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大半辈子的个人历史。一个犹太猪，一个不敢让自己的性事见阳光的烂人，一个梦想着远方的艺术青年，一个渴望着有一天能被父母赞赏的儿子，他拼尽了全力奋斗，在一个商业完全凋弊，四周没有一丝希望的“旅游”小镇，在一个毫无道德感，肮脏、贪婪、付不起按揭而家产随时可能被政府收去的家庭，绝望把他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疯子，一个说出的黑色笑话能毒倒一排人的超级笑蛋。
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它走投无路处的压抑，柳暗花明时的狂喜，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并非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如何走出绝望、最终得到至高救赎的亲身经历，而任何一个对人生同样敏感的人，正置身于同样的逆境之中，所以，它一直紧扣着你的心。最终，它成了一部从泥淖和深渊可以一直上达天庭的大弥撒，成了一部对爱的雄辩证明，一部千回百转硬朗无比的证明，由于它的污浊、它的邪恶、它的迂回曲折却终获慰藉，这证明比一切圣洁的证明更来得惊心动魄和强大。
而伍德斯托克是这故事得以喜剧收尾、这爱的证明得以最终成立的转折点，到了这里，境界突转，从悲抑飞奔进狂喜。在伍德斯托克所聚集的人群中，埃利奥特·提伯第一次发现了这么多的歧路人。被此刻包围着他的这一簇灵魂激励着，提伯发现了救赎的转机：“这些人并不局限于异性恋对同性恋的二元性。他们是自由的，以那些我过去从不认为是可能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或双性恋，而是说，不管他们是什么，或者不管我是什么，都是极好的。从他们身上散发的信息是除了做你自己，没有必要做别的。欣赏它，伙计。体验它。……如果一个男人走路喜欢扭捏做女人状，那就扭捏做女人状。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公开展示性感，那她就是。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同性恋，那么他或她就做公开的同性恋。”
伍德斯托克展示了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动荡的1960年代的一代人，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森然对峙，面对着地球可能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人类所有曾经坚固的信念经历了挑战，世界的原有价值观都分崩离析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比宽松而多元的时期。伍德斯托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里，自由的、不羁的、色彩斑斓而又天真幼稚的多元混合体刚刚诞生，他们以乐观而又无知的信念，绽放出了第一次却也是最灿烂的光亮。
经历了伍德斯托克，埃利奥特·提伯，这个一直身怀罪恶感的人，豁然而获新生。结局是，他找到了那个用一生时间寻找的唯一东西——— 爱，他与比利时导演兼教授安德烈(男性)结了婚，在布鲁塞尔两人营建了一个家，创造力像花一样盛开，两人一起合作写电影剧本、戏剧，一起生活、相爱，直到1999年，安德列死于癌症。在书的结尾，提伯这样骄傲地说：我爬上了那座山，“……跟我长久的报应之神摩西一样，我在巅峰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伍德斯托克“在我内心激发了某种奇妙的神秘变化，使我生命中的许多分散的条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那了不起的混合成就了我所有的梦想，包括一切梦想中最重要的，我一生的伴侣，安德烈·厄诺特。”
就在前不久，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伍德斯托克的纪念文章。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诚如作者所宣称的：“它也许没有改变世界，但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