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囊秦汉，嘉惠学人

——读李樯先生《秦汉刻石选译》

     秦汉两朝在短短的四百余年间为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传统构建了框架、奠定了基础，在文化、艺术方面，也以勃健的生命力缔造了先秦之后的又一高峰。然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除典籍外，我们也只能借助各个时期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这其中，刻石无疑是最直接、最具说服力的材料了。

      在对这些材料的解读过程中，识字、断句、释义无疑是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这些石刻中保存基本完好、用字完全遵守正体的毕竟所占比例不大，大部分刻石都有不同程度的漫漶泐损，同时，受两次文字演变的影响，俗字、误字时常闪烁其中，这都给研究历史、学习书法的学者以及爱好者带来很大的困难与不便。正是出于要“减少当代读者阅读、使用这部分文化遗产的困难”的目的（《秦汉刻石选译》前言），李樯先生积数年之功，完成了这本《秦汉刻石选译》（下简称《选译》），该书的出版，实“嘉惠学人之处良多”（王学仲先生为《选译》所做序文），既是了解秦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民情风俗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尤其是针对秦汉阶段石刻书法）极好的工具书。

      该书篇目选取涵盖广泛，解读体例完整清晰。作者对所选的每件石刻作品的解读均严格按照“四步走”呈示给读者：首先是题记，强调客观记录，在参阅诸多材料的基础上，取其中最公允的说法，对其历史价值、书法价值不做过多评判，今人、古人观点并举，往往一两句或数字便精准涵盖；然后进行原文文字的辨识、校勘；再次，对文中重点字、词进行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石刻内容；最后是今译，即将文言文译作白话，进一步方便学人。

      倘若说对唐或唐以后的刻石进行释读、今译，其难度未必很大；但是对秦汉石刻来说，恐怕工作量便会倍增，其难度也非仅高出一二层台阶。对于古人未曾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或者牵强讹谬之处，李樯先生在深研“前三史”之余，又辅以民风世俗、历史掌故、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研究，以求从诸多角度提出与原文旨意更为接近的观点。如对《衡方》和《张迁》等碑中的异体字、《尹宙》与《肥致》（见296页）等碑中的谬字、《孔宙》中的缺字（见223页）的纠辩，对《校官碑》（见349页）断句行文的调整，对后世记载中与史实不符之处的澄清（如第235页对《华山庙碑》的考证），都可以看得出李樯先生对所用典籍的遴选标准之高（底本好，参阅广）和对工具书的驾驭能力之娴熟（有疑有信，有破有立），更看得出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之端正。李先生能乐此不疲，沉浸其中、编纂数年，扎扎实实做学术，实可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樯先生选取大量的汉画像作为《选译》的研究对象。汉代民间文化极度繁荣，然而学者们对汉画像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尚不足三百年。对于有记载的，李樯先生不厌其详地摘录有关其原处位置、状貌等方面的记载，并对其石刻内容进行详细释读、分析，以方便读者对汉代意识形态进行更为宏观的考察和理解。包括另几组石刻作品的收录，“不囿于文字流变与书法艺术之一隅”，盖著者乃从大处着眼耳。

  数日前收到李樯先生的书法作品集，拜读完毕，不禁由文及字连生感慨：其《选译》行文平实质朴，书法风格亦简约清新；译释于扎实处见通变，书法亦于拟古中见性灵——此盖其浸淫秦汉深矣，气息方能逼古；濡染翰墨久矣，腕下才可生新。以此观之，昔日有成之学者、书家青壮年时，孰能不似今日之李樯君？于学于艺，尽乎志、游，足矣。

                      

                                                                 己丑仲秋后，东楼于蓟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