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几段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 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十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像，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笑声）。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后都被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继承了汉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汉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共同堕落。 -------------------------------------------------------------------------------------------------------------------------- 我们沾沾自喜的同化，其实结果刚好相反。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 根源 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 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 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