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旧文2：亲贤臣，远佞人——关于任人唯亲问题的补议
有朋友跟我说觉得西汉的皇帝似乎都有点双性恋倾向，因为《史记》这段就公然写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汉书•佞幸列传》上更有详细统计：西汉凡十一帝（除开吕后和王莽手里的傀儡和只做了27天龙庭的昌邑王），只有景、昭、宣三代无佞幸宠臣，其他皇帝多少都有些和男人的风流韵事入史。朋友问我看这是基因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题目涉及学科太多，我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它倒引起了我关于任人唯亲问题的另一些思考。
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以婉媚贵幸”的佞臣们的故事。《汉书•佞幸列传》是一篇类传，共提到西汉一朝的十二个佞臣，其中五个是宦官，七个是士人。“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文帝时，有邓通。邓通得势基本属于偶然，只因为衣服后面穿了个洞竟恰好应了文帝的梦，加上名字吉利，就得到“日日异”的尊幸，“官至上大夫”，还得到铸钱的特权，一时富可敌国。邓通的为人，应该是比较文静老实的一种，对皇帝极顺从，不怕脏不怕累，连吮吸脓血这种活也干得认认真真，甚至因此得罪太子（皇帝以这项工作来要求太子尽孝，太子难之，不免嫉恨邓通任劳过分），在文帝死后落得悲惨结局。
汉武帝的宠臣韩嫣，是武帝青梅竹马，聪慧善解人意，武帝欲伐胡而嫣先习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李延年是宦者，兄妹同事武帝，“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元帝时的中书令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而元帝懒惰，身体不好，索性以政事委显，显煊赫一时，“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成帝时有淳于长，是王家的外甥，因在赵飞燕立后之事上出力而得到成帝欢心，“大见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以外亲亲近，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张放的事迹《汉书》未载，《资治通鉴》中提到他是皇帝的表弟，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经常在宫里彻夜欢饮，“与帝同卧起”。后来被太后设法遣开。张放死后，时人评价他对皇帝“爱而不忠”。
《佞幸列传》中的最后一位传主，就是那位“断袖”的董贤了。董贤和汉哀帝的事大大有名，竟至成为专有名词，而史家以为董贤父子封侯，官至大司马，实乃前汉佞幸之事的登峰造极。汉哀帝为人刚毅偏激，不贪声色，他以外藩入继大统，年二十而有威名震于朝野。他一意孤行，以一种今人看来近乎任性赌气的势头给董贤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哀帝在即位第六年暴亡，董贤如失去魂魄，王莽的夺权几乎可以用轻而易举来形容。一番纷争随着董贤的自杀而落下帷幕，这段不能算长的历史，细细品来也颇有几分轰轰烈烈的味道。君臣的作为总给人一种天不假年的极端感，使人读来，恍然觉得与那些红颜祸国的故事形影相叠，平添几许悲壮。
扯远了。回到开头提出的话题，关于汉哀帝性向的特殊，史家基本已形成定论；而如果用《董贤传》和《哀帝纪》中的材料去反推，则至少可以得知西汉一朝的佞幸与后世相比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这个先按下不表。
如果总结一下以上“佞臣”的特点，至少有两条可以确定：第一，他们是通过非正统的渠道进身或得到超擢的；第二，他们对帝国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
帝国官僚正统的进身渠道，基本上是身份和选举。西汉后期的选官中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说法，正体现帝国承认的专业知识是进入统治阶层的必要条件。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上回提到的皇帝作为握有至上权威的个人和作为国家代表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是使帝国政治不可能以发挥最大行政效率为惟一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具体地说，皇帝作为一个“人”（一般来说是既非上智力亦非下愚的“中人”，从整个历史来看，有毛病的几率好像比一般人还要高一些），他的几乎所有非理性因素都必须被考虑在本应是理性的政治运作之内，而在历史早期帝国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密，或者君主专制得到极度强化时，这种现象就会表现得格外突出。再具体到我们的题目，上回谈的主要是用人的视线问题（亲族的优势），这次要说的，就是在用人方面，君主主观好恶的影响。
从皇帝个人而言，臣子最重要的品质还是“忠”。至于是公忠体国还是“公忠体君”，皇帝本人一般不会去加以区别。“朕即国家”在中华帝国是最基本的观念，决不会有哪一个皇帝把自己放在国家的对立面的。即使后世受到制度的压迫，“快意事做不得一件”的名君，也不会把自己和国家分开考虑。统治颠覆和国家灭亡，是等同的，也是最可怕的危险。
所以说“忠”是前提，其次才是“善揣上意”和“巧言逢迎”，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佞”谓善言，“幸”言得宠，会让皇帝特别喜欢的人，总归是能在某些很个人化的方面满足皇帝的人。如果上文提到的西汉皇帝的特殊倾向成立，那就可以把传统的“红颜祸水”论也纳入考虑，因为不同于女性的间接干预政治，男性可以直接参与行政，成为官僚系统内的真正分子。
孔子说“佞人殆”，列入“损者三友”，既说个人修养，又指现实政治。一个人为人处事只爱听好话、放纵私欲尚且有害，放到对规范和公允有着相当高要求的帝国行政上就更要不得了。所以正统的官僚和历代的史家（也是官僚系统的代表）都说佞臣是“不忠”。这个“忠”是忠于国家，不过在他们看来和忠君也是没有区别。因为国家的问题，就是君主的麻烦。
（参考《汉书》篇目：《佞幸列传》《哀帝纪》）
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以婉媚贵幸”的佞臣们的故事。《汉书•佞幸列传》是一篇类传，共提到西汉一朝的十二个佞臣，其中五个是宦官，七个是士人。“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文帝时，有邓通。邓通得势基本属于偶然，只因为衣服后面穿了个洞竟恰好应了文帝的梦，加上名字吉利，就得到“日日异”的尊幸，“官至上大夫”，还得到铸钱的特权，一时富可敌国。邓通的为人，应该是比较文静老实的一种，对皇帝极顺从，不怕脏不怕累，连吮吸脓血这种活也干得认认真真，甚至因此得罪太子（皇帝以这项工作来要求太子尽孝，太子难之，不免嫉恨邓通任劳过分），在文帝死后落得悲惨结局。
汉武帝的宠臣韩嫣，是武帝青梅竹马，聪慧善解人意，武帝欲伐胡而嫣先习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邓通”。李延年是宦者，兄妹同事武帝，“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元帝时的中书令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而元帝懒惰，身体不好，索性以政事委显，显煊赫一时，“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成帝时有淳于长，是王家的外甥，因在赵飞燕立后之事上出力而得到成帝欢心，“大见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以外亲亲近，其爱幸不及富平侯张放。张放的事迹《汉书》未载，《资治通鉴》中提到他是皇帝的表弟，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经常在宫里彻夜欢饮，“与帝同卧起”。后来被太后设法遣开。张放死后，时人评价他对皇帝“爱而不忠”。
《佞幸列传》中的最后一位传主，就是那位“断袖”的董贤了。董贤和汉哀帝的事大大有名，竟至成为专有名词，而史家以为董贤父子封侯，官至大司马，实乃前汉佞幸之事的登峰造极。汉哀帝为人刚毅偏激，不贪声色，他以外藩入继大统，年二十而有威名震于朝野。他一意孤行，以一种今人看来近乎任性赌气的势头给董贤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哀帝在即位第六年暴亡，董贤如失去魂魄，王莽的夺权几乎可以用轻而易举来形容。一番纷争随着董贤的自杀而落下帷幕，这段不能算长的历史，细细品来也颇有几分轰轰烈烈的味道。君臣的作为总给人一种天不假年的极端感，使人读来，恍然觉得与那些红颜祸国的故事形影相叠，平添几许悲壮。
扯远了。回到开头提出的话题，关于汉哀帝性向的特殊，史家基本已形成定论；而如果用《董贤传》和《哀帝纪》中的材料去反推，则至少可以得知西汉一朝的佞幸与后世相比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这个先按下不表。
如果总结一下以上“佞臣”的特点，至少有两条可以确定：第一，他们是通过非正统的渠道进身或得到超擢的；第二，他们对帝国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
帝国官僚正统的进身渠道，基本上是身份和选举。西汉后期的选官中有“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的说法，正体现帝国承认的专业知识是进入统治阶层的必要条件。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上回提到的皇帝作为握有至上权威的个人和作为国家代表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是使帝国政治不可能以发挥最大行政效率为惟一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具体地说，皇帝作为一个“人”（一般来说是既非上智力亦非下愚的“中人”，从整个历史来看，有毛病的几率好像比一般人还要高一些），他的几乎所有非理性因素都必须被考虑在本应是理性的政治运作之内，而在历史早期帝国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密，或者君主专制得到极度强化时，这种现象就会表现得格外突出。再具体到我们的题目，上回谈的主要是用人的视线问题（亲族的优势），这次要说的，就是在用人方面，君主主观好恶的影响。
从皇帝个人而言，臣子最重要的品质还是“忠”。至于是公忠体国还是“公忠体君”，皇帝本人一般不会去加以区别。“朕即国家”在中华帝国是最基本的观念，决不会有哪一个皇帝把自己放在国家的对立面的。即使后世受到制度的压迫，“快意事做不得一件”的名君，也不会把自己和国家分开考虑。统治颠覆和国家灭亡，是等同的，也是最可怕的危险。
所以说“忠”是前提，其次才是“善揣上意”和“巧言逢迎”，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佞”谓善言，“幸”言得宠，会让皇帝特别喜欢的人，总归是能在某些很个人化的方面满足皇帝的人。如果上文提到的西汉皇帝的特殊倾向成立，那就可以把传统的“红颜祸水”论也纳入考虑，因为不同于女性的间接干预政治，男性可以直接参与行政，成为官僚系统内的真正分子。
孔子说“佞人殆”，列入“损者三友”，既说个人修养，又指现实政治。一个人为人处事只爱听好话、放纵私欲尚且有害，放到对规范和公允有着相当高要求的帝国行政上就更要不得了。所以正统的官僚和历代的史家（也是官僚系统的代表）都说佞臣是“不忠”。这个“忠”是忠于国家，不过在他们看来和忠君也是没有区别。因为国家的问题，就是君主的麻烦。
（参考《汉书》篇目：《佞幸列传》《哀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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