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不错
摘录几篇
我唾弃的那种中国人/111
作者：张藏藏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我身上这件T恤了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5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呆了3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啊?她就那样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得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病症。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台前订房时告诉你的是××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过宾馆你整个一个在国外的感觉。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
还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找不到的呜——”
王先生几次恋爱受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方面去找原因了。
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特别是有钱的男人）的天堂，他尽情狎乐，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在即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咖啡时，他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地走了。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个位置上新盖了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
结局是美好的：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一个人来了中国。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
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
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我快窒息了。
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
我唾弃——啊呸!
差不多先生传/139
作者：胡适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玻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秩序还好吗/296
龙应台
作者：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10公里；您超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
20马克，就是大约港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还有鲁迅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
和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值得读读
其他的当消遣了
我唾弃的那种中国人/111
作者：张藏藏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我身上这件T恤了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5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呆了3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啊?她就那样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得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病症。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它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今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
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台前订房时告诉你的是××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过宾馆你整个一个在国外的感觉。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
还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找不到的呜——”
王先生几次恋爱受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方面去找原因了。
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特别是有钱的男人）的天堂，他尽情狎乐，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在即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咖啡时，他一下仿佛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地走了。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个位置上新盖了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
结局是美好的：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一个人来了中国。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
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
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我快窒息了。
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
我唾弃——啊呸!
差不多先生传/139
作者：胡适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玻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秩序还好吗/296
龙应台
作者：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个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致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10公里；您超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
20马克，就是大约港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还有鲁迅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
和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值得读读
其他的当消遣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