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与北极星 ——从《亮剑》人物赵刚浅谈信仰与原则的关系
“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
——题记
电视剧里赵刚的出场，背着八路军行军包，走进师部的门，“报到！”一个标准的军礼，满心壮志的坚定表情，却也掩不住未脱的稚气。屏幕右下方打出一排字：赵刚，延安抗大四期毕业生，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组织者。神态间的坚定，举手间的从容，满满透着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对生命自由的向往。
理想主义者总是需要一个信仰，否则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刚的信仰就是伟大的共产党。因为他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世界。在那里有平等，有自由，有在当时的年岁里人人渴望而不可及的安宁、智慧与进步。若没有这样坚定的革命信仰自始至终支撑着，他是很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一次次的生死线前，坚持到胜利的。
赵刚是个敏感的人。谨慎，爱思考，立场坚定，坚决执行上级指令，却不死板，不教条。在独立团成功打下平安县城后，躺在病床上的他对李云龙说：以我的性格，应该会制止你。可是如果当时我制止了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胜利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所以，我又想，如果当时我在，我一定会和你一起干的。
于是李云龙大笑着说，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然而，理想主义的人又常常把现实世界也理想化。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信仰支撑，于是在无意间总会不可避免地将理想神化。于是便往往会在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拨云见日的欣慰后，才发现那些理想、信仰，竟然已经不是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了。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作者都在尽力把赵刚塑造成一个儒将。谨慎，儒雅，温文，凡事都会从大局考虑，坚持原则，有责任心。他对自己的评价：谨慎有余，胆魄不足。于是李云龙说，如果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肯定能干大事！可是现实总是不会有那么多完美的如果。所以赵刚回答，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调整它，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冯楠曾经说，“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定是自身的性格和历史的大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赵刚和李云龙，并肩摸爬滚打过的那段岁月，彼此用身体为对方挡过子弹，一起从炮火里滚过来，血水里爬过来，在战友们的尸山火海间挣扎着站起来；他们一起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亲眼看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被授衔，被晋升，却无法忘记，有无数和他们一样曾经付出过鲜血与青春的战友们，在最后一场战斗里，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永远地倒下，就再也无法看到今天的胜利。所以他们是那样珍惜今天的平和与安宁，因为这些，是用和他们同进退共生死的兄弟们的生命换来的。
他们何其幸运，在无数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可是他们又何其悲哀，因为这一次，尽管对面不再是美式榴弹炮和M3冲锋枪，可是他们，却无法再坚持了。
没有枪，没有炮，有的只是满眼满眼思想的愚昧，良知的丧失，满目的苍凉与行尸走肉！那些他们曾经拼了命打下的江山，那些他们曾经用生命保护过的同胞，这一次，竟然把“革命”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信仰啊，那曾经是多么厚重的力量。那是你无数次想要放弃之时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愿意为她付出青春、热血，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那是光，是电，是暖，是茫茫暗夜里海上的灯塔，立在天边，任他风雨侵蚀，任他天摇地动，也不会倒下。那是最绝望的境遇里始终闪烁的星点希望。
有信仰的人，总会相信只要坚持就能走到。可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也有可能被信仰背叛。我们可是理想主义者啊，怎么会相信如此不理想的情况！
其实所谓信仰，也许真的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被我们下意识地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是神化了的幻象。
于是，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之后，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欣喜还没过去之时，却震惊地发现，我们、竟然被我们的信仰背叛了。那让我们坚持着挣扎着与一切艰难苦痛斗争着活下来的信仰啊，也许更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于是世界仿佛在瞬间崩塌了。怀疑，不信，失望，整个价值观的颠覆，生命的意义不得不被重新定位。
可是直到这时，直到愚昧的炮口已经毫不留情地对准了这群开国元勋们，李云龙还是会下令不准对群众开枪；赵刚还是会无奈却肯定地说，他们没有错。“对待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寒冬般严酷。”赵刚他们自己也曾经受着这样的教育、并且也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啊。
群众们很勇敢，很坚定。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指令、中央的号召，温暖地对朋友，严酷地对敌人，坚决拥护领袖精神——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坚持——这没有错；
赵刚李云龙们也很勇敢，很坚定。其实他们只要犹豫一下，妥协一下，随大流一下，也就不会有生命的威胁，可以继续做他的统军元帅，做他的军区政委。可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了民族的自由与进步，面对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对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毅然亮剑。这一次也是一样。即使清楚地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依然坚持着他们的信仰——这也没有错；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李云龙苦思不得，赵刚却看了个通透。
“我终于明白，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加没有人性，没有爱与情。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所以，人不能没有信仰，但是还必须有一个高于信仰的原则。那就是人性、是良知，是对自由与平等的殷切渴望，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虔诚尊重，是对国家与民族深沉的爱。它永远不会幻灭，永远不会崩塌。如果说信仰是黑夜里海上的灯塔，它就是灯塔上方的那颗北极星，永远安静地亮在那里，不刺眼，却坚定。给迷茫的生命以指引，给被背叛的灵魂以归宿。
“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
看透了，也就再不会痛苦，再没有了挣扎。当信仰违背了初衷，再坚持下去就不叫执着，而是盲目的固执。如果怎样活着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执政者从迷梦中醒来，那么“死亡也是一种抗争！”
我尊重赵刚的选择。虽然也曾经怀疑过，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可是不能否认，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那场人类文明遭遇的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浩劫中，这样的选择不是对生命的轻视，相反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对生命的敬重、对纯净灵魂的坚守。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冯楠问他，“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的时候，他可以平静地回答，“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这是小说里赵刚说的最后几段话。
赵刚最后的选择，也许悲壮，也许惨烈，但却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完成。
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结局只有两种可能：向现实妥协；或者被“文攻武卫”给攻死、卫死。
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若有发生的可能性，便也不会有今天的挣扎；第二种情况，那必定是对这样一个纯粹的坚强的生命最致命的亵渎。
所以赵刚的选择，是保持了自己生命的纯粹的。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依然干干净净，清清澈澈。就和当初背着八路军行军包满怀壮志一脸坚定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样纯粹，一样美好，带着对革命前途的向往，对生命自由的希望；不变的笑容依然纯净，温和，像四月天里澄澈的天空、透明的阳光，一点一点洒进我的心里。那是在最绝望最黑暗的日子里，能给人的心灵带来镇定和希望的、安静的力量。
当革命的理想幻灭，当毕生的信仰崩塌，剩下的，一定还有高于理想与信仰的原则。那就是尊严，是良知，是坦然自若，是问心无愧，是更加值得坚守与敬重的、生命最原始最纯粹的希望。
灯塔也许会倒下，航标也许会偏移，可是北极星，永远端坐正北的天空，注视着人间的一切冷暖悲喜。
而时间总会证明，历史总会澄清。待到一切的阴云散去、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所有那些偏差的航标、倒下的灯塔，便会在北极星的指引下，重新归位，还历史一个真相。
所有年轻的美好的生命，总是需要有个指引，有个召唤。李云龙说，面对再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赵刚说，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精神。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在那个残暴荒谬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还有多少和赵刚李云龙一样纯净的灵魂，他们在心中亘古不变的信念的召唤下，在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无数先哲们的指引中，最后一次，毅然亮剑。年轻的生命化作崇山峻岭，化作日月星辰，守护着神州大地。共和国不会忘记，曾经有一群鲜活的血性的战士，在这里奋斗过，坚守过，他们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洒下热血，献出生命。他们超越了一切宗教式的信仰，他们始终坚守着心中最纯粹的信念和对生命最美好的希望；他们独立的灵魂，便是对人性和自由最高的诠释。
——题记
电视剧里赵刚的出场，背着八路军行军包，走进师部的门，“报到！”一个标准的军礼，满心壮志的坚定表情，却也掩不住未脱的稚气。屏幕右下方打出一排字：赵刚，延安抗大四期毕业生，燕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组织者。神态间的坚定，举手间的从容，满满透着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对生命自由的向往。
理想主义者总是需要一个信仰，否则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刚的信仰就是伟大的共产党。因为他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世界。在那里有平等，有自由，有在当时的年岁里人人渴望而不可及的安宁、智慧与进步。若没有这样坚定的革命信仰自始至终支撑着，他是很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一次次的生死线前，坚持到胜利的。
赵刚是个敏感的人。谨慎，爱思考，立场坚定，坚决执行上级指令，却不死板，不教条。在独立团成功打下平安县城后，躺在病床上的他对李云龙说：以我的性格，应该会制止你。可是如果当时我制止了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胜利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所以，我又想，如果当时我在，我一定会和你一起干的。
于是李云龙大笑着说，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然而，理想主义的人又常常把现实世界也理想化。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信仰支撑，于是在无意间总会不可避免地将理想神化。于是便往往会在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拨云见日的欣慰后，才发现那些理想、信仰，竟然已经不是自己最初想要的样子了。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视，作者都在尽力把赵刚塑造成一个儒将。谨慎，儒雅，温文，凡事都会从大局考虑，坚持原则，有责任心。他对自己的评价：谨慎有余，胆魄不足。于是李云龙说，如果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肯定能干大事！可是现实总是不会有那么多完美的如果。所以赵刚回答，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调整它，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冯楠曾经说，“你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时，你便有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定是自身的性格和历史的大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赵刚和李云龙，并肩摸爬滚打过的那段岁月，彼此用身体为对方挡过子弹，一起从炮火里滚过来，血水里爬过来，在战友们的尸山火海间挣扎着站起来；他们一起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亲眼看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被授衔，被晋升，却无法忘记，有无数和他们一样曾经付出过鲜血与青春的战友们，在最后一场战斗里，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永远地倒下，就再也无法看到今天的胜利。所以他们是那样珍惜今天的平和与安宁，因为这些，是用和他们同进退共生死的兄弟们的生命换来的。
他们何其幸运，在无数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可是他们又何其悲哀，因为这一次，尽管对面不再是美式榴弹炮和M3冲锋枪，可是他们，却无法再坚持了。
没有枪，没有炮，有的只是满眼满眼思想的愚昧，良知的丧失，满目的苍凉与行尸走肉！那些他们曾经拼了命打下的江山，那些他们曾经用生命保护过的同胞，这一次，竟然把“革命”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信仰啊，那曾经是多么厚重的力量。那是你无数次想要放弃之时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愿意为她付出青春、热血，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那是光，是电，是暖，是茫茫暗夜里海上的灯塔，立在天边，任他风雨侵蚀，任他天摇地动，也不会倒下。那是最绝望的境遇里始终闪烁的星点希望。
有信仰的人，总会相信只要坚持就能走到。可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也有可能被信仰背叛。我们可是理想主义者啊，怎么会相信如此不理想的情况！
其实所谓信仰，也许真的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被我们下意识地美化了、理想化了、甚至是神化了的幻象。
于是，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之后，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欣喜还没过去之时，却震惊地发现，我们、竟然被我们的信仰背叛了。那让我们坚持着挣扎着与一切艰难苦痛斗争着活下来的信仰啊，也许更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于是世界仿佛在瞬间崩塌了。怀疑，不信，失望，整个价值观的颠覆，生命的意义不得不被重新定位。
可是直到这时，直到愚昧的炮口已经毫不留情地对准了这群开国元勋们，李云龙还是会下令不准对群众开枪；赵刚还是会无奈却肯定地说，他们没有错。“对待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寒冬般严酷。”赵刚他们自己也曾经受着这样的教育、并且也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啊。
群众们很勇敢，很坚定。他们坚决执行党的指令、中央的号召，温暖地对朋友，严酷地对敌人，坚决拥护领袖精神——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在坚持——这没有错；
赵刚李云龙们也很勇敢，很坚定。其实他们只要犹豫一下，妥协一下，随大流一下，也就不会有生命的威胁，可以继续做他的统军元帅，做他的军区政委。可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为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了民族的自由与进步，面对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对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毅然亮剑。这一次也是一样。即使清楚地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依然坚持着他们的信仰——这也没有错；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李云龙苦思不得，赵刚却看了个通透。
“我终于明白，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即人道的原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其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让大家变得更加没有人性，没有爱与情。灾难的蔓延，但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所以，人不能没有信仰，但是还必须有一个高于信仰的原则。那就是人性、是良知，是对自由与平等的殷切渴望，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虔诚尊重，是对国家与民族深沉的爱。它永远不会幻灭，永远不会崩塌。如果说信仰是黑夜里海上的灯塔，它就是灯塔上方的那颗北极星，永远安静地亮在那里，不刺眼，却坚定。给迷茫的生命以指引，给被背叛的灵魂以归宿。
“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
看透了，也就再不会痛苦，再没有了挣扎。当信仰违背了初衷，再坚持下去就不叫执着，而是盲目的固执。如果怎样活着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执政者从迷梦中醒来，那么“死亡也是一种抗争！”
我尊重赵刚的选择。虽然也曾经怀疑过，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改变现状？可是不能否认，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那场人类文明遭遇的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浩劫中，这样的选择不是对生命的轻视，相反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对生命的敬重、对纯净灵魂的坚守。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冯楠问他，“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的时候，他可以平静地回答，“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为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只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想起他们心里就受不了。……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
“……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亡。”
“……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这是小说里赵刚说的最后几段话。
赵刚最后的选择，也许悲壮，也许惨烈，但却是一种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完成。
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结局只有两种可能：向现实妥协；或者被“文攻武卫”给攻死、卫死。
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发生。若有发生的可能性，便也不会有今天的挣扎；第二种情况，那必定是对这样一个纯粹的坚强的生命最致命的亵渎。
所以赵刚的选择，是保持了自己生命的纯粹的。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依然干干净净，清清澈澈。就和当初背着八路军行军包满怀壮志一脸坚定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样纯粹，一样美好，带着对革命前途的向往，对生命自由的希望；不变的笑容依然纯净，温和，像四月天里澄澈的天空、透明的阳光，一点一点洒进我的心里。那是在最绝望最黑暗的日子里，能给人的心灵带来镇定和希望的、安静的力量。
当革命的理想幻灭，当毕生的信仰崩塌，剩下的，一定还有高于理想与信仰的原则。那就是尊严，是良知，是坦然自若，是问心无愧，是更加值得坚守与敬重的、生命最原始最纯粹的希望。
灯塔也许会倒下，航标也许会偏移，可是北极星，永远端坐正北的天空，注视着人间的一切冷暖悲喜。
而时间总会证明，历史总会澄清。待到一切的阴云散去、守得云开见月明之时，所有那些偏差的航标、倒下的灯塔，便会在北极星的指引下，重新归位，还历史一个真相。
所有年轻的美好的生命，总是需要有个指引，有个召唤。李云龙说，面对再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赵刚说，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精神。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在那个残暴荒谬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还有多少和赵刚李云龙一样纯净的灵魂，他们在心中亘古不变的信念的召唤下，在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无数先哲们的指引中，最后一次，毅然亮剑。年轻的生命化作崇山峻岭，化作日月星辰，守护着神州大地。共和国不会忘记，曾经有一群鲜活的血性的战士，在这里奋斗过，坚守过，他们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洒下热血，献出生命。他们超越了一切宗教式的信仰，他们始终坚守着心中最纯粹的信念和对生命最美好的希望；他们独立的灵魂，便是对人性和自由最高的诠释。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