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美国历史时，我谈些什么
拙著将在中国出版，我感到很兴奋。首先，在当今世界，中国人口最多，经济充满活力，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作为世界公民，中国人民既需要了解美国历史，也需要知道美国人在以史为鉴时所犯的错误。其次，中国需要《老师的谎言》这样的先例，以激励自己的学者针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写出一本类似的著作。下面就展开谈谈这两个问题。
我与中国人讨论美国史的经验仅局限于一小批社会学研究生。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所知道的美国历史，远比美国学生知道的中国历史要多。而且，他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不是我们美国人在大多数高中课程中所学到的那种被净化了的民族主义见解。他们的理解是批评性的，强调我们社会里的阶级体制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时而采取的帝国外交政策。
当然，他们都是来美国学习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或许，中国一般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对美国的了解要少得多——虽然我猜测，他（她）对美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一般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对中国的了解多。
本书的读者或许会问，告诉外国读者美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难道真的就不重要吗？美国的作家们难道不应该说，自己的国家做的都是对的，即便他们偶然犯错，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我会回答：不！美国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并坦诚地将它公之于众。
纳粹德国的例子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难道我们希望今天的德国忽略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吗？任由他们去声称那些大屠杀——对600万犹太人和60万罗姆人（即通常所说的吉普赛人──译者注）的蓄意屠杀——是子虚乌有，或者说那些只是战争事件？我们当然希望德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并将它们如实地告诉世人。对德国人来说恰当的做法对其他国家同样有益。
我要提醒中国读者，《老师的谎言》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它的副标题“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也不够准确。本书不可能讨论所有的问题。而且，本书强调的只是那些被一般高中历史教科书所忽略或歪曲的问题，而那些教科书意在强调美国人可以引以为荣的成就。我感到自豪的是，拙著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今天健在的社会学家所写的最畅销的书籍——我自豪，因为我的国家能够容纳这样的尖锐批评。
毕竟，不准确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并非美国所独有。写作中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深切地感到，其它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读到1970年左右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近现代世界史书籍，它集中笔墨于“西方世界”，即欧洲与美洲。它对美国历史的叙述大多是准确的，关于我们的内战写得尤其不错。但是对于1938到1940年间的那段历史—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以及苏德关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影响—那本书却讳莫如深。
或许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应该由他人来写！比如，美国的学者可以写一部很好的苏联历史，俄国人也可能写好我们的历史。但是，要写自己的过去，特别是为学校里的孩子们而写时，作者们就难免带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难免犯一些错误。
对于当代历史，人们特别容易写得很肤浅。从定义上讲，当代历史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当年主张结束越战的很多美国人仍然健在。还有一些人过去曾在军队服役，至今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军队生涯里效忠了一项被误导的事业。但是作家们不应避开这类有争议的话题。写当代历史虽然更容易得罪人，却也更有条件做深入的研究，因为有这么多现存的资料可用，有这么多当事人可以走访。
对当代历史的歪曲绝非美国的教科书独有。正如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指出的，一些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于1905至1945年间的历史的描述也充满偏见和错误。伊朗的教科书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同样，很多中国学生相信，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主要是中国抗战的结果，而不是由美国对日本舰队以及对日本在太平洋各岛屿驻军的重创导致的。这类偏见使美国人认为，中国不能接受自我批评。
中国的学者与教师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修订教科书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很困难。2004年，一位资深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指导委员会成员、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说：“开诚布公地讲，在中国，有些领域，有些话题是异常敏感的。”
或许写出一本独立著作，反驳现有教科书的说法，或纠正其错误、扩充其内容，比修订教科书本身更好。举个例子，设想一个青年学生读到关于中国、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打败日本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论述，她还会相信自己的教科书吗？毕竟，教科书是“官方的”。这时，她必须独立思考：哪种论述似乎更有道理呢？
或许，她的老师会给她一些指导。 或许，这位学生需要自己去做研究。或许，老师们可以从社区里请来那个年代的某位亲历者给学生讲座。关键在于：现在她必须自己研究历史。其结果要远比死记硬背改进版的教科书好得多。独立思考锻炼了这个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她毕业以后，这种能力要比她在历史课上所学到的那些具体知识更让她受益。
当今中国，教育的目的何在？诚然，是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或许是帮助他们找到好工作, 但肯定是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的合格公民。
中国的合格公民将面临怎样的任务呢？那就是：“使中国的未来变成现实。”
这项任务要求他们独立思考、深入研究、明智抉择。中国该怎样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地球的石油资源日益耗竭，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又更需要分一杯羹，这时中国的对策会是什么？无论明年最关键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
要思考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中国公民就必须探求问题的前因后果。这就要求他们能够批判性地阅读，从意见中甄别事实，从证据中得出结论。简言之，这一使命所要求的技能正是研究历史所需要的。
政府始终认为自己最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因而强调教育是一种社会化的手段。具体而言，政府认为历史课应该促进学生的效忠。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把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爱国者”定义为“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人”。相反，民族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为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辩护。诚然，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有“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公民。诚然，我们需要的都是爱国者，而非民族主义者。
鼓励学生挑战教科书关于过去所教导的那些教条正是培养这种爱国者的最佳途径。这就是我写作《老师的谎言》的目的。我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仅学到美国所犯的错误，而且要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写作的例子，以供中国学者有效地模仿。
詹姆斯·洛温◎文
这是作者的主页：http://sundown.afro.illinois.edu/
我与中国人讨论美国史的经验仅局限于一小批社会学研究生。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所知道的美国历史，远比美国学生知道的中国历史要多。而且，他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不是我们美国人在大多数高中课程中所学到的那种被净化了的民族主义见解。他们的理解是批评性的，强调我们社会里的阶级体制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时而采取的帝国外交政策。
当然，他们都是来美国学习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或许，中国一般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对美国的了解要少得多——虽然我猜测，他（她）对美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一般的美国高中毕业生对中国的了解多。
本书的读者或许会问，告诉外国读者美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难道真的就不重要吗？美国的作家们难道不应该说，自己的国家做的都是对的，即便他们偶然犯错，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我会回答：不！美国必须直面历史事实，并坦诚地将它公之于众。
纳粹德国的例子加深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难道我们希望今天的德国忽略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吗？任由他们去声称那些大屠杀——对600万犹太人和60万罗姆人（即通常所说的吉普赛人──译者注）的蓄意屠杀——是子虚乌有，或者说那些只是战争事件？我们当然希望德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并将它们如实地告诉世人。对德国人来说恰当的做法对其他国家同样有益。
我要提醒中国读者，《老师的谎言》并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它的副标题“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也不够准确。本书不可能讨论所有的问题。而且，本书强调的只是那些被一般高中历史教科书所忽略或歪曲的问题，而那些教科书意在强调美国人可以引以为荣的成就。我感到自豪的是，拙著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今天健在的社会学家所写的最畅销的书籍——我自豪，因为我的国家能够容纳这样的尖锐批评。
毕竟，不准确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并非美国所独有。写作中一个偶然的发现使我深切地感到，其它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读到1970年左右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近现代世界史书籍，它集中笔墨于“西方世界”，即欧洲与美洲。它对美国历史的叙述大多是准确的，关于我们的内战写得尤其不错。但是对于1938到1940年间的那段历史—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以及苏德关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影响—那本书却讳莫如深。
或许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应该由他人来写！比如，美国的学者可以写一部很好的苏联历史，俄国人也可能写好我们的历史。但是，要写自己的过去，特别是为学校里的孩子们而写时，作者们就难免带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难免犯一些错误。
对于当代历史，人们特别容易写得很肤浅。从定义上讲，当代历史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当年主张结束越战的很多美国人仍然健在。还有一些人过去曾在军队服役，至今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军队生涯里效忠了一项被误导的事业。但是作家们不应避开这类有争议的话题。写当代历史虽然更容易得罪人，却也更有条件做深入的研究，因为有这么多现存的资料可用，有这么多当事人可以走访。
对当代历史的歪曲绝非美国的教科书独有。正如许多中国人和朝鲜人指出的，一些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于1905至1945年间的历史的描述也充满偏见和错误。伊朗的教科书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同样，很多中国学生相信，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主要是中国抗战的结果，而不是由美国对日本舰队以及对日本在太平洋各岛屿驻军的重创导致的。这类偏见使美国人认为，中国不能接受自我批评。
中国的学者与教师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修订教科书不失为一项有效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很困难。2004年，一位资深的官方历史教科书指导委员会成员、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说：“开诚布公地讲，在中国，有些领域，有些话题是异常敏感的。”
或许写出一本独立著作，反驳现有教科书的说法，或纠正其错误、扩充其内容，比修订教科书本身更好。举个例子，设想一个青年学生读到关于中国、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打败日本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论述，她还会相信自己的教科书吗？毕竟，教科书是“官方的”。这时，她必须独立思考：哪种论述似乎更有道理呢？
或许，她的老师会给她一些指导。 或许，这位学生需要自己去做研究。或许，老师们可以从社区里请来那个年代的某位亲历者给学生讲座。关键在于：现在她必须自己研究历史。其结果要远比死记硬背改进版的教科书好得多。独立思考锻炼了这个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她毕业以后，这种能力要比她在历史课上所学到的那些具体知识更让她受益。
当今中国，教育的目的何在？诚然，是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或许是帮助他们找到好工作, 但肯定是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的合格公民。
中国的合格公民将面临怎样的任务呢？那就是：“使中国的未来变成现实。”
这项任务要求他们独立思考、深入研究、明智抉择。中国该怎样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地球的石油资源日益耗竭，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又更需要分一杯羹，这时中国的对策会是什么？无论明年最关键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中国该如何应对？
要思考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中国公民就必须探求问题的前因后果。这就要求他们能够批判性地阅读，从意见中甄别事实，从证据中得出结论。简言之，这一使命所要求的技能正是研究历史所需要的。
政府始终认为自己最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因而强调教育是一种社会化的手段。具体而言，政府认为历史课应该促进学生的效忠。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把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爱国者”定义为“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人”。相反，民族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为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辩护。诚然，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有“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公民。诚然，我们需要的都是爱国者，而非民族主义者。
鼓励学生挑战教科书关于过去所教导的那些教条正是培养这种爱国者的最佳途径。这就是我写作《老师的谎言》的目的。我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中，不仅仅学到美国所犯的错误，而且要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写作的例子，以供中国学者有效地模仿。
詹姆斯·洛温◎文
这是作者的主页：http://sundown.afro.illinois.edu/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