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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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评论只针对其中的第一篇《玻璃城》】
保罗·奥斯特是个爱掉书袋的家伙。中产阶级的出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法国的旅居生活，这些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标签贴在他的身上，他也似乎也很引以为傲。
看《玻璃之城》，会发现这个哥们真是时时不忘卖弄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推理小说写得引经据典不说，在每一次引用之前，还不忘调侃几句原作者。那些在人类思想史上熠熠发光的名字在他的笔下都亲切得都如隔壁的老大爷。
比如，在援引希罗多德的史料时，他括了个括号，说：那个声名狼藉得难以让人信赖的编年史家啊；再比如，他让蒙田帮他说上两句话时，也加个形容词，说“神志正常而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随后的文字中，他不得不让蒙田再次出场，便只好揶揄道，那个永远在场的蒙田也说过，不拉不拉。
知识分子身份的昭显当然不仅限于这些，最典型的还是他在故事中注入思想的企图。这点和纯粹写小说的人不一样，那帮哥们可不愿意在讲故事的时候探讨哲学。然而奥斯特先生却异常热爱这一点，并且纡回地在探讨中继续掉书袋。比如说到乌托邦的理想吧，他写道：“从托马斯·莫尔·一五一六年的著作，到若干年后杰罗尼莫·德·门迪埃塔的预言，美国成了理论上的理想之国，一个真正的上帝之城”。其实前者就是《乌托邦》那本书，后者是写《印第安人的历史传道书》的人，我没看过，所以也不知道他有啥预言。
整个故事的核心在于探讨一个语言学最基本的命题，名与物的关系。即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我学过的理论告诉我，这个原因叫做“约定俗成”。我是在大二上学期修一门叫做《语言学概论》的课时知道这个词的，并且长时间一直无比相信这是个天才的词汇。“约定俗成”，好吧，你不是想探讨“桌子”之所以叫“桌子”而不叫“椅子”么，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时候“约定俗成”的。倘若当时约定“桌子”叫做“椅子”，那么你现在也会一直管“桌子”叫“椅子”，并且追问，为什么不叫“桌子”。
显然，保罗也接受过这种教育。并且更显然，他对这个结论不满。就像物理学界对测不准原理不满一样。斯科特·派克说过（很好，我也开始掉书袋了，这个人是个美国心理学家），科学本身也是一个宗教，其重要信条包括：宇宙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并且可以预测的，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虽然奉行怀疑精神，但是对于一点却不怀疑的，那便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点，完美主义者们无法容忍所谓“约定俗称”的说法，无法容忍“宇宙是随机的”。在他们看来，这一定是有规律，只不过，我们找不到。
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观点（不好意思，我再一次掉书袋了）便是，倘若一样东西，你找不到，而且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而且在理论层面上也找不到，那么你不如相信它就是不存在的好了。这个观点给人以太大的鼓舞了，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精神很可能因此而走向务实。然而保罗·奥斯特却不管这些，他偏偏就写了一个人，致力于要回归语言的本质状态，即名物合一的状态。
在他看来，“伊甸园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人类的堕落，而且记录了语言的堕落”，因为“（伊甸园里）一件事物和它的名字是可以互换的。但人类堕落后，它们已不再是这样的了。名和物割裂开来了。词语退化为某种随心所欲的符号的集合，而语言曾是上帝意旨的传达者。”于是他玩了一系列的trick，或者叫做手法：三元视角，解构与被解构，名字与名字以外的名字……他拼命地用名字来对书中的东西进行标识，然后再纷纷否定掉。比如三个“保罗·奥斯特”，再比如丹尼尔·奎恩和他的笔名，他书中的主人公，以及他假装成为的人这一系列名字之间的关系。这个小说实在是适合做后现代的解读，但是我并不打算就这一点深入下去。因为这是我的专业，而我不想在闲暇时间也来探讨这些冗杂的问题。
然而我愿意引用书中的一句话，也就是奎恩把自己当成保罗·奥斯特来做事情的时候所想的，“以一个简单的智力游戏，一个小小的命名上的变换手法，他觉得自己难以言述地变得轻松和自由多了。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全是幻觉，可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确凿无疑的安慰，他并没有真正失却自己，他只是在假装着什么人，而且只要他愿意，他随时能够变回奎恩。”
什么是“幻觉”？什么又是“确凿无疑的安慰”？
什么是“失却自己”？什么又是“随时可以变回”？
我甚至可以想象真正的保罗·奥斯特在写这句话时的表情。他一定摇头晃脑地用一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势说，这就叫做语言的桎梏！人被语言所操控，“物”被“名”操控。多么荒谬！
于是那个书桌前冷静地贴满标签的知识分子消失了。你看他调侃希罗多德调侃蒙田调侃托马斯·莫尔调侃得多开心啊，可是他没有办法调侃一个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一旦他试图质疑和挑战的时候，所有的轻松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偏执的，严肃的，甚至疯狂的逼仄的保罗·奥斯特。
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曾接纳过一套完整地知识体系。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无论之后他们走的是谁的路线，最基本的构成总是那些。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玩味逻辑的时候要比东方人严密，因为他们最初的知识谱系就比我们完善。比如我吧，虽然都写过好几篇关于庄子的课程论文了呢，到现在也没把那哥们的七个小文章看明白。那些瑰丽的部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只好望而却步，更别提和别的什么著作产生联系形成谱系了。然而对于一个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他所受的教育要比我们完善得多，也更难突破。
其实说到底，保罗奥斯特写了个理论怪才的故事。理论怪才在中国的小说里也不是没有，比如朱苏进就曾经写过《在绝望中诞生》，但是一对比，就会发现思想上的差异性。朱苏进挑战的是“常识”，而奥斯特挑战的是“基石”。前者会带给人兴奋——手心出汗，脸色潮红；后者带来的却是战栗——内心颤抖，不知所措。
文章最后，斯蒂尔曼自杀了；彼得失踪了；奎恩走了，在故事的结局，居然又冒出个“我”来。作者似乎在跟我们说，孩子，跳出来吧，该结束了。
然而突然他又说，“保罗·奥斯特至始至终表现得都很拙劣”而“'我'的目标依然在奎恩身上，他将与我同在，不管他遁迹何处，我都为他祈福”。
真是由不得地想咒骂了。这个神呐，即使到了这份上，还是不忘玩一把名与物的trick。他分身为二，名字“保罗·奥斯特”（谁都能看出来在文中是作者本人的现实投射），变成了他否定的东西；而实际的“我”，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代词，一个实际的物，却变成了一个坚持者。
他最终还是挑战了，以抛弃自己姓名的方式。我们无需再去追寻，哪个是他。是老教授斯蒂尔曼，还是夏天姓Green冬天姓White的彼得？是作家奎恩，还是他装作的保罗·奥斯特？是作家保罗·奥斯特？还是最后莫名其妙的“我”？
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都是“名”，而他要说的“物”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这本《玻璃之城》。你爱管他叫什么就叫什么吧，他已传达了意旨，语言便退居次位。
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中的唯一一句话便是，仅凭《玻璃之城》，他便可以永垂不朽了。然而用这么严肃的句子做结实在不是我的风格。于是在最后，我来吐两个槽。
一是，他和所有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对中国有着第三世界想象。“如果这会儿确是纽约的夜晚，那么阳光一定在其他地方闪耀着，比方说，在中国，那儿准是正午时分，稻农们正在揩拭额头上的汗水”。
二是，在本小说中，他不失时机地以不同的方式向埃德加·爱仑·坡致敬，最终，凭借着这个小说，他拿了埃德加最佳推理小说的提名。
保罗·奥斯特是个爱掉书袋的家伙。中产阶级的出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法国的旅居生活，这些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标签贴在他的身上，他也似乎也很引以为傲。
看《玻璃之城》，会发现这个哥们真是时时不忘卖弄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推理小说写得引经据典不说，在每一次引用之前，还不忘调侃几句原作者。那些在人类思想史上熠熠发光的名字在他的笔下都亲切得都如隔壁的老大爷。
比如，在援引希罗多德的史料时，他括了个括号，说：那个声名狼藉得难以让人信赖的编年史家啊；再比如，他让蒙田帮他说上两句话时，也加个形容词，说“神志正常而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随后的文字中，他不得不让蒙田再次出场，便只好揶揄道，那个永远在场的蒙田也说过，不拉不拉。
知识分子身份的昭显当然不仅限于这些，最典型的还是他在故事中注入思想的企图。这点和纯粹写小说的人不一样，那帮哥们可不愿意在讲故事的时候探讨哲学。然而奥斯特先生却异常热爱这一点，并且纡回地在探讨中继续掉书袋。比如说到乌托邦的理想吧，他写道：“从托马斯·莫尔·一五一六年的著作，到若干年后杰罗尼莫·德·门迪埃塔的预言，美国成了理论上的理想之国，一个真正的上帝之城”。其实前者就是《乌托邦》那本书，后者是写《印第安人的历史传道书》的人，我没看过，所以也不知道他有啥预言。
整个故事的核心在于探讨一个语言学最基本的命题，名与物的关系。即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我学过的理论告诉我，这个原因叫做“约定俗成”。我是在大二上学期修一门叫做《语言学概论》的课时知道这个词的，并且长时间一直无比相信这是个天才的词汇。“约定俗成”，好吧，你不是想探讨“桌子”之所以叫“桌子”而不叫“椅子”么，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时候“约定俗成”的。倘若当时约定“桌子”叫做“椅子”，那么你现在也会一直管“桌子”叫“椅子”，并且追问，为什么不叫“桌子”。
显然，保罗也接受过这种教育。并且更显然，他对这个结论不满。就像物理学界对测不准原理不满一样。斯科特·派克说过（很好，我也开始掉书袋了，这个人是个美国心理学家），科学本身也是一个宗教，其重要信条包括：宇宙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并且可以预测的，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虽然奉行怀疑精神，但是对于一点却不怀疑的，那便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基于这一点，完美主义者们无法容忍所谓“约定俗称”的说法，无法容忍“宇宙是随机的”。在他们看来，这一定是有规律，只不过，我们找不到。
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观点（不好意思，我再一次掉书袋了）便是，倘若一样东西，你找不到，而且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而且在理论层面上也找不到，那么你不如相信它就是不存在的好了。这个观点给人以太大的鼓舞了，不夸张地说，人类的精神很可能因此而走向务实。然而保罗·奥斯特却不管这些，他偏偏就写了一个人，致力于要回归语言的本质状态，即名物合一的状态。
在他看来，“伊甸园的故事，不仅记录了人类的堕落，而且记录了语言的堕落”，因为“（伊甸园里）一件事物和它的名字是可以互换的。但人类堕落后，它们已不再是这样的了。名和物割裂开来了。词语退化为某种随心所欲的符号的集合，而语言曾是上帝意旨的传达者。”于是他玩了一系列的trick，或者叫做手法：三元视角，解构与被解构，名字与名字以外的名字……他拼命地用名字来对书中的东西进行标识，然后再纷纷否定掉。比如三个“保罗·奥斯特”，再比如丹尼尔·奎恩和他的笔名，他书中的主人公，以及他假装成为的人这一系列名字之间的关系。这个小说实在是适合做后现代的解读，但是我并不打算就这一点深入下去。因为这是我的专业，而我不想在闲暇时间也来探讨这些冗杂的问题。
然而我愿意引用书中的一句话，也就是奎恩把自己当成保罗·奥斯特来做事情的时候所想的，“以一个简单的智力游戏，一个小小的命名上的变换手法，他觉得自己难以言述地变得轻松和自由多了。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全是幻觉，可是这里面却有着某种确凿无疑的安慰，他并没有真正失却自己，他只是在假装着什么人，而且只要他愿意，他随时能够变回奎恩。”
什么是“幻觉”？什么又是“确凿无疑的安慰”？
什么是“失却自己”？什么又是“随时可以变回”？
我甚至可以想象真正的保罗·奥斯特在写这句话时的表情。他一定摇头晃脑地用一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势说，这就叫做语言的桎梏！人被语言所操控，“物”被“名”操控。多么荒谬！
于是那个书桌前冷静地贴满标签的知识分子消失了。你看他调侃希罗多德调侃蒙田调侃托马斯·莫尔调侃得多开心啊，可是他没有办法调侃一个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一旦他试图质疑和挑战的时候，所有的轻松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偏执的，严肃的，甚至疯狂的逼仄的保罗·奥斯特。
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曾接纳过一套完整地知识体系。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黑格尔，无论之后他们走的是谁的路线，最基本的构成总是那些。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玩味逻辑的时候要比东方人严密，因为他们最初的知识谱系就比我们完善。比如我吧，虽然都写过好几篇关于庄子的课程论文了呢，到现在也没把那哥们的七个小文章看明白。那些瑰丽的部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只好望而却步，更别提和别的什么著作产生联系形成谱系了。然而对于一个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他所受的教育要比我们完善得多，也更难突破。
其实说到底，保罗奥斯特写了个理论怪才的故事。理论怪才在中国的小说里也不是没有，比如朱苏进就曾经写过《在绝望中诞生》，但是一对比，就会发现思想上的差异性。朱苏进挑战的是“常识”，而奥斯特挑战的是“基石”。前者会带给人兴奋——手心出汗，脸色潮红；后者带来的却是战栗——内心颤抖，不知所措。
文章最后，斯蒂尔曼自杀了；彼得失踪了；奎恩走了，在故事的结局，居然又冒出个“我”来。作者似乎在跟我们说，孩子，跳出来吧，该结束了。
然而突然他又说，“保罗·奥斯特至始至终表现得都很拙劣”而“'我'的目标依然在奎恩身上，他将与我同在，不管他遁迹何处，我都为他祈福”。
真是由不得地想咒骂了。这个神呐，即使到了这份上，还是不忘玩一把名与物的trick。他分身为二，名字“保罗·奥斯特”（谁都能看出来在文中是作者本人的现实投射），变成了他否定的东西；而实际的“我”，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代词，一个实际的物，却变成了一个坚持者。
他最终还是挑战了，以抛弃自己姓名的方式。我们无需再去追寻，哪个是他。是老教授斯蒂尔曼，还是夏天姓Green冬天姓White的彼得？是作家奎恩，还是他装作的保罗·奥斯特？是作家保罗·奥斯特？还是最后莫名其妙的“我”？
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些都是“名”，而他要说的“物”已经说明白了。就是这本《玻璃之城》。你爱管他叫什么就叫什么吧，他已传达了意旨，语言便退居次位。
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中的唯一一句话便是，仅凭《玻璃之城》，他便可以永垂不朽了。然而用这么严肃的句子做结实在不是我的风格。于是在最后，我来吐两个槽。
一是，他和所有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对中国有着第三世界想象。“如果这会儿确是纽约的夜晚，那么阳光一定在其他地方闪耀着，比方说，在中国，那儿准是正午时分，稻农们正在揩拭额头上的汗水”。
二是，在本小说中，他不失时机地以不同的方式向埃德加·爱仑·坡致敬，最终，凭借着这个小说，他拿了埃德加最佳推理小说的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