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对内开放？

不仅需要继续对外开放，更要让每一处都被光明本身照耀


世界历史上不乏治理者和治理样式的更替，但更替后的结果不见得就比更替前的更好。在很多时候，不让社会变好的更大阻力往往是当初推行变革的人自己，而非别人。

比如，对于主张实现自由而负责任生活方式的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任何形式的垄断者就可能是个比怎样改变社会更加要紧的问题。

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也许常常会意识到，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或者，人最难克服的障碍是自己。

然而，自己如何击败自己这个敌人而获得胜利呢？从个人到国家，当人们在说要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尤其是治理者在说要求自己反对腐败的时候，结果可能还是自己输给了自己，而不光是由于新兴治理者的出现。

如果这样的自我矫正不能做到，就需要别的帮助。他人的意见显然是个重要的帮助，这也就不奇怪，在任何致力于建设自由而负责任社会的地方，独立的舆论和司法监督都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在治理者的自我监督一旦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社会还有其他的补救途径。

可是，独立的舆论和司法监督不是很容易就实现的。这不仅仅由于治理者难以容忍批评的声音，任何人都可能不喜欢被别人批评，更不用说治理者了。也在于，任何真正独立而公正的组织和个人都是不易出现和维续的。致力于成为独立媒体和司法监督的组织和个人也并非是能够免于腐败的地方。

在这方面，人们可能会自然地强调更加综合、长远、细致的途径来改善自己和社会环境。显然，如果等到每个人成年之后再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太晚了。这便涉及个人、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

古往今来，从事如此工作的人总是稀缺。但通过他们，一些有助于个人和社会健康成长的传统却建立起来，使得有些人和有些社会比世界的其他地方更可能走在健康生长的道路上。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这里提及加尔文，不仅因为2009年是他诞生500周年，他创办的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450周年，也由于这位法国人做出的工作被当今的公共领域广泛忽视，而即使有人说到他时，也常有误解。

随着关于加尔文的几种著述在近来的中国大陆面世，如前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院长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的《加尔文的一生：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上世纪初担任过荷兰首相的凯波尔(Abraham Kuyper)在普林斯顿所作的《加尔文主义讲座》以及美国作家凡赫尔斯玛（Thea B. Van Halsema）的《这就是加尔文》，中文读者有机会接触到从加尔文和他的同道者流传来的一种别样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没有光照的地方，就是黑暗

1509年，加尔文出生于巴黎附近一个名叫努瓦永的古城，他本来也可能跟这个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没什么关系。他在大学学习法律，是遵从父亲的意思，做律师赚钱多。他被人文主义的著作吸引，想过一种安宁的学者生活。

大约在24岁的时候，加尔文经历了精神上的突然转变。他认为自己生活在自以为是的骄傲和污秽之中，这样的状况根本不能带给他平安，他发觉只有忏悔才能获得平安，而且是在上帝面前，因为他感到靠自己并不能改变自己，是上帝的光照发现了自己的黑暗，只有在光的照耀中，黑暗才会消失，而他自己并不能产生光亮。

自从这个转变，加尔文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生活的中心不再是自己要如何，而是如何跟随上帝给他安排的一生。换言之，在加尔文那里，不再是争取自己的人权，而是委身上帝的主权，自己本来就是上帝所造，被造物为何要自以为是呢，自己和世界都不是自己所造，靠自己能做什么呢，一切不是创造主所给的吗。

这样的转变不是加尔文那里独有的，世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记录，比加尔文早一千多年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不过是其中更著名的一例。如同奥古斯丁，通过加尔文这个被改变的生命，他所在社会的诸多方面以及诸多人的生命也得到改变。

在别人看来，如此听从所谓上帝而非自己的做法可能是迷信和未受启蒙的表现，人的独立在这里丧失殆尽。然而，在奥古斯丁、加尔文这一般人，只有甘心听从上帝的主权，人才能获得不人云亦云的独立判断，因为这时人的智慧就不来自于自己也非他人，而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本身。

为何加尔文在24岁左右会有这样的变化？加尔文并没有更详细地解释。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德国人路德（Martin Luther）、瑞士人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等人参与发起的回归《圣经》的信仰改革已经开始影响欧洲人的生活。加尔文在读法律的时候已经有机会学习希伯来和希腊文阅读《圣经》原文，而且他也目睹开始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对加尔文和他的同道者，回归《圣经》不仅是阅读上的改变，而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致力于废除人为的统治和恢复上帝的治理。

千百年来，由于人为的垄断，普通的欧洲人很难看到《圣经》的原文也不允许翻译，只有官方认可的拉丁文版本才是合法的。本专栏曾提及比加尔文早几十年的英国人丁道尔对于翻译英语《圣经》做出的贡献。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也对后来的德语文化影响很大。但阅读上的自由只是第一步。被基督徒视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倒底说了些什么以及对宇宙人生的秩序做了怎样的安排和解释，当时欧洲的公众对此几乎不知所云。

加尔文在精神转变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当时人们熟悉的表达方式系统全面地总结出《圣经》的基本观念。他在不到27岁出版了《基督信仰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最初的六章版本，直到54岁逝世前他一直在扩充修改。这本书被很多同行们认为是信仰改革之后最全面阐述《圣经》本意的著作。

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仍然还是一位学者。但是就在书出版后几个月，他将迎来一生中仅次于精神转变的最大变化，而这将像他那本书一样对现代世界自由秩序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这同样是加尔文意想不到的。

因为信仰与当时法国当局不同，加尔文不得不到临近德国的自由市斯特拉斯堡寻求写作的空间。由于正值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打仗，加尔文只好绕道去瑞士日内瓦，本来只打算暂住一宿，但是一位住在那里名叫法雷尔（William Farel）的信仰改革前辈力邀加尔文留下帮助日内瓦城的革新工作。

尽管从性格和爱好上都不适合做公众事务，加尔文还是接受了法雷尔的劝说。他后来回忆，这是上帝通过法雷尔抓住了他，他别无选择。

在接下来直至去世之前，加尔文大部分的年月都在日内瓦这座后来闻名世界的城市工作生活，他和法雷尔一起还有其他的朋友们通过自己建立的信仰组织传播他们认为的生活真道。

从治理形态上，他们贯彻的原则是，最高主权既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一群领导者也非公众，而是上帝。在信仰组织内部，不再是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任命的主教作为领袖，唯一的领袖是上帝，他们按照《圣经》设立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各个职位，这些被称为同工而非领袖。

从他们之后逐渐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所谓长老会制度中，主要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长老由会众选举产生，跟负责信仰事务的牧师、负责宣讲教导信仰原理的教师或传道以及负责帮助鳏寡孤独的执事不同，长老不领受组织内部的任何薪水。19世纪英国物理化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现任韩国总统的李明博都曾经被选为所在教会的长老。

经过几十年几乎要失丧生命的努力，加尔文和他的朋友们使得日内瓦这座原本混乱的小城变为欧洲新兴文明的中心，欧洲各地的人纷纷到那里求学，像诺克斯（John Knox）这样推动苏格兰信仰革新的人就得益于在那里的学习，他称日内瓦是自上帝在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呼召使徒之后全球最好的信仰学校。

在加尔文的晚年，一所真正的大学的确创立起来，就是如今日内瓦大学的雏形。在这座仅仅两万多人的城市，三分之一是外来的难民，但就是靠着他们的捐助，大学在1559年建立，那时距离加尔文离世只有不到5年的光阴。

在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著作中，从加尔文这群人传播出来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西欧和北美得以在近代以来发展出富于创造力文明的主要精神因素。从当时的日内瓦，可以看出后来的瑞士、苏格兰、新英格兰地区甚至美国西海岸在创立新兴社区的影子。

然而，加尔文这样对世界文明有杰出贡献的人却远非完美，他参与了处死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这样在信仰上的不同见解者，这也是为何加尔文会出现在被谴责为专制者行列的主要原因，尽管他在信仰自由和良心宽容上所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加尔文的后继者曾经在塞尔维特服刑的地方树起石碑，表达忏悔。这其实表明——只是以加尔文做错和塞尔维特被杀的悲惨方式——加尔文在精神转变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没有光照的地方，就是黑暗，而人自己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光源，尽管他的很多地方在很多时候被光照到了，但只要有一处没有，那仍旧不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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