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朱家溍：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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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自出版以来，一直是畅销书。这本书的内容，确有很多是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但其中从宣统元年到民国13年溥仪出宫这一时期的章节，涉及清代历史的部分，有个别的地方，或属于作者听来的讹传，或属于作者对于历史遗留的事物有误解，也有的是注释中有错误，因而使所述失实。可能有些读者认为：这本书是回忆录，作者本人又曾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他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家里的历史还能有错吗?是的，回忆录性质的书也不排除有错误出现。如古人的自述、家传一类的书中，有时也会出现与当时史实不符的地方。例如，清朝人陈其元写的《庸闲斋笔记》，也曾经是一部很流行的书，其中叙述他家的历史，有些部分就是当时的讹传，但他也当真事写入了笔记。由于陈家的事涉及清代历史，所以孟心史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海宁陈家》的文章，举出证据来说明事实真相，以订正《庸闲斋笔记》的错误，这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我的前半生》书中涉及清代历史部分，根据我个人所见，认为有下列各条是需要订正的。
一、《我的前半生》第2页第14行（根据群众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精装本页数，以下不再列书名，只写×页×行）：
“醇贤亲王奕譞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
按：清代皇子封爵的事例，初封可以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等爵位中由皇帝决定选择任何一个，而不是“按例封为郡王”。例如，奕譞的六哥，皇六子奕第一次受封就是亲王，并未经过郡王的阶段。皇长子奕纬封的是贝勒。再往上数一数，还有很多皇子封为贝子。康熙位下皇二十三子允祁，封的是镇国公，比贝子还低一级。皇子封郡王的当然也不少，但不是“按例封为郡王”。
二、第4页第9行： “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
按：清代制度，秀女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上三旗包衣的女子中选，目的是作为宫女使用，当然进内以后也有可能成为答应、常在、贵人、嫔、妃。另一来源是从八旗官员的女子中选，目的就是预备作为贵人、嫔、妃。西太后的父亲是个道员，她属于后一个范围，所以说她没当过宫女，并且也不是怀了孕就升为贵妃的。她是咸丰元年被选中，封为贵人。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个奏折：“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由敬事房口传：奉旨，贞嫔、云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日进内……钦此。”这里提到的兰贵人，就是后来的西太后，说明她进宫时已封为贵人，没有当过宮女。又据“宗人府全宗”咸丰年修订的满文玉牒，其中一节译成汉文如下：“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其条下：“兰贵人叶赫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于咸丰六年三月生下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这时候她的名号是嫔，生子后晋封为妃，到七年才晋封为贵妃。从上述档案材料，可证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的
说法是错误的。
三、第8页第3行： “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
按：清代“议政王大臣”这个名词，在谕旨或其他文件中出现，是指“议政王”和“议政大臣”两种人物而言。恭亲王奕在同治年曾经有“议政王”的衔，对于奕诉只能说革掉了“议政王”，不能说革掉了“议政王大臣”。
四、第10页第10行：“1890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按：作者的话，是说光绪年间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包括建造石舫。实际上石舫并不是这次修颐和园时建造的，在乾隆年间建造的清漪园里就已经有石舫了。《日下旧闻考》这部书中记载着清漪园全部景致的名称，包括石舫。光绪年间修颐和园，只是在万寿山的前山和东北面以及南湖的龙王庙，将这一带原有的建筑，加以修理油饰。所增加的建筑只有园墙与德和园大戏台，此外无所增加。至于长堤以西在湖心的治镜阁，南西两面的藻鉴堂、畅观堂、影湖楼，以及万寿山后的全部建筑，则连修理油饰的工程都未动。这样，就已经花掉若干万两。这和清漪园的工程规模是无法比的，也可以说当时已不配动这样的工程了。乾隆时已经有石舫，还有文为证，《清高宗文集》中有《御制石舫记》，其中有“……余之石舫，盖筑之昆明湖中……虽无九成之规，而有一帆之概，弥近烟云之赏……”云云。
五、第15页第2行：“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下面注解的原文是：“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将自己衣库里的黄马褂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按：清代皇帝的马褂，正式名称叫作行褂，《皇朝礼器图》中的解释是“色用石青，长与坐齐，袖长及肘。”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很多幅皇帝穿着马褂骑马的画像来看，也没有穿黄马褂的。赏穿黄马褂并不是皇帝将自己衣库里的黄马褂赏给有功的臣工，因为皇帝衣库里没有黄马褂。故宫博物院现在还大量保存着原来四执事库里的冠袍带履。其中皇帝的马褂，则单、夹、皮、棉，大量俱全，除石青色之外，还有元青色（即纯黑）、红青色（即黑中含紫），只是没有黄色的马褂。清代皇帝赏给某人黄马褂，不需要真给某人一件马褂，只要在谕旨中宣布一下就行了。所谓赏穿就是准许穿的意思。不过赏的物件也可以包括制作黄马褂的材料。譬如在清代谕旨中，常见有“赏给××鼻烟壶一对、荷包一对、小刀一柄、黄江绸一卷……”黄江绸（道光以前叫作宁绸），就是做黄马褂用的。从以上所举实物、画像、文献，说明皇帝不穿黄马褂。除了被赏穿黄马褂的人员之外，还有把黄马褂当作制服穿的人。如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班长、护军统领、健锐营统领等，都是不需要经过赏赐就可以穿黄马褂的。据曾经穿过黄马褂的溥雪斋先生说，当御前差事穿的黄马褂，纽袢是石青色的，赏穿的黄马褂，纽袢是黄色的。这点小区别是文献所未载的。
关于庚子年荣禄到了西安之后的情况，还有一节当时的内幕资料，在这里补充如下：
据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先生说，他祖父在北京贤良寺（原东安市场的东面）开始议和的时候，外国人要求惩办祸首端王载漪等人，李鸿章将这个名单上奏当时还在西安的西太后，在第一次密电奏稿上把荣禄的名字也列入了。当时只有他伯父李经方是经办人，知道此事。这并不是要害荣禄，而是他祖父的一步棋，因为估计到西太后躲在西安，遇到难题就“惟李鸿章是问”，旁边再有人掣肘说风凉话，以至于可能弄得李鸿章两面受挤兑，办事棘手。用这个招数，和西安往返几次密电，装作很费了些劲才把荣禄的名字去掉。果然后来西太后很满意，荣禄也很感激，事情便好办了。
六、第18页注1：“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这样解释已经够了，原书下面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并且似是而非。
七、第20页第5行：“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按：袁世凯和庆王奕劻在很多事情上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势，这是事实。但为了达到进一步的什么目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关键问题是首先必须得到西太后的信任，而西太后绝对不可能批准袁、庆二人立载振的要求。如果说他们不考虑西太后的权力，想以武力搞政变，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袁、庆二人也没有那样愚蠢。至于说袁世凯送来一剂药，就把光绪毒死，这更是不可能。光绪虽然没有权力，但他不是白痴，他怎么肯吃袁世凯送来的药呢?这是太监们胡编设想而又以讹传讹搞出来的。
八、第23页第14行：“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
按：这位内务府的“遗少”的知识，大概比太监高明一点也有限。首先，历史事实是：康熙并没有杀鳌拜。关于对鳌拜的处理，据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谕：“……朕以其罪状昭著，将其事款命诸王大臣公同究审，俱已得实……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实录和圣训以及其他文献都记载着当时宣示过的这道谕旨。据《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康熙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鞠。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人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这里叙述了拘捕鳌拜的情况。
至于那位“遗少”所说的三条腿椅子的情节，出自《南亭笔记》，这段原文是：“康熙帝在南书房召鳌拜进讲，鳌拜人，内侍以椅之折足者令其坐，而以一内侍持其后。命赐茗，先以碗煮于水，令极热，持之炙手，砰然坠地，持椅之内侍乘其势而推之，乃仆于地。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健童悉起擒之，交部论如律。”按鳌拜有许多具体罪状，宣布出来足以定罪，用不着以三腿椅构成失仪罪。而且失仪情况即使很严重，在清朝的制度也只是行政处分，而够不上交刑部治罪。《南亭笔记》里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根据可靠史料，所谓用三条腿椅子构成失仪罪，以杀鳌拜的事都是讹传。
九、第29页第5行：“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
第30页第7行：“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
按：原书作者开始说有四位祖母，而在书中只叙述了三位祖母和她们所生的子女，遗漏了第四位祖母。这里替原书作者补充如下：醇贤亲王有三个女儿，长女次女都没到成年，这在书中已有交代，但没提到第三女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溥仪的第四位祖母所生的第三女长成出嫁。他这位祖母，在该书插图中已经出现，就是标题为“亲王之家，右起：载沣、载沣之母刘佳氏、庶母李佳氏、妻瓜尔佳氏”的那张照片中的李佳氏。她于光绪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生下一个女儿，就是醇贤亲王的第三女，于光绪三十一年奉旨指配世袭一等忠勇公松椿为妻。辛亥革命后，这位公爵夫人死于1914年（见养心殿旧藏的《星源集庆册》）。松椿是福康安之后，他的府第在沙滩。
十、第32页第3行：“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
按：清代王府长史是从三品的官，不是二品。亲王府设从三品长史一人，设散骑郎四人，散骑郎是以世职领之。长史和散骑郎是两回事。
原书注解：“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
按：这条注解也错了。长史既不是二品，也非世袭，更不是内务府派的，是由吏部和都统衙门铨选的。
十一、第54页第22行：“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作‘寸草为标’。”
按：宫中的一切物件不准丢失，这不仅是乾隆的规定，《宫中则例》所载历朝都对太监发出过这类训谕。不过，拿了几根草放在案上，考验太监的所谓“寸草为标”，又是太监们的误解和讹传了。据《乾隆御制岁朝图诗序》云：“乾清宫西暖阁，几上周虎镦一具，供木根如意，及吉祥草，草乃皇祖手植，历数十年弗敢移置，适回部贡果至，盘贮其侧，天然岁朝吉语。”这篇小序所说的吉祥草，正是案上摆的干草棍。在宫中的陈设档中，记载某些宫殿里的若干陈设中有“吉祥草瓶”，除了乾清官、养心殿，其他个别地方也有过这样的记载。
十二、第60页第2行：“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里，慷慨激昂地说……”下面注释：“上书房是皇帝念书的地方，在乾清官左边。”
按：上书房自设立以来，一直是皇子念书的地方，是皇帝给儿子们设的家塾，从来不是皇帝念书的地方。清代，当皇帝年幼时登极，由老师教导以小学生方式念书的，只有康熙、同治、光绪、宣统。前面二人念书的地方都在弘德殿，后面二人都在毓庆宫，在南海是补桐书屋。
十三、第72页第17行：“功臣黄带”。
按：这是从《宫中则例》书上各项属于太监们的职掌中录下来的，这一项指的是交泰殿首领太监应管的事物之一，即收贮在交泰殿的“勋臣黄册”，“勋臣”改作功臣还可以过得去，“黄册”错成“黄带”，就讲不通了。
十四、第73页第2行：“三品花翎都领侍，是各处太监的最高首领，统管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
按：这里所说的“都领侍”，全称是“宫殿监都领侍”，口头上称为“敬事房总管”。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设立敬事房，属总管内务府管辖，置总管、副总管，专管宫内一切事务，奉行谕旨，及承行总管内务府各衙门一切文移。凡事俱照《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敬谨奉行。”在清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这部官书每隔若干年就重新修订一次，以符合当时的要求。这部书中把敬事房总管太监所辖之处，清楚地开列出来，每一处都有首领太监。各个年代不同的则例，处的数目也略有增减，但总在七十处左右。从光绪年最后一次修订的《宫中现行则例》来看，宫中太监分布在六十九处。宣统三年以后，实际裁减掉五处，应还有六十四处，何以会出现“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的话呢?也许有人解释为溥仪出宫前又裁减到四十八处。这样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溥仪从原书第72页第二段开始，一直是在叙述从前的太监系统，当然指的是历史状况了。作者在原书第54页第13行中还有一句“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对于有多少处，什么地方算一处，是不了解的，因为根据《宫中现行则例》，如意馆不列为一处。所以作者这个“四十八处”的概念还是听太监们瞎说的。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太监说过“四十八处”的话，并且问过住在鼓楼后崇恩观的太监耿进喜：“四十八处都是什么?”可是他说了几处之后就说不出来了。他是辛亥以后出宫的，原是宁寿宫的太监。我曾按照《宫中现行则例》开列的处，一个一个将宫殿或门的名称向他提出，他一一确认有这些处。当我数到六十多处时，他笑了。他说：“我们当差的各管自己的事，谁知道别人的哪儿算一处?哪儿不算一处呢?人都那么说嘛，唱戏不是也有四十八处都总管老陈琳吗?”这时，我恍然大悟，可能太监们这个“四十八处”的概念都是来源于“老陈琳”。这也是很自然的，戏曲和评书描写的“老陈琳”这个忠诚正直的四十八处都总管太监，所以在宫中产生这样一个讹传。大概除宫殿监都领侍知道多少处之外，别的太监都说不清，所以都相信“四十八处”之说了。
十五、第77页第19行：“太监们为了取得额外收入，有许多办法。戏曲和小说里描写过，光绪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的总管太监，否则李莲英就会刁难他，请安时不给他通报，其实这是不会有的。至于太监敲大臣竹杠，我倒听了不少。据说同治结婚时，内务府打点各处太监，漏掉了一处，到了喜日这天，这处的太监便找了内务府的堂郎中来，说殿上一块玻璃裂了一条纹……这位司员吓得魂不附体，大喜日子出这种破像，叫西太后知道必定不得了。这时太监说了，不用找工匠，他可以悄悄想办法去换一块。内务府的人明白这是敲竹杠，可是没办法，只好送上一笔银子。银子一到，玻璃也换好了。其实玻璃并没有裂，那条纹不过是贴上的一根头发。”
按：太监常常敲竹杠要钱，这是事实，但上述情节是不会有的。从内务府的档案，可以知道凡是宫中某一座殿有工程，虽然是很小的事，譬如裱糊窗户或换玻璃一类的事，都需由这一宫的首领太监回过总管，由总管奏过。然后向内务府大臣传旨，由内务府大臣奏过，拟于某日某时带领匠人几名进内，某时退出等。经过这一套程序，然后到动工这一天由内务府带匠进内施工。等完工时，由内务府人员会同总管太监和本宫首领太监，眼同点收。譬如以换一块玻璃而言，这块玻璃已经换好，眼同点收以后，如果玻璃再出现裂纹，那就是本宫首领太监的责任，已经不具备讹诈的条件了。凡是带匠人进内，在验收之前，太监可以挑剔质量不好，敲竹杠要钱。如果说已经到了喜日，势必早已验收完毕，内务府已经脱卸责任了，太监怎么还能敲竹杠呢?
这一类故神其说的故事还很多。例如，中央文史馆的馆员衡永先生，从前当过乾清门侍卫，他经历过许多具体的事，有些当然属于第一手的资料，但也有这类的故事，显然他也是听来的。他说：“光绪大婚时，造办处制作一对紫檀顶竖柜，估工料的呈文送到堂上。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文十三爷一看就说：你们这胆子太小了，这一万多银子，够谁分的?说着拿起笔来在一字上添了一竖，就成了十万了。”
按：内务府浮支冒领，以少报多，大家分肥，这是事实。譬如说制作这一对紫檀柜，当然也肯定要从上到下贪污。但数目不一定是一万变十万，可能比十万还要多，也许不足十万。即使如所说将一万多改成十万多，也要重新开列工料项目单价，再办稿呈堂，绝不是一横添一竖就能行的事情。因为清代的公文不论是稿，还是正件，所有数目字都是大写，“一”都要写成“壹”，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件事也是以讹传讹的故神其说。
十六、第86页第23行： “……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第101页第26行：“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
按：这两则引文中的一些描写，可能是文字整理者的文学加工，为使这位重要人物的形象生动些，就按照一般老头儿兼文人的模样加以描绘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人物原来具有的形象。当时那些照旧进内当差的遗老，如陈宝琛、绍英、宝熙等，都是在辛亥以前多年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已养成习惯。虽然退位的皇帝溥仪已经无权，他们觉得仍应照旧遵守礼仪，才能表示出他们是地道的遗老，何况他们也有这种“臣瘾”。因此，这里描写的陈师傅在毓庆宫里戴着眼镜、拈须而笑、摇头晃脑等举动，都不可能发生，当时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是晚辈在长辈的面前也都是不可能的。何况陈师傅是在皇帝面前，怎么会如此放肆呢?该书在第199页第19行：“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这一段叙述才是合乎当时情况的。如果说陈师傅在授读时戴眼镜，那还有可能。可是，第101页这段关于眼镜的描写，已是复辟的时候。在第103页第2行：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既然念书停了，就不是在授读的时候，而是在奏对的时候戴眼镜，这是不可能的。至于“白胡子团儿”，也不符合实际，1927年前后几年，陈家还住在西单的灵济宫（即现在灵境胡同）路北宅院中，那时，这位陈师傅还仅是花白须，并且不多。这时距离复辟时期已经十多年了，如何能够十多年前反而有白胡子成团的形象呢?
以上是就这本书的第一至第三章里存在的个别问题，提出我个人的见解。至于第四章以后，大部分是叙述在天津、东北和战犯管理所等处的情况，都无关清代历史，我也就没有发言权了。
关于《我的前半生》书中涉及清代历史部分，根据我个人所见，认为有下列各条是需要订正的。
一、《我的前半生》第2页第14行（根据群众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精装本页数，以下不再列书名，只写×页×行）：
“醇贤亲王奕譞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因咸丰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
按：清代皇子封爵的事例，初封可以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等爵位中由皇帝决定选择任何一个，而不是“按例封为郡王”。例如，奕譞的六哥，皇六子奕第一次受封就是亲王，并未经过郡王的阶段。皇长子奕纬封的是贝勒。再往上数一数，还有很多皇子封为贝子。康熙位下皇二十三子允祁，封的是镇国公，比贝子还低一级。皇子封郡王的当然也不少，但不是“按例封为郡王”。
二、第4页第9行： “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
按：清代制度，秀女有两个来源：一是从上三旗包衣的女子中选，目的是作为宫女使用，当然进内以后也有可能成为答应、常在、贵人、嫔、妃。另一来源是从八旗官员的女子中选，目的就是预备作为贵人、嫔、妃。西太后的父亲是个道员，她属于后一个范围，所以说她没当过宫女，并且也不是怀了孕就升为贵妃的。她是咸丰元年被选中，封为贵人。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一个奏折：“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由敬事房口传：奉旨，贞嫔、云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著于五月初九日进内……钦此。”这里提到的兰贵人，就是后来的西太后，说明她进宫时已封为贵人，没有当过宮女。又据“宗人府全宗”咸丰年修订的满文玉牒，其中一节译成汉文如下：“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其条下：“兰贵人叶赫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于咸丰六年三月生下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这时候她的名号是嫔，生子后晋封为妃，到七年才晋封为贵妃。从上述档案材料，可证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升为贵妃”的
说法是错误的。
三、第8页第3行： “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大臣……”
按：清代“议政王大臣”这个名词，在谕旨或其他文件中出现，是指“议政王”和“议政大臣”两种人物而言。恭亲王奕在同治年曾经有“议政王”的衔，对于奕诉只能说革掉了“议政王”，不能说革掉了“议政王大臣”。
四、第10页第10行：“1890年颐和园完工，他也与世长辞了。四年后，他手创的所谓海军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没有再剩下什么了。”
按：作者的话，是说光绪年间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包括建造石舫。实际上石舫并不是这次修颐和园时建造的，在乾隆年间建造的清漪园里就已经有石舫了。《日下旧闻考》这部书中记载着清漪园全部景致的名称，包括石舫。光绪年间修颐和园，只是在万寿山的前山和东北面以及南湖的龙王庙，将这一带原有的建筑，加以修理油饰。所增加的建筑只有园墙与德和园大戏台，此外无所增加。至于长堤以西在湖心的治镜阁，南西两面的藻鉴堂、畅观堂、影湖楼，以及万寿山后的全部建筑，则连修理油饰的工程都未动。这样，就已经花掉若干万两。这和清漪园的工程规模是无法比的，也可以说当时已不配动这样的工程了。乾隆时已经有石舫，还有文为证，《清高宗文集》中有《御制石舫记》，其中有“……余之石舫，盖筑之昆明湖中……虽无九成之规，而有一帆之概，弥近烟云之赏……”云云。
五、第15页第2行：“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下面注解的原文是：“黄马褂是皇帝骑马时穿的黄色外衣，‘赏穿黄马褂’是清朝皇帝将自己衣库里的黄马褂赏给有功的臣工的特殊‘恩典’之一。”
按：清代皇帝的马褂，正式名称叫作行褂，《皇朝礼器图》中的解释是“色用石青，长与坐齐，袖长及肘。”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很多幅皇帝穿着马褂骑马的画像来看，也没有穿黄马褂的。赏穿黄马褂并不是皇帝将自己衣库里的黄马褂赏给有功的臣工，因为皇帝衣库里没有黄马褂。故宫博物院现在还大量保存着原来四执事库里的冠袍带履。其中皇帝的马褂，则单、夹、皮、棉，大量俱全，除石青色之外，还有元青色（即纯黑）、红青色（即黑中含紫），只是没有黄色的马褂。清代皇帝赏给某人黄马褂，不需要真给某人一件马褂，只要在谕旨中宣布一下就行了。所谓赏穿就是准许穿的意思。不过赏的物件也可以包括制作黄马褂的材料。譬如在清代谕旨中，常见有“赏给××鼻烟壶一对、荷包一对、小刀一柄、黄江绸一卷……”黄江绸（道光以前叫作宁绸），就是做黄马褂用的。从以上所举实物、画像、文献，说明皇帝不穿黄马褂。除了被赏穿黄马褂的人员之外，还有把黄马褂当作制服穿的人。如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班长、护军统领、健锐营统领等，都是不需要经过赏赐就可以穿黄马褂的。据曾经穿过黄马褂的溥雪斋先生说，当御前差事穿的黄马褂，纽袢是石青色的，赏穿的黄马褂，纽袢是黄色的。这点小区别是文献所未载的。
关于庚子年荣禄到了西安之后的情况，还有一节当时的内幕资料，在这里补充如下：
据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先生说，他祖父在北京贤良寺（原东安市场的东面）开始议和的时候，外国人要求惩办祸首端王载漪等人，李鸿章将这个名单上奏当时还在西安的西太后，在第一次密电奏稿上把荣禄的名字也列入了。当时只有他伯父李经方是经办人，知道此事。这并不是要害荣禄，而是他祖父的一步棋，因为估计到西太后躲在西安，遇到难题就“惟李鸿章是问”，旁边再有人掣肘说风凉话，以至于可能弄得李鸿章两面受挤兑，办事棘手。用这个招数，和西安往返几次密电，装作很费了些劲才把荣禄的名字去掉。果然后来西太后很满意，荣禄也很感激，事情便好办了。
六、第18页注1：“格格是清代皇族女儿的统一称呼”，这样解释已经够了，原书下面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并且似是而非。
七、第20页第5行：“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按：袁世凯和庆王奕劻在很多事情上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以巩固自己的权势，这是事实。但为了达到进一步的什么目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关键问题是首先必须得到西太后的信任，而西太后绝对不可能批准袁、庆二人立载振的要求。如果说他们不考虑西太后的权力，想以武力搞政变，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袁、庆二人也没有那样愚蠢。至于说袁世凯送来一剂药，就把光绪毒死，这更是不可能。光绪虽然没有权力，但他不是白痴，他怎么肯吃袁世凯送来的药呢?这是太监们胡编设想而又以讹传讹搞出来的。
八、第23页第14行：“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
按：这位内务府的“遗少”的知识，大概比太监高明一点也有限。首先，历史事实是：康熙并没有杀鳌拜。关于对鳌拜的处理，据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谕：“……朕以其罪状昭著，将其事款命诸王大臣公同究审，俱已得实……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实录和圣训以及其他文献都记载着当时宣示过的这道谕旨。据《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康熙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鞠。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人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这里叙述了拘捕鳌拜的情况。
至于那位“遗少”所说的三条腿椅子的情节，出自《南亭笔记》，这段原文是：“康熙帝在南书房召鳌拜进讲，鳌拜人，内侍以椅之折足者令其坐，而以一内侍持其后。命赐茗，先以碗煮于水，令极热，持之炙手，砰然坠地，持椅之内侍乘其势而推之，乃仆于地。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健童悉起擒之，交部论如律。”按鳌拜有许多具体罪状，宣布出来足以定罪，用不着以三腿椅构成失仪罪。而且失仪情况即使很严重，在清朝的制度也只是行政处分，而够不上交刑部治罪。《南亭笔记》里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根据可靠史料，所谓用三条腿椅子构成失仪罪，以杀鳌拜的事都是讹传。
九、第29页第5行：“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
第30页第7行：“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
按：原书作者开始说有四位祖母，而在书中只叙述了三位祖母和她们所生的子女，遗漏了第四位祖母。这里替原书作者补充如下：醇贤亲王有三个女儿，长女次女都没到成年，这在书中已有交代，但没提到第三女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溥仪的第四位祖母所生的第三女长成出嫁。他这位祖母，在该书插图中已经出现，就是标题为“亲王之家，右起：载沣、载沣之母刘佳氏、庶母李佳氏、妻瓜尔佳氏”的那张照片中的李佳氏。她于光绪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生下一个女儿，就是醇贤亲王的第三女，于光绪三十一年奉旨指配世袭一等忠勇公松椿为妻。辛亥革命后，这位公爵夫人死于1914年（见养心殿旧藏的《星源集庆册》）。松椿是福康安之后，他的府第在沙滩。
十、第32页第3行：“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
按：清代王府长史是从三品的官，不是二品。亲王府设从三品长史一人，设散骑郎四人，散骑郎是以世职领之。长史和散骑郎是两回事。
原书注解：“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
按：这条注解也错了。长史既不是二品，也非世袭，更不是内务府派的，是由吏部和都统衙门铨选的。
十一、第54页第22行：“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作‘寸草为标’。”
按：宫中的一切物件不准丢失，这不仅是乾隆的规定，《宫中则例》所载历朝都对太监发出过这类训谕。不过，拿了几根草放在案上，考验太监的所谓“寸草为标”，又是太监们的误解和讹传了。据《乾隆御制岁朝图诗序》云：“乾清宫西暖阁，几上周虎镦一具，供木根如意，及吉祥草，草乃皇祖手植，历数十年弗敢移置，适回部贡果至，盘贮其侧，天然岁朝吉语。”这篇小序所说的吉祥草，正是案上摆的干草棍。在宫中的陈设档中，记载某些宫殿里的若干陈设中有“吉祥草瓶”，除了乾清官、养心殿，其他个别地方也有过这样的记载。
十二、第60页第2行：“我听到了这消息，便把他们叫到上书房里，慷慨激昂地说……”下面注释：“上书房是皇帝念书的地方，在乾清官左边。”
按：上书房自设立以来，一直是皇子念书的地方，是皇帝给儿子们设的家塾，从来不是皇帝念书的地方。清代，当皇帝年幼时登极，由老师教导以小学生方式念书的，只有康熙、同治、光绪、宣统。前面二人念书的地方都在弘德殿，后面二人都在毓庆宫，在南海是补桐书屋。
十三、第72页第17行：“功臣黄带”。
按：这是从《宫中则例》书上各项属于太监们的职掌中录下来的，这一项指的是交泰殿首领太监应管的事物之一，即收贮在交泰殿的“勋臣黄册”，“勋臣”改作功臣还可以过得去，“黄册”错成“黄带”，就讲不通了。
十四、第73页第2行：“三品花翎都领侍，是各处太监的最高首领，统管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
按：这里所说的“都领侍”，全称是“宫殿监都领侍”，口头上称为“敬事房总管”。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设立敬事房，属总管内务府管辖，置总管、副总管，专管宫内一切事务，奉行谕旨，及承行总管内务府各衙门一切文移。凡事俱照《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敬谨奉行。”在清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这部官书每隔若干年就重新修订一次，以符合当时的要求。这部书中把敬事房总管太监所辖之处，清楚地开列出来，每一处都有首领太监。各个年代不同的则例，处的数目也略有增减，但总在七十处左右。从光绪年最后一次修订的《宫中现行则例》来看，宫中太监分布在六十九处。宣统三年以后，实际裁减掉五处，应还有六十四处，何以会出现“宫内四十八处的太监”的话呢?也许有人解释为溥仪出宫前又裁减到四十八处。这样解释是不对的。因为溥仪从原书第72页第二段开始，一直是在叙述从前的太监系统，当然指的是历史状况了。作者在原书第54页第13行中还有一句“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对于有多少处，什么地方算一处，是不了解的，因为根据《宫中现行则例》，如意馆不列为一处。所以作者这个“四十八处”的概念还是听太监们瞎说的。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太监说过“四十八处”的话，并且问过住在鼓楼后崇恩观的太监耿进喜：“四十八处都是什么?”可是他说了几处之后就说不出来了。他是辛亥以后出宫的，原是宁寿宫的太监。我曾按照《宫中现行则例》开列的处，一个一个将宫殿或门的名称向他提出，他一一确认有这些处。当我数到六十多处时，他笑了。他说：“我们当差的各管自己的事，谁知道别人的哪儿算一处?哪儿不算一处呢?人都那么说嘛，唱戏不是也有四十八处都总管老陈琳吗?”这时，我恍然大悟，可能太监们这个“四十八处”的概念都是来源于“老陈琳”。这也是很自然的，戏曲和评书描写的“老陈琳”这个忠诚正直的四十八处都总管太监，所以在宫中产生这样一个讹传。大概除宫殿监都领侍知道多少处之外，别的太监都说不清，所以都相信“四十八处”之说了。
十五、第77页第19行：“太监们为了取得额外收入，有许多办法。戏曲和小说里描写过，光绪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的总管太监，否则李莲英就会刁难他，请安时不给他通报，其实这是不会有的。至于太监敲大臣竹杠，我倒听了不少。据说同治结婚时，内务府打点各处太监，漏掉了一处，到了喜日这天，这处的太监便找了内务府的堂郎中来，说殿上一块玻璃裂了一条纹……这位司员吓得魂不附体，大喜日子出这种破像，叫西太后知道必定不得了。这时太监说了，不用找工匠，他可以悄悄想办法去换一块。内务府的人明白这是敲竹杠，可是没办法，只好送上一笔银子。银子一到，玻璃也换好了。其实玻璃并没有裂，那条纹不过是贴上的一根头发。”
按：太监常常敲竹杠要钱，这是事实，但上述情节是不会有的。从内务府的档案，可以知道凡是宫中某一座殿有工程，虽然是很小的事，譬如裱糊窗户或换玻璃一类的事，都需由这一宫的首领太监回过总管，由总管奏过。然后向内务府大臣传旨，由内务府大臣奏过，拟于某日某时带领匠人几名进内，某时退出等。经过这一套程序，然后到动工这一天由内务府带匠进内施工。等完工时，由内务府人员会同总管太监和本宫首领太监，眼同点收。譬如以换一块玻璃而言，这块玻璃已经换好，眼同点收以后，如果玻璃再出现裂纹，那就是本宫首领太监的责任，已经不具备讹诈的条件了。凡是带匠人进内，在验收之前，太监可以挑剔质量不好，敲竹杠要钱。如果说已经到了喜日，势必早已验收完毕，内务府已经脱卸责任了，太监怎么还能敲竹杠呢?
这一类故神其说的故事还很多。例如，中央文史馆的馆员衡永先生，从前当过乾清门侍卫，他经历过许多具体的事，有些当然属于第一手的资料，但也有这类的故事，显然他也是听来的。他说：“光绪大婚时，造办处制作一对紫檀顶竖柜，估工料的呈文送到堂上。当时的内务府大臣文十三爷一看就说：你们这胆子太小了，这一万多银子，够谁分的?说着拿起笔来在一字上添了一竖，就成了十万了。”
按：内务府浮支冒领，以少报多，大家分肥，这是事实。譬如说制作这一对紫檀柜，当然也肯定要从上到下贪污。但数目不一定是一万变十万，可能比十万还要多，也许不足十万。即使如所说将一万多改成十万多，也要重新开列工料项目单价，再办稿呈堂，绝不是一横添一竖就能行的事情。因为清代的公文不论是稿，还是正件，所有数目字都是大写，“一”都要写成“壹”，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件事也是以讹传讹的故神其说。
十六、第86页第23行： “……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第101页第26行：“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
按：这两则引文中的一些描写，可能是文字整理者的文学加工，为使这位重要人物的形象生动些，就按照一般老头儿兼文人的模样加以描绘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人物原来具有的形象。当时那些照旧进内当差的遗老，如陈宝琛、绍英、宝熙等，都是在辛亥以前多年对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已养成习惯。虽然退位的皇帝溥仪已经无权，他们觉得仍应照旧遵守礼仪，才能表示出他们是地道的遗老，何况他们也有这种“臣瘾”。因此，这里描写的陈师傅在毓庆宫里戴着眼镜、拈须而笑、摇头晃脑等举动，都不可能发生，当时即使是平常人，如果是晚辈在长辈的面前也都是不可能的。何况陈师傅是在皇帝面前，怎么会如此放肆呢?该书在第199页第19行：“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这一段叙述才是合乎当时情况的。如果说陈师傅在授读时戴眼镜，那还有可能。可是，第101页这段关于眼镜的描写，已是复辟的时候。在第103页第2行：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既然念书停了，就不是在授读的时候，而是在奏对的时候戴眼镜，这是不可能的。至于“白胡子团儿”，也不符合实际，1927年前后几年，陈家还住在西单的灵济宫（即现在灵境胡同）路北宅院中，那时，这位陈师傅还仅是花白须，并且不多。这时距离复辟时期已经十多年了，如何能够十多年前反而有白胡子成团的形象呢?
以上是就这本书的第一至第三章里存在的个别问题，提出我个人的见解。至于第四章以后，大部分是叙述在天津、东北和战犯管理所等处的情况，都无关清代历史，我也就没有发言权了。
